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中五里桥谈判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回顾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为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使我们更加对人民军队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大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曾与国民党北平守军先后进行三次谈判。前两次谈判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均未能达成协议。1949年1月15日至16日，双方代表在河北省通县五里桥村（今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回族乡五里桥村）举行的第三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基本协议，为北平和平解放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五里桥谈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五里桥谈判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工作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和无比卓越的指挥艺术，体现了我党我军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和灵活的对敌斗争策略及正确的斗争方式方法。研究五里桥谈判，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北平和平解放乃至整个平津战役的历史过程，深刻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借鉴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对于目前和今后开展对敌斗争，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五里桥谈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一）五里桥谈判的历史背景

五里桥谈判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战略决战胜利、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北平守敌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我军与傅作义集团开展和谈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首先，辽沈战役的胜利和其他战场的胜利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大变化。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同时，西北战场上国民党胡宗南所部被压缩于关中地区。辽沈战役的胜利和其他战场的胜利，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当时分析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

其次，平津战役的节节胜利使傅作义集团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争取中国人民革命的彻底胜利，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一百万人，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在华北战场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以神速动作，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1948年12月下旬连克西部的新保安、张家口。1949年1月14日，当东部的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人民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彻底切断了北平守敌南逃的退路，使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足足一个月的北平成了一座孤城。此时，全国战场形势又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已于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在这种形势下，迫使傅作义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

 

第三，我军在对傅作义集团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和谈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北平是华北第一大城市，有人口200万，是举世闻名的历史古都。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早在1948年11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对傅作义本人的分析，就决定与傅作义进行和谈，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在五里桥谈判之前，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先后在河北省蓟县八里庄村（今属天津市）进行了两次。两次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都有进展，特别是第二次谈判，双方草签了《谈判纪要》，为五里桥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但是，第二次谈判以后，傅作义仍在犹豫观望，对《谈判纪要》中谈定的内容不肯明确表示态度；对谈判中规定的1月14日的答复期限，还想继续拖延。中央军委鉴于两军对峙，城内军民粮食困难甚大等问题，再次决定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为促成傅作义走和平解放道路，1月14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解放军于当天向天津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同时准备攻打北平。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认识到只有按照解放军提出的条件通过谈判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民事处处长周北峰等人，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在通县五里桥村举行第三次谈判。

（二）五里桥谈判的历史过程

五里桥谈判是1949年1月15日至16日在河北省通县五里桥村进行的。协议的补充和具体化是1月19日在北平城内完成的。

平津前线司令部移到通县，五里桥被选定第三次谈判地点。第二次谈判结束之后，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河北省蓟县孟家楼村（今属天津市）向北平方向推进，在通县的宋庄村开辟了新的指挥所。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静所领导的我方工作人员，以及一直留在八里庄的华北“剿总”的译电员、报务员携电台一同来到距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村，将五里桥村确定为新的谈判地点。五里桥在通县县城西北，解放前是一个不足百户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原属河北省通县管辖，1958年划归北京市朝阳区。该村因毗邻通州，地处要冲，在历史上就与一些大的事件有涉。1949年1月12日清晨，中共通州市委的几个干部，带着一队解放军进村后吩咐村干部腾出本村张义甫家的深宅大院。由于干部严守秘密，直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是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与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在这里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是在这里达成的。（2）

谈判不包括天津，只谈北平问题。1949年1月14日午后一时，邓宝珊、周北峰、王焕文（傅部政工处科长）、刁可成（邓宝珊的随从副官）一行4人出城，一小时后到达五里桥村。平津前线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到张家大院门口迎接。在苏静的引导下，双方代表边走边谈来到一个明亮的大房间。聂荣臻十分严肃认真地说：“上次我们说得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一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电报发出时间不长，就收到了傅的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酌情办理。”（3）

谈判开始，座谈以毛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主要话题。1月15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一开始，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五里桥的和谈增加了内容，双方代表首先座谈了毛主席的声明。经过一番漫谈、议论之后，谈判又继续下去，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陈长捷被押到五里桥。16日清晨，苏静和李炳泉将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转告给邓宝珊、周北峰两位代表。16日拂晓，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押解下来到五里桥谈判室。陈长捷对着邓宝珊、周北峰大发雷霆。面对陈长捷的怒斥，邓宝珊、周北峰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谈判进展顺利，全面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基本协议。由于有了第二次谈判中议定的出城改编基础，这次谈判双方代表就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改编的方案、地点、时间，团以上军官的安置，北平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14条。这天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谈判结束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一方，邓宝珊、周北峰为另一方，在整理好的北平和平解放基本协议上签字。

 

解放军代表入城，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解放。基本协议达成后，双方确定由邓宝珊、王焕文、刁可成同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一道进城，周北峰仍留在通县以便联系。1月17日，苏静随邓宝珊等一道进城。1月19日，苏静、王克俊（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崔载之（《平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傅作义代表之一）等在华北“剿总”联谊处对在五里桥签订的协议逐条具体化，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协议报经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修改后，作为正式协议。1月21日由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1月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1月31日，解放军入城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二、五里桥谈判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五里桥谈判在平津战役乃至整个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五里桥谈判使我党我军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期、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敌人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一种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迫使敌军通过和平谈判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获得城市和平解放的“北平方式”，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树立了一个光辉范例。

五里桥谈判的历史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达成基本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保护了古都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新中国首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北平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7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世界十大名都之一。北平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有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等众多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有北大、清华、燕大、女一中、师大附中等著名的高等学府和中学，有藏书达数百万册的全国最大的北平图书馆，还有众多的封建官宦豪宅和名人故居，可谓“人文荟萃之地”。此外，北平作为仅次于天津的华北经济中心 ，有重工业、轻工业等企业 100多家，各种商号 1 万多家，连同手工业在内，最多时达 1000 多家工厂。由于北平实行和平解放，使得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和众多的工商企业、著名学府等完好地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200万北平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等留在了北平。所有这些，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和北平的进一步发展建设奠定了基础。今天北京能够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得益于当年五里桥谈判的成功，得益于北平的和平解放。

（二）创立的“北平方式”在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树立了光辉范例，为加速全国解放进程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在部署夺取全国最后胜利以及胜利后大政方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式，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同志对“北平方式”作出了高度肯定，认为“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接着又要求“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4）“北平方式”成为各个战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1949年4月29日，大同和平解放；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9月25日，新疆全区和平解放……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间，以和平方式争取国民党军起义、改编和投诚，占解放军歼敌总数的40%以上，有力推动了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加快了全国解放进程。

三、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5）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正是这“三个法宝”的具体运用。

（一）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是五里桥谈判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党与傅作义的接触，始于1948年11月（通过中共地下党），12月中旬两军代表正式举行谈判。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感到心理上压力很大。我军解放东北后，下一步必然把矛头指向平津地区。这种形势迫使他不能不寻求出路。但是，傅作义还自恃手中有一定兵力，虽然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但又认为蒋是不得不依赖的力量。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以为美帝国主义是不可动摇的靠山。幻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蒋傅相互利用中，保存一块地盘。由于这种思想占支配地位，与我军谈判进展缓慢。我党针对傅作义的矛盾心理和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除了进行政治争取，向他讲明形势和政策外，坚决地对其进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因为他手中有几十万武装力量，不给他一定的打击，他对美蒋的幻想很难破灭。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完成了对其的战略分割和包围之后，他才与我们开始第一次正式谈判；当我们消灭了他的主力，截断了他西逃的去路时，才与我们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我们攻打天津，截断了他海上南逃的去路时，才迫不得已地与我们进行第三次谈判。就是在我军攻打天津时，傅作义还是一面表示“平津问题一道和平解决”，一面又暗中命令陈长捷死守。在天津即将被我军攻下之时，他才最后同意接受和平改编。事实上，当时我军也做好了用武力解放北平的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接受改编，我军就将向北平发起攻击。到那时，陈长捷就是他的下场。傅作义终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明智派，最后还是接受了我军提出的条件，和人民站到了一起，愿意和平改编。正如毛泽东同志1949年2月1日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市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6）

（二）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五里桥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个法宝”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站到革命人民一边。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弃暗投明，从而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孤立。平津战役前夕，华北局城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特别花大力量对傅作义开展工作。当时我们党分析傅作义有两种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有较深的矛盾，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们打过仗，他自已有两个军的嫡系部队，整个华北由他统帅的国民党军队有60万人，不到不得已时，他不可能轻易接受和谈。因此，在对其进行军事包围和打击的同时，积极对他做政治争取工作。早在1948年初，晋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平地下党先后联系了多位能和博作义“说上话”的人。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派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了解其父亲的动态。在直接谈判阶段，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博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博作义谈判的桥梁，是因为他和地下党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博作义了解较深，同时深得博作义的信任。对博作义的犹豫动摇，刘厚同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邓宝珊于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在陕西榆林，曾多次在延安见到过毛主席，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良好关系。1948年12月下旬，傅作义专程派飞机将邓从包头接到北平来商大计。邓宝珊对蒋介石必败认识明确，极力劝说傅作义下决心和谈。从傅作义犹豫不定到下定决心，邓宝珊起了重要作用。通过多层次、多方面的活动，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结果，使北平问题的最终解决找到了更有利的途径。

 

（三）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开展的各项工作为五里桥谈判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北平解放前夕，地下党员由抗战胜利时的200余人发展到3376人；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有盟员5000余人。（7）学校、工厂、市政、新闻、出版、医院、铁路、电讯部门以及服务行业都有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在活动。地下党还指派一些有条件的党员打入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和军队开展工作。1948年11月以后，根据华北局城工部的部署，北平地下党组织全力投入了迎接北平解放的准备工作之中。在积极争取傅作义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武装夺取政权上，十分重视发动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组织纠察队，搜罗枪支武装自己，护厂、护校、保护档案和文物古迹，配合解放军做好攻城的准备，开展社会调查，争取专家学者留北平，在各阶层中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此外，十分重视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地下党成功地策动了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和铁甲总队起义，还有些国民党人员自己通过关系找到地下党主动投诚。“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近20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士兵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8）这是构成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原因。

五里桥谈判的成功经验，对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革命时期的三个主要法宝，同样也是今天和平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

首先，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夺取改革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不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搞改革，必须把党自身建设好。特别是当前，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我们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全面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

其次，爱国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 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只要我们把统一战线的作用充分发挥好，就一定能够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最后，武装斗争虽然在国内范围不复存在，但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军队可以千日不战，不可一日无备。在与敌对势力进行的各种斗争中，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想要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9）

（作者：祁凤山，北京市朝阳区委党史办原调研员、朝阳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研究分会特邀研究员；张春玲,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乡党委原副书记、乡人大原主席）（2015年初稿，2017年7月9日修改，8032字）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0页）

（2）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革命史话》第280—281页，北京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3）长舜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上册）第315—3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4—1425页）

（5）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3页

（6）毛泽东：《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见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

（7）赵晋等：《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21—22页，中国书店 1999年3月第1版

（8）毛泽东：《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见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

（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大报告》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728/9574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