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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提出
2017年07月30日 15:35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如果把文化自觉放在人类历史演变的长河中来考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觉醒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间,即雅斯贝尔斯所讲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各个文明都诞生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或者先知。比如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智者,在以色列诞生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塑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各民族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虽然天各一方,但是各个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其中重要表现之一,便是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终极关怀的觉醒”可以从这样三个层次具体展开来讲: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人与神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学会了运用工具改造自然。从工具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从石器、铜器、铁器到黄金、白银的使用,体现了人类征服大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人类不仅产生了自己的语言,而且产生了各自的社会伦理、国家、家庭等,也就是说建立了社会的秩序。
在处理人和神的关系方面,各民族都诞生了自己的宗教和类似宗教的信仰。宗教不仅仅是处理人民的终极问题,处理人与神的关系问题,同时它还处理人与内心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建立了人类的秩序和信仰,直到今天,如果寻找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性,我们仍然需要回到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奠定了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个性。这是人类精神第一次伟大的觉醒。
有句话叫“物极必反”。第一次人类觉醒产生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宗教,历经长期的发展,到了中世纪以后慢慢地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对人的束缚,这就产生了第二次觉醒。我所讲的第二次觉醒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所产生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启蒙精神。也就是说,第二次人类伟大的觉醒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启蒙精神的觉醒,也可以说第二次觉醒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启蒙运动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世界,使人类从宗教的迷信和沉睡当中醒来。我这里仅讲两点启蒙的价值,也是启蒙的核心价值:
一是个性解放。启蒙给人类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人从上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独立性。原来在中世纪人是依附于上帝、受上帝支配的,不仅人是受上帝支配,我们思维的基本方式,比如说国家的产生、人的产生,我们都认为是上帝制造的。在启蒙运动时代,人逐渐脱离上帝这种观念的束缚。中国则是从“天理”和“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个性。我们说得较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个性解放的产物。
二是理性至上。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表现为不受束缚的,但常常也是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敢于质疑权威和传统教条。我们常讲的“拿证据来”,包括试验科学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讲都可以看作是理性至上的产物。
17、18世纪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了一批耀眼的星星,比如说自然科学领域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等人,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在中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里面常讲的一些原理,都是由他们提出或开创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今天我们用以观察和分析社会的许多原理都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比如说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他在《利维坦》里面向君权神授发起了冲击,洛克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分权的思想,弥尔顿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在法国诞生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在德国出现了古典哲学的三大家: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一批新的巨星,跟第一次觉醒所产生的智者、圣人和宗教领袖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启蒙精神是它的核心。而启蒙精神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个体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从一定程度上来讲,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重要标志。
简单地讲,如果说“轴心时代”奠定了各民族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它的文化个性,那么从17、18世纪开始,以西欧为中心逐渐传到了北美、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第二次人类觉醒所产生的成果,成为今天世界上各民族共享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世界现代化共享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常讲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人类精神觉醒的产物。把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放入到人类精神伟大觉醒的这个长河当中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主要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产物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
什么是文化自觉?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当中使用了这个词汇,提出中国“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自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写到了党的文件里。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我们再次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相对来讲,“文化自信”这个词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不要做“香蕉人”。所谓的“香蕉人”,就是说皮肤是中国人的黄皮肤,但是内心已经变成了白人的文化、白人的信仰、白人的价值观念。这种“香蕉人”就没有文化自信,只有文化自卑。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是不要做“香蕉人”,要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充满信心。
与“文化自信”相比,“文化自觉”这个词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文化自觉”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它是1997年北京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在此次研讨会提出之后,他还不断地对文化自觉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深化和丰富。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和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和‘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
费先生还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用了非常精炼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四句话来概括什“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珍爱、热爱自己的文化,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在这样一种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
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简单地分析一下费先生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觉”。费先生在晚年回忆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各自民族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了全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费先生就想,各自民族的文化,位置、重要性、实质、方向在哪里呢?于是,他开始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我个人认为,他的反思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反思。我们知道,第二次人类精神的觉醒,它所产生的精神财富,现在已经不单是西欧或发达国家的,同时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头脑中所形成的现代观念,很大一部分受到了第二次人类精神觉醒的影响。费先生在反思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化的弊端,比如,功利主义、霸权主义、歧视不发达国家、西方中心主义等,这一系列都有它严重的弊端。在“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采取以牙还牙、以“恐怖对恐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费先生觉得这都不是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二,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费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这100年的中国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变成了现代化的敌人。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呢?费先生觉得,简单地采取替代或者破旧立新的方式,有它的弊端,而如果我们能够从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的角度,注意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这会有益于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
第三,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反思。费先生注意到,近年来我们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拿出来的解决方案,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注重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他说,农村经济的这种发展,与中国文化里面长期注重家族、家庭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这是跟西方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二是“一国两制”的例子。他说,“一国两制”不光有政治上的意义,同时还有文化的意义。它解决了不同的东西,能够相融共处的问题,这也是跟西方文化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并存。
三是我们采取了“多元一体”的方案。他说,这种“多元一体”的方案与欧洲现代民族理论——单一民族建国是不一样的,这也跟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
四是我们的伦理。我们传统的伦理有它好的地方,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都能够设身处,推己及人,这些东西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它否定掉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简单地说,费先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能一体化,要多元化。我们要相信中国本民族文化的价值、生命力,不能简单认同西方文化。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
接下来,我结合费先生的说法,谈谈我个人对文化自觉的理解,跟大家交流一下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来看一下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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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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