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

文艺创作有各种内容和形式，并因此而使之汇涵汪莽、千姿百态，呈现出仪象万方、姹紫嫣红的繁荣与炫丽景象。故此，在表述文艺状貌时便常有“百花齐放”之谓。然而，不论其内容与形式多么丰富、瑰奇和个性化，质言之，就都是各自创作主体之情感、意态、精神和品格的美学再现与艺术形诸。这便决定了有什么样的作者，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由此而形成了一条文艺创作的铁律，那就是作者的高、下、优、劣，常常是作品之高、下、优、劣的前提条件与决定因素。要提高作品的质量，关键就在于提高作者的思想认知、道德品位、精神境界和艺术造诣。

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他进一步阐释道，“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

事实上，只有做到德艺双馨，创作才能凸显精美丰赡之质， 呈现淳雅厚重之状，并自会不断地走向佳境和趋于上乘。这是一个至理，也是一种必然。在每一部佳构杰作的背后，不就都潜藏着一个纯正的人格与高尚的灵魂么？屈原作为楚国的股肱之臣，只要他放弃对正义的坚守，退出与权臣的对决，苟同于怀王、襄王的丧国之举和靳尚、子兰的不义之行，他便可以一如既往尊享高官厚禄，在富贵与荣华的环绕中驰骋仕途、纵横权势，拥有人间的富贵和荣耀。只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离骚》《九歌》《天问》等炳辉千古、恒久熠世之诗歌杰作的问世了。因为这些作品无不是屈原之炽情与正义的艺术再现，而绝非仅仅是文字的抒写与故事的编撰。故尔，其中的字字句句无不是“情”的燃烧和“心”的漓淀，而在这“情”和“心”的炽燃与辉映中所搏动和跳跃着的，则是犹若烈火一般的大众情怀与爱国主义。很显然，这样的诗，对于那些只有文字功夫和写作技艺的诗人们，是很难创作出来的。

由此可见，作者的思想、情操、人格、品德不仅是作品的形制之模，更是作品的灵魂之源。这个前提和基础，对于创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全然是一种相袭互应的因果关系，真乃有什么样的土地长什么样的苗，什么样的苗苗结什么样的果。法国作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这里的风格其实是指作品的整体风貌与思想蕴存。既然风格是由人（即作者）所决定、所铸成，那就定然是有什么样的作者便有什么样的作品。

对于作者同作品的这种因果感应关系，早在上世纪20时代，鲁迅先生就已有过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还说，在作品中“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既由文艺家的认知和品格所定，同时也是文艺家的职业习性与社会责任。但问题在于这“是”和这“爱”是否具有真实性与真理性，那就需由文艺家自身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了。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家自身的立场、观念和品性便至关重要。如若其认知和评判中肯而正确，那这“是”和这“爱”便值得唱、值得颂，否则便会走到反面去，以致造成唱了不该唱的、颂了不该颂的，其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对此，只要我们约略翻阅一下文艺史，便会发现实乃比比皆是。何以见得？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甚至是在每一个时期，都有海量的作品问世，但经过实践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之后，被认可、被传承、被咏诵的作品，却往往只是其中的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艺创作是相当热闹的，小报小刊更是层出不穷。在大量作者和作品的蜂起、簇拥之下，就连鲁迅先生也时有被倾轧、被掩翳的风险。可是，经过历史的考验、时代的选择和岁月的淘漉之后，真正的高峰才渐次露出退潮之后的峥嵘与伟岸，并在岁月的磨砺中越来越高峻，越来越鲜亮。之所以如此，全然是由其作品自身的质量所致。而作品的质量，又是由其作者的“质量”所赋予、所决定的。

二

对于文艺创作来说，一切假的、丑的、恶的，不论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时期或出于什么原因而得以炫诩和走红，都难免要在历史和岁月的鉴别与淘洗中被涤荡和抛弃。只有创作主体自身炼成精金美玉的人品并赋有积极进取的思想风貌与精神特质，其作品才会青春永驻、生命长存，以至成为时代的旗帜、民族的徽记和历史的标识。所谓经典，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怀着拳拳之心与殷殷之意，诫勉和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重要路径和关键步骤之一，就是要面对市场经济大潮而能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趋利、不浮躁、不媚俗、不炒作、不炫富竞奢、不当市场的奴隶。这里有一个关键所在，即文艺家对待“利”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趋利与为文的关系。文艺家作为社会文明和精神高地的建构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跨越不了“利”的门槛，被“利”所羁绊、所缠绕，那他的道德、精神和创作就会全面崩溃、一败涂地。因为文艺家一旦被牟利的私欲所控制、所驱动，就会放弃创新和弘扬精神文明的责任，就必然要蚕食和崩隳为人为文的底线，以至于完全走向反面，成为思想秽物和精神垃圾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文艺创作的天性和天职，从来就是要以思想的粹质、精神的光耀、道德的花环和艺术的美感来塑造人格、净化灵魂、提升精神。

作为农民出身的作家，赵树理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上什么“文坛”，他只想支一个小小的“文摊”，用老百姓最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写老百姓最为切身的人物与事件。可没想到，他的作品不仅名扬世界，广为传播，而且一连创造了许多个奇迹，发行量和影响力都得到了破天荒的大提升与新突破。《小二黑结婚》于出版当年仅在500万人口不到的太行区就发行了近5万册，而且还被数以百计的剧团纷纷以各种形式搬上舞台，并以多种译本走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李有才板话》刚一脱稿，在很短时间里就被京、沪、穗、港多家出版社争相再版达38次之多。他的作品不仅老百姓喜欢读，还成了许多领导人和文化人的最爱。

读过赵树理作品的人，无不对之作出极高的评价。有人认为，在此之前，“新文学的圈子狭小得可怜，真正喜欢看这种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乃至“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而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孙犁作为同行，更是深有体会地说，赵树理以其质朴和真诚“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赵树理的创作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人民日报》还专题发表《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他成为在中国作家协会大会上众口一词的写农村农民的“铁笔圣手”。一位名叫贝尔登的美国记者在其《中国震撼世界》的新闻报道中不无纳罕地写道：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赵树理获得巨大名声后，其态度和表现只有八个字，那就是：淡然、赧然、谦然、奋然。他没有把名声当作“资本”，而是更加贴近人民、奋发创作，怀着高度的自觉与自信深入生活、淬冶精品，用文学创作为国家建设效力、为人民群众服务。此间，由于作品的发行量大，世界各国的译本也渐多，像长篇小说《三里湾》，仅在苏联就用6种文字翻译出版多达14次，总印数逾百万册。如此这般，赵树理的稿费收入也便随之而越来越多。这让赵树理为难了、不安了，他在潜意识中从来就认为这些钱不应该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祖国和人民。因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受党的培养和国家的“供养”，是“公家人”。写作是为党、人民和国家工作的一种形式，而工作有工资，工资之外的稿费收入当然不应当属于自己，而理当属于国家和人民。就这样，赵树理主动不再在机关领工资了，出差回来也不再去财务处报销了。他的理由很简单：工资是国家发的，稿费也是国家发的，我既然领了稿费，就不应再去领工资。至于为工作而出差，自己有稿费收入，钱够花了，自然也就不应再去单位报销了。

当《三里湾》刚一脱稿时，就有几家大牌出版社来“抢”稿，可赵树理对之一一婉言谢绝后，却把稿子送给小小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他的这个反常举动委实令人不解，使人愕然。于是，有人便当面对他说，通俗文艺出版社牌子小、没名气、实力差、稿费少，你为何偏偏要将稿子给他们呢？赵树理回答说，正因为这样，我才要给他们。因为我的稿费少了，出版成本也就小了；而出版成本小了，书的定价也就随之降低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读者购书的经济负担了么！写书是为了宣传，是为党工作，当然是读者越多，效益越大。显然，在赵树理的心目中，为党和人民工作、对社会和人民有益，永远都是他写作的目的和至高追求。195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规划，要给活跃于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诗人，各出一本作品自选集，所选篇目和书名皆由入选作家自拟自定。人们都想着，这一次是为十周年国庆而印行精品结集，赵树理肯定会拟定出个“高、大、上”的书名来。可没想到，他思谋再三，为选集所拟定的书名竟然是《下乡集》。他说，他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遍祖国大地上的山谷河川、沟峁崖岔，让广大农民兄弟都能看得见、买得起、读得到。

这就是赵树理——一个“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的典范，一个高度自觉而有为地“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的人民作家。周扬曾说：“赵树理文好人也好。”其实应是赵树理人好文才好。这里既有辩证关系，又有因果效应。对于一个以创作为职业、以作品竞功力的文艺家来说，直接面世的固然是作品，但真正发力的则始终是人品，因为作品往往是人品的升华与结晶。

三

文艺创作既是思想的升华，又是精神的显映，这便决定了其创作者的思想、精神、品格、道德对作品所具有的不可回避和遮掩的全方位、深层次影响。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这就像什么藤开什么花、什么蔓结什么瓜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和必然，乃至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史看似作品陈列的长廊，而其实则是作家艺术家们的灵魂展厅。在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映现着其创作者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都承载着其创作者的心旌与道骨、气度与魂魄、愿景与追求，真乃“诗骚本自精魂铸，血性文章血写成；手驭搦管抒胸臆，辞邃更见真性情，丹青妙渲乾坤事，笔锋耕深旖旎出”。此处之“旖旎”，应当就是创作者的绮丽情怀与高尚精神对作品的熔铸与浇筑，以使之呈现出形制新颖、内蕴丰富、文质兼美、气象万千的新品貌与大情致。

文艺作品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才可谓尽善尽美、至臻至优。然而，这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便是创作主体的情态纯雅、德艺双馨。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猥琐、渺小、低俗、卑微，都是与优秀文艺作品无涉的，也都是与优秀文艺家无缘的。可以说，优秀文艺作品，都必定和必然是雅中有朴、柔中有刚、乐中有理、娱中有德的。

高台教化、书香懿人、经典喻世、黉门隆德，向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旨向与崇高追求。这个理念和传统，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人和文艺家的处世矩度、严格遵循和至高至臻的愿景与追求。梅兰芳8岁学艺，11岁登台，直到年过花甲，仍在为演好《宇宙锋》《洛神》《断桥》《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代表性戏品而苦练功力。然而，就是如此业精于勤、终生专注于艺术之砥砺与进取的戏剧名家，当抗日战争到来时，他却毅然决然蓄须明志，无论敌寇怎样利诱、逼迫和要挟，都决不为侵略者和卖国者登台献艺。同样是在抗日战争中，向来以画花鸟虫鱼见长的齐白石，却一反常态，居然用画大螃蟹来讽喻和指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人们往往只艳羡梅兰芳的戏演得好，齐白石的画画得好，殊不知在这“好”的背后，除了才赋、苦练与勤学之外，更有高贵的品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驱动和支撑。这种人品决定文品、艺术依恃德操的现象，不仅是文艺创作的一条规律，也是中华文化的一脉优良传统。

为什么浮躁会成为当今文艺创作的痼疾？为什么文坛上总会出现体量大于质量、数量急剧膨胀的状况？为什么在创作上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扭转？为什么一些名嘴、名角的出场价码越来越高，而作品和演出的质量却越来越低？为什么在一些创作中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越来越式微、越淡化，而所谓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却日渐雀跃和弥漫？此中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创作主体的追求物化与精神矮化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文艺目标转移与创作道路趔趄，乃至在“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上一定程度地陷入了蹉跎与迷茫。

想想看，周立波、柳青、欧阳山、孙犁、梁斌、杜鹏程、马烽等作家，都是从延安或解放区走出来的文坛宿将、文学巨擘，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资格在京城做大官、享清福，可为什么偏偏要一竿子插到底，举家沉在最基层的百姓群落里，做社员、干农活，同老乡们一块地里沐风雨、一口锅里搅稀稠？按照他们的名气和水平，随便写点什么，报刊都会争先恐后地抢去发表，可他们又为什么常常要把自己认为不满意的稿子撕毁或者烧掉？以他们的经验和能力，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每天至少还不写三千五千、万儿八千字么！可他们却常常提笔踟蹰、行文木讷，字字句句都着力推敲、反复斟酌、颇费思量。柳青说，他最多一天只能写500字左右。马烽说，他常常把笔抓在手里，老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时，经反复修改而废弃的底稿竟能摞起来当椅子坐。而当初学写作者向周立波“取经”时，周立波只字未答，只是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装满退稿的箱子，说：“这就是经验！”至于梁斌，为了下功夫修改《红旗谱》，竟硬生生地辞掉了天津市副市长职务的任命。《红旗谱》先后修改了8次，但当小说出版后收到寄来的稿费时，梁斌却用它为家乡建了一所学校，还叮嘱当地政府决不许用他的名字来为学校命名。马烽曾两度在北京任职，却从来不要单位分房子，只要求安排个临时住处。他两次都返回山西落户，并在汾阳县贾家庄扎下生活之根，建立了稳定的生活基地。他说：“京华虽好，但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却并非久留之地。”陕北汉子路遥至死都难以忘怀生活对他的馈赠和人民对他的恩德，他把自己对生活和人民的回报之愿与感恩之情明明白白地刻在了自己的墓碑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当我们的文艺家们都秉有了以上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境界、品格、情怀与志趣时，那就定然会使阻拦和搅扰文艺创作趱步前行、快速提升的诸如浮躁、趋利、浅悖、粗劣、低俗、平庸、炒作、畸变等，都统统消弭，从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和冀望的——“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作者：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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