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镢头一支枪

 

大生产运动中的红军战士。

正在插秧的红军战士。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考察，周恩来（右二）作陪。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沟，到全国有志青年争相投奔的革命热土，仅仅不到四年时间，延安完成了这个巨大的转折。在这里，最终酝酿出了中国历史的新走向。

实现这个转折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扎根黄土高坡的红军。这支肩负崭新任务的军队，在延安度过的13年里用自己特有的热情和方式，艰苦勤劳地塑造了接纳他们的土地，广袤的黄土高坡展露新颜。农业、工商、文化、教育、医疗……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这不是一支只管打仗的军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是中国人民军队的三项基本任务，为此，也形象地称之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能够把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结合起来，这支队伍才能够在困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在摧枯拉朽地推翻旧世界的同时，建设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新世界。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0年前后，偏处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沿黄河防线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国民党政府不但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沿途设卡，严令禁止粮食、棉花、布匹、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进入边区，造成边区的物资极度匮乏。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连续遭受水、旱、风、雹的侵袭，尤其是1940年灾情最为严重，受灾面积400多万亩，受灾人口50多万人，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军民生活困难至极。

粮食减产了，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吸引了海内外无数热血青年和志士仁人，再加上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威胁，中央又从前线调回来一批部队。至1941年，边区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7万余人。同时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万人，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负担。

毛泽东回忆那段时光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941年6月的一天，固临县（位于今延长市和宜川县之间）有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被雷劈死了，他便当街大骂：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时隔不久，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痛哭一边骂共产党，诅咒毛主席。这两名老百姓被举报后，很快被当地干部抓起来。

毛泽东听闻此事，当即亲自了解事件原委，发现此事起因于边区政府来自外部的财政收入基本断绝，不得不大量增收公粮。农民负担过重，心有怨气。两个农民随即被释放，没有受到任何责难。

但是“雷击事件”让中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边区经济的困难，派出调查小组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因为调查地点在延安的固临县，所以中共党史上称为“固临调查”。

十余万字的《固临调查》显示，中共中央刚在陕北落脚时，每年征收1.5万石（1石等于150公斤）公粮，到1941年时增加到了20万石，大约占收获总量的14%，青化砭乡公粮甚至占到老百姓打粮的20%，边区的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喃喃自语：“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过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固临调查”之后，中共中央减少了边区老百姓的公粮指标，结合其他调查和部分部队开荒的经验，号召机关、干部、学校及军队全部投入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铺开。

 

陕北好江南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这首由诗人贺敬之填词的歌曲人们耳熟能详，但是中共中央刚到陕北时，南泥湾一片荒凉，野兽出没，人烟稀少，是人称“烂泥湾”的不毛之地。

1940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作的农业专家乐天宇（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同乡和老友）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经过当年6月-7月间的详细考察，考察团提出了开垦南泥湾增产粮食的建议。

听闻延安的附近就有生产粮食的风水宝地，朱德很是兴奋，三次带着乐天宇到南泥湾实地勘察。此后，朱德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朱德一纸令下，调359旅垦荒南泥湾。

1941年3月，359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南泥湾地处延安东南45公里的黄龙山，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初进南泥湾，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甚至露宿野外。没有鞋子穿，就自己编草鞋。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每人连一件开荒的工具都保证不了，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打造。夏天没有单衣，就光着膀子干活，冬天没有棉被，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

上至旅长王震，下到马夫、伙夫，359旅全员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大农场。朱德多次到南泥湾参加劳动，对于这场大生产运动，朱德曾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当年全旅就开荒地1.1万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兴建了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了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到1944年，开荒种地26万多亩，产量3.5万石，收棉花2500公斤，全旅吃穿用完全能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军队。军队从来都是领军饷、吃公粮，而359旅非但不吃公粮，还能上缴。毛泽东也给了359旅最高的评价：“这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

像359旅一样，边区留守部队“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处处陕北好江南。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上，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万亩，比1938年增加了七成。粮食产量上升到186万石，除去军民消耗外，还余粮28万石。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且又被严重封锁的贫困山区，创造了“耕三余一”、“丰衣足食”的奇迹，老百姓上交公粮占总产量的比例也由1941年的13.85%降到了1945年的7.75%，减轻了百姓负担。

 

延安新世界

从国统区、沦陷区，海外……大批有志青年和革命志士历尽千辛万苦，奔着宝塔山上的灯光而来，汇集到延河岸边。

延安的巨大魅力是如此绚烂多姿，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立场，在亲历了延安的生活后，都会发出一致的感叹：这是一片充满巨大魔力的热土。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了这片热土。这支军队不但给这里带来了革命的火种，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新事物、新制度、新风尚，改造了这里的土地，这里的社会，这里的生活。

乐天宇在实施《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过程中，发现延安地区适合种植苹果。1940年，他为延安引入了西洋苹果乔木，由此拉开了沿岸地区苹果种植的序幕。80年前不知苹果为何物的延安，现在已经成为了全国苹果外销基地之一。

南方来的红军，给黄土高原带来了水稻种植技术。359旅在南泥湾插下了第一株稻秧，绿油油的稻田把南泥湾真的装扮如江南。

西医是随着红军的到来才被当地百姓接受。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等大型医院先后成立，红军中的国际主义战士，很多都是医生，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印度的柯棣华、苏联的米勒、阿勒夫……这些“洋大夫”在医院里出诊，X光室、手术室等现代医疗设备成为标配。

20%的边区经费用在教育上，这是红军到达陕北建立边区政府后下发的硬性规定。边区政府在1937年成立以后的第一项大型工作，就是设立了夜学、冬学、识字促进会等社会教育机构。当年办起冬学19所，学生1万余人；小学从45所增加到120所。到红军转变为解放军撤离延安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小学1377所，学生三万余人。

红军驱走了沉积多年的封建陋习。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污官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为国内援助了大量的抗日资金和物资，期间他在延安访问了八天。后来在新加坡的万人大会上，陈嘉庚比较了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和共产党人的延安，他由衷地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4年，美国官方代表——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民众与官员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不涂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同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在对延安的访问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国《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感慨。

 

链 接

“国民党学不了”

来自对手的评价，往往更能切准双方的差别。

白崇禧是国民党军队的著名将领，号称“小诸葛”，他在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时就有个著名的论断：“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

白崇禧所言“共产党凶”，是指红军的战斗力，而“共产党生根”，则是红军根植于人民中间的“生存能力”。可以说，“小诸葛”确实窥到了红军的特质：不仅能打仗，而且能扎根。扎根靠的就是组织群众和发展生产。

这一点，国民党从围剿红军的时候就看明白了，但是他们斩不断人民军队的根，自己又生不出这样的根，最后还是被解放军摧枯拉朽地击败了。

国民党的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甚至曾经效仿学习人民军队的“生存能力”。

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主办过“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专门请来八路军的干部做教官，希望自己的军队也能学会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而八路军教官也毫无保留地向国民党军官们传授了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然而，这种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当八路军的教官们强调游击战争的首要原则是会做“群众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军民之间要同甘共苦时，国民党教官们无不瞠目结舌。

他们所在的部队里，别说总司令、军长，就是让普通战士和老百姓同甘共苦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军队的给养一向都是靠上面拨发，或者向老百姓敲诈勒索，军队的兵源则是靠强征硬拽，怎么能做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自觉参军参战”，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减轻人民负担”？

同为国民党名将的卫立煌曾经跟朱德坦陈：“共产党的办法好，但是我们学不了，因为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不同。”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米艾尼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801/9579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