张海荣：继承雷锋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张海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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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期为何仍要弘扬雷锋精神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命题。在雷锋（1940年—1962年）牺牲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重谈雷锋精神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雷锋有句名言，“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活得更美好。”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做起来相当难，而雷锋用短短22年的时间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对于有些人不负责任的调侃或诬蔑，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还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决不能对雷锋坚定的信仰信念有任何质疑。

2017年3月播出的一期《朗读者》节目，介绍了清华大学已故退休教授赵家和燃尽自己、烛照世界的感人事迹。赵家和先生那一代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们的价值选择带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是真正与雷锋精神的时代意蕴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

雷锋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慎独精神在雷锋的身上得到了更深的诠释。今天，我们重谈雷锋精神，就一定要谈人的精神命脉，同时还要结合现实问题来思考。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深刻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直接用“人心”二字概括，可能大家更好理解。我经常在课堂上问学生，人与人之间最深的沟壑是什么？结合我们自己的体悟，发现思想、思维的结晶是最深刻、最顽固、最不易察觉、最难以纠正的。由此回应刚才那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最深的沟壑就是价值观，与你距离最远的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体现为思维定式，而人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思维定式，是因为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换言之，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

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从90年代至今，社会价值观分化，人们的价值选择日趋多元，使得人心凝聚的问题异常凸显。我们来看，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中“郝建”说过一句话：“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后来，主持人朱军又强调说，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这句话就是该小品的核心点题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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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心理。比如，心浮气躁。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难免会有躁动情绪。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深有体会。还有，怨恨不满、失衡偏激。人的目标、想法、愿望一旦没有实现，就容易产生抱怨，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化解，就可能转变成社会戾气，即使是5%的可能性，也会带来极大的杀伤力。2009年大兴一家六口遭灭门，2015年山西一村支书枪杀4名村民，前些年发生的幼儿园袭童事件……类似路口相遇、话不投机、大打出手、酿成命案，这些都是社会戾气的表现。再有就是空虚迷惘。现在的很多学生动不动就说“没意思”。的确，他们在面对过大的学习压力时特别容易产生这种负面情绪。

透过这些不良社会心理，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真的需要一种精神关怀。《三联生活周刊》曾刊文《为什么中国专家不研究穿山甲？因为，早被吃没了》大家知道，穿山甲这种动物原来在中国并不少见，但现在却因个别人的口腹之欲而濒临灭绝，有些人为了吃它，甚至不惜从国外走私，结果被国内海关查扣。在这里仅举穿山甲这一个例子，而这样的社会问题还有很多。现在，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兜里也越来越有钱，而对于“钱”的意识也越来越浓，一切向钱看，渐渐失去了底线。为了一套房子，一家人反目成仇；有的小孩见父母要二胎，便张口要家产……这样的事例已不鲜见。我们不禁叩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关怀我们民族的精神。

对于思想这块阵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不错。如果我们没有定力，心里有一丝动摇，那些不良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比如，不当信教。人需要精神信仰，也可以信教，而痴迷邪教就绝对是不当信教，危害巨大。像2014年在山东招远发生的“全能神”邪教杀人案，就是一个典型。还有迷信，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竟因此而被没什么文化的人骗走几百万。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关乎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更反映出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们从一位历史人物的经历来感受他的家国情怀。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于1918年，他60岁生日前夕，在北京的净业湖（今积水潭），投水自尽。他的自杀不是因为家庭和贫穷，而是出于浓浓的家国情怀。

梁济出生于1858年的清朝末年，27岁考中举人，40岁当官，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就到民政部供职，月薪涨了40块大洋。对此，梁济先生并不开心，一再向政府请辞。他认为，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有很多烂摊子要收拾，需要大量的钱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先将本不充裕的资金用在民生上，而不是用来给官员涨工资。紧接着，1915年新文化运动，倡导思想是民主与科学（旧称“德先生”与“赛先生”）。当时，陈独秀曾大声疾呼：“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称帝， 仅83天便被迫退位。此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时期，梁济看到了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看到了战乱，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并由此越来越不开心。1918年11月7日，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梁济先生投湖自尽。

梁济先生留下了遗书，就是现在已经编印出版的《桂林梁先生遗书》。今天的学者根据他的遗书，分析他的心路历程，夺量出他对那段历史的思考。他的观点，一是亡国不可惜，就怕优良中华文化亡天下；二是科技或许可以救国救世，但救不了人心。从第二句话我们看出，当时梁济先生已经明白，尽管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有可能改变中国，但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土壤，这就是科技或许可以救国救世，但救不了人心。这里直接点出“人心”二字。

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关乎的是当下，那么在这里我要谈的就是“人心”。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在2012年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不用管理，而用治理。但无论是人心管理还是人心治理，都是一个自我濡养、自我反思的过程，与我们的价值观息息相关。要知道，人心就是由我们的价值取舍构成的。所以，价值观一点都不空。

 

二、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和时代变迁

每个人做每件事都是源于价值选择。比如，我之所以选择做老师，是因为我认为做老师对我个人各个方面发展都更有意义，而这个更有意义的选择就是由我的价值观来支撑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使用的是所有人一致认同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比如说，友善、家和、诚信、公正……这些都是我们所希望的，对于社会凝聚来说也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越趋同，社会越稳定，大家越双赢。

我们来看，科学是求真，但真不能代表善和美。善和美是人文科学的研究范畴，探讨的是关于意义的问题。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会思考。进一步说，人的思考通常是如何做出更有意义的价值选择。这一价值选择取决于人的良知和信仰，而良知和信仰真正能够夯实的关键就在于人的价值判断。因此，价值观是最后决定的声音。2005年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其实这也回应了我刚刚讲的背景。1990年以来，社会价值观日趋分化、多元。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倡导社会要凝聚、要和谐。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需要核心价值观。可见，核心价值观承载的是人心凝聚，体现的是一个精气神的问题。

回溯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社会样态都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超稳定社会结构。可以说，这2000多年间中国变的是王朝，不变的是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稳定社会作用的价值观有儒家、墨家、法家等。而其中，儒家就是核心价值观，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儒家所倡导的，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二是仁义礼智信。我就剖析一个字，礼。中华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德。而这个礼，不仅是指教养，更指的是规约、是秩序。尤其是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就是靠规约来维系的。礼，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到了民国时期，一些西方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引入中国。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就是想借助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不仅如此，当时还倡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上台后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其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四维八德。拿中山装来说，它承载了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蕴含了很多当时的价值元素。比如，中山装上的五颗扣子代表“五权宪法”，四个衣兜寓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袖口上的三粒袖扣代表三民主义，后背不分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那么，国民党为什么最后还是失去了政权，其革命效率为什么一直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国民党特别想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政权当中，但没能融合好。因为这一传统文化与其革命所要求的效率问题，没能很好的统一起来。正如孙中山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始终坚持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入政权当中，先是借鉴西方的价值观搞“军政、训政、宪政”，后又学苏联那套来加强国民党政权的凝聚力，以期解决革命效率问题，但都没成功，这也说明传统文化与其政权一直不自洽。民国时期，国民党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纠结，也就是想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融入政权当中，但因当时的环境所限而没有时间从容地进行这样一个融合。这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本意上的失败。

后来，有些人分析探讨了蒋介石的价值观、文化观，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位蒋介石的同乡，在与我交谈中曾说，一个革命政党的领袖必须得有很强的精神号召，尤其是在维系国家民族命脉的时候必须要有强势的一面，但蒋介石是该决断的时候却总优柔寡断。这主要因为：一是他所尊崇的王阳明心学没能使他修身养心，反倒让他更加保守；二是信奉基督教的他，没有统一的价值理念。正是这两个原因，影响了蒋介石的价值判断，使他无法凌厉地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因此，我们说文化真的特别重要，它关系到人的精神命脉，体现的是精气神的问题。

 

再看，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今天，对改革开放前的看法有两种论调，一种是极为赞同，一种是完全否定。那么，如何看待这两个极端？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分析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要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当然，仅有武装斗争还不行，我们还要凝聚人心。在凝聚中，要讲求重义轻利，不能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崇高的信仰。我们看，这与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又不完全一样。就是靠信仰，我们解决了革命效率的问题，并最终取得了政权。所以说，那个年代的核心价值观，真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而是凝结了毛泽东等人的经验与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联系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来客观看待。从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我们要想真正站起来、永远屹立不倒，还有一段很艰难的路要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我国要发展经济，就不能仅依靠苏联，主要还得靠自己。于是，我们大力发展重工业，开始大炼钢铁。大家知道，重工业是个高投入、高耗能的产业。但当时，我国没有那么多钱，只有100多亿元的家底，如何在养活几亿人的同时搞生产建设？这就需要实行一套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这套体制机制四环相扣。第一环，计划经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是最为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环，户籍管控。通过加强户籍管控，限制城乡人口流动量，可以保证计划经济实施成效。第三环，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时代有句话叫，“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建立了宣传员制度，从中央一竿子插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各级党组织中都有很多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那时候，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一些基层干部就到农村给他们开炕头会、老头会、老婆会，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动员他们支援抗美援朝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有人曾感慨，我们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厉害得就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一般。第四环，阶级斗争整肃。对“地富反坏右”五个阶层进行阶级整肃。就当时而言，这一整套体制机制确实是最有效率的。在“计划经济—户籍管控—柔性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整肃”这一整套体制机制下，我国社会在近30年间得到了高效发展。

有一个词叫“工占农利”，简单来说就是工业占农业的利益。但是这体现了当时的核心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5亿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保障了“工占农利”的顺利实施，为我国工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这时期，农民生产不仅没有工资，而且还要义务修建水利、桥梁等基础设施，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建设资金。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个“五年计划”就节省了539亿资金。这样的资源整合必须靠体制机制，而这体制机制背后体现的就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的崇高信仰，而这个信仰决对不空。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真的不要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待那一代人的信仰。有句话叫，带着温情和敬意回顾传统文化，我们对待历史和现实也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社会价值观念渐趋分化、多元，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基于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内容包含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要有家国情怀。我们的一言一行就代表着中国，要有中国人的尊严。这就是家国情怀，就是爱国。而一个不爱国的人，是没有尊严可谈的，也势必会被国外的人瞧不起。

下面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商工文明之后，其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理念也就因此出现。而这六个字，就是西方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西方社会市场经济，追逐利益，讲求利润和效率。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被人的劣根性所制约。西方有一种“经济人假设”，就是说所有人都是亲利的。那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转、商品正常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就要规避人性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就要制约不当亲利。靠什么？西方的契约、法律。这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要像鸟之双翼、人之双臂一样达到一种平衡，还需要一种内在的东西——基督教。全世界70多亿人中大约有20亿人信基督教。辩证客观地看，宗教对约束人的行为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我在国外一所教堂游览时发现，无论老人和小孩都双眼含泪，在圣母玛利亚像前排队点着白蜡烛，这是在忏悔。基督教就是一种忏悔文化，倡导人们通过忏悔来净化心灵。

回过头再看，改革开放前后的核心价值观。刚才讲到，毛泽东时代，在一整套体制机制下，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政治信仰。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信仰在社会变革中似乎产生了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泥沙而来，有人困惑，甚至有人选择一切向钱看。怎么办？相比西方社会，我们也有法律和契约，且在不断完善，而内在的、关乎心灵的呢？我们也有，但却是一个软肋。正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价值多元化，使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日益弱化。这就是我们今天重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抓手

今天，党中央号召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其实就是一个培育的过程，也就是我所说的濡养人心。“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就是要以文化育，讲究春风化雨，慢慢浸润，而不能追求功利和速成。人的内心十分丰富，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不易改变。所以，在培育和践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引领者、倡导者要认真思考用怎样的话语，如何理性引导，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慢慢浸润的效果。

这其中涉及与我们传统价值观如何对接好的问题。比如说，小孩在启蒙教育阶段学习的《三字经》《弟子规》等。这些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规约，暗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使小孩在成长中懂规矩，有教养。但是，不要为了某些功利性的东西，让小孩学习这些传统文化，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并不好。再有，涉及与西方价值观在融合中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课题，既纠结又复杂。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妄图“和平演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一定要理性看待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一些不当演绎，要借鉴、吸收好的东西，同时也要规避不当演绎或不好的东西。另外，还涉及与宗教信仰形成良性互动的问题。对于上述这些大课题，都是需要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静下心来，认真去思考和研究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当今国人对传统文化有不同的认知。那么，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西方有罪感文化，而中国有耻感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倡导慎独内省、行已有耻、崇尚操守，并由此形成一种机制。

传统文化也是有机制的。《唐律疏义》中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 必行其罪。”在古代，工匠被要求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官员监管，如果产品质量不合格，就要面临处罚和治罪。比如，修建明长城时，工匠把名字刻在哪几块砖上，就要对哪几块砖的质量负责。今天，我们倡导的工匠精神就是由这一机制发展演绎而来，强调的是精益求精、严谨负责的态度。

 

我们对传统文化要心存敬畏，不能过于功利。我们现在什么都讲有用，然而往往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需要不断创新。我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有的研究生在研究、学习中缺乏独立思考，没有开拓创新。要知道，国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是不能跟导师研究同一课题的，他们要在导师的引导下有所创新，才能完成课题，顺利毕业。同样，1929年的民国教育界也存在这样一个粗疏不耐苦的问题，与当今的程度不同，但本质相近。

我们看这句话，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迷”则有之，“信”则未必。与西方终极关怀式的宗教信仰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其世俗理性的一面。比如，高考生的家长到寺庙里烧香，祈祷孩子能考上名校，如果孩子考上了就来还愿，考不上拉倒。我们要好好反思，面对个人利益谁也不糊涂、不愚昧，但在整体利益面前，我们有时又缺乏大局观念，一次次扮演了可悲的角色，就像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样。

我们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否真正理解了传统？这也是我们要反思的。学校为了升学考试，所教授的内容大多非黑即白，结论明确。可是，人文学科中的很多内容、很多感悟，并非那么清晰。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困境。比如，一谈到封建社会的皇帝，似乎都是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其实不然。“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一些有为的皇帝，还是比较勤勉的，凌晨三点就起来批奏折，四点学书法……。康熙皇帝曾说，“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换位思考，每个角色都有其艰难之处，不要一上来就妄加想象。人只有换位思考，才会更加理性，只有听得进不同意见，思路才会更加开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才会更加包容。

其实，传统文化精神理解起来特别简单，就是钱穆先生讲的“尊亲重道义”。钱穆先生说他18岁就当了老师，那时的社会还没有尊师的说法，但是，“有宴席,学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绅士以及富商们，都谦逊不敢坐在先生之上”。后来，钱穆先生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就在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里。我在那里做访问学者时从学生、老师的点点滴滴中感受到，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我在翻阅资料时，有位男士怕打扰别人压低声音问我，听说您是大陆来的，您觉得查阅资料还便捷吗？我说，很便捷，非常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校长沈祖尧。我当时特别惊讶，因为他在跟我交谈时其他工作人员都在闷头做自己的工作。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在这里，我想表达一些个人想法。我们要多读一些书籍，但要甄别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同样，为小孩选书也是如此。现在的出版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出版社甚至大社为了赚钱，昧着良心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这是价值取舍出了问题，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负责任。另外，我们在网上不要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误导，也不要随意的调侃或表达。当今社会人人都是自媒体，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和真相，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轻易发声，容易形成误导和“绑架”，既浪费时间，也是对他人的不公平。有人问我，如何看待14年抗战。我说，我没有太多想法，只想趁着一些抗战老兵还在，抓紧时间收集日军侵华的资料，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回应关于抗战的争议。一味的打嘴架并不可取，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规避的东西。

最后来看，沙皇俄国的宰相维特。1917年前，维特想靠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他所主导的改革并不极端，而且涉及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考量。但当时的俄国，更多的人奉行的是民粹主义，相当激进，对复杂的事情不经全面、细致地考量就轻率做出判断。这就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发生。维特曾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由公民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理性，那这个国家的建设就会相当艰难。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今天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要深入推进，我们就要形成合力，有时还需要妥协。而这种包容中的妥协，就是大局意识，会使国家发展得更好。后来，维特曾感慨，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今天讲的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在方方面面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对待任何事，都应该持有一种积极、理性、温和的态度。比如，作为老师，就应该言传身教。只要老师上课从不迟到，在课堂上理性探讨，在研究中身体力行深入实践，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会受到影响，慢慢放下青春的冲动、空虚，学会理性、包容，自然会做到上课不迟到，静下心来努力学习。

总之，人要向善，知足常乐。还有二个字——舍得，舍是境界，得是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境界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我们不断努力拼搏，才能达到。而在这一过程中，有舍就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谢谢大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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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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