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开端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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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一般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么“文化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文化自觉”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现代新产生的概念。当把这个概念放到历史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它的适用性。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经讲，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从近代开始的，至少有上百年的历程。我反复琢磨，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结合近代陈独秀等人对于民族觉醒和文化觉悟的解释，我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在甲午战争之前，尽管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了，但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者说西方文化的东来，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开始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说过，在甲午战争之前，如果上升到明末清初的话，凡经过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但是中国人惰性太强，往往是每觉悟一次又迷糊一次，最终是“愈觉愈迷，昏聩糊涂”，一直到了今天。西方文化东来在明末清初就有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叫近代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或者说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就如同在果树的嫁接过程中，嫁枝和真木如果不适合，就难以嫁接成功。也可以说，西方文化尽管在明末清初已经东来，但是中国文化的土壤还不能够接受近代文化，不能够把西方近代文化融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来。

我这里举三个人物，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还没有觉悟。第一个人物是魏源。魏源、林则徐代表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这是最早开始主动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魏源提出了著名的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常把这句话作为魏源睁眼看世界的一个证据。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被给予了很高的地位，甚至被视作时代先声。但正如冯桂芬所讲，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所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不过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纵横术而已，是学习对方的长处来对付长处，也就是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这仍然是传统的旧习，不具有现代意义。这是冯桂芬的说法。

我们再看一下明治初年，日本学者重野安绎是如何讲的。他说，中国最近有一个人叫魏源，他写了本书叫《海国图志》，这本书里面说“五洲之诸邦，皆为海国也”，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海国。重野安绎就说，“夫大瀛环之，何往而不然？”就是说世界上各个大洲都是大海环绕的，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呢？“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中国也是一个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中国虽然大，方圆也不过万里而已。“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井底之蛙耳！”简单地讲，就是说我们的国土方圆万里，看到其他国家到我们这儿来，都是从海上坐帆船而来的，所以就认为其他国家都是海国。重野安绎用这句话来说中国人像井底之蛙一样，不知道世界的地理形势，缺乏地理知识。也就是说，重野安绎用井底之蛙来形容魏源。

我这里举的第二个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法、美三国公使在广东要求会见当时的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要求见一下外事主管部门的领导。叶名琛拒不接见，最后没有办法，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面，接见了这几个他看不起的，远洋而来的白皮肤、蓝眼睛的洋鬼子。因为在他的内心，夷人是低中国人一等的，于是摆出一副天朝上国大臣的架子。

1857年，英法联军广打广州城，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无计可施，竟然开始烧香拜佛，去找吕洞宾、李太白，求他们下凡来解决问题，靠扶乩占卜来解决十万火急的战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他是何等迂腐、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只有迷信。

那么，叶名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少年得志的英才。叶名琛26岁中进士，38岁做巡抚，43岁任总督，46岁任相国，一路飞黄腾达，非常顺利。这在清代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人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叶名琛被英国人俘虏之后，仍然端着天朝的架子，非常讲究气节。但是仅仅讲究气节，讲究男儿血性，讲究义气和情感，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清政府的京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第一次沦落到西方殖民者手中。

接下来我还要讲一个人，洋务运动时期的倭仁，我们后来称他是守旧派的代表。但是，这个守旧派的代表却是中国文化里非常不得了一个代表人物。倭仁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程朱理学家，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曾经做过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位高权重，在政学两界声明赫赫。但是，这个掌握政学两界权柄的大人物，他的思想却非常保守。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治六年（1867年），在同文馆要不要招收有正途出身的人员时，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人员到同文馆来做翻译。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他说，天文、算学这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从正学出身的人员来做，他说这是一种技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形而下的东西。在中国传统里面，技艺在儒家看来是雕虫小技，他说这种雕虫小技不能够由正途出身的科考人员来做。他讲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什么意思？治理国家靠的是礼义廉耻，像翻译、天文、算学这样的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儒家的士大夫们对于世界大势，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可以说是寥无所知，根本就不重视。

正是在这样一批人的主政之下，到甲午战争当中，中国一败涂地。在此之前，我们曾经败给英国、法国，英国和法国，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是远洋而来的西方大国，但现在我们败给了小国，一个岛国，用当时人的话来讲，是一个岛夷——日本，大家接受不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的读书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闻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以后，痛哭流涕，也就是说这给了他们精神上重重的一击。经过这次打击，中国的读书人觉醒过来了。身历其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忆》当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才醒来。“唤起吾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是当事人梁启超的说法。

当时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指出，“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经过这场战争以后，“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打击，特别是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整个中国的读书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他们从中醒悟过来，开始做出一种新的选择，像我们熟知的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是经过这场战争以后，走向了改良或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起到了觉醒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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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803/9583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