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开放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开放

大家知道，中国的近代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干涉、侵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封闭、闭关锁国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很晚、自身文化变革难产。所以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没有涉及思想层面。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早的先进人物严复，才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命题，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并且在他看来，开民智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正路，才是中国富强之本。所以这种文化的开放就是要体现思想上的开放。李大钊实际上是继承了严复的余绪。我们特别要分析的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

李大钊在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两大文明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这是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涉及到我们讲的文化开放。怎么开放？首先在思想上开放。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强烈的对比当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他有这样一段话：“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就是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这种动的文明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遏制的历史进步潮流。

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都是不断地在变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重要的进步趋势。面对这样的文化发展趋势，从整体意义来看，当时人们对西洋文化应该说还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或者叫排斥的状态。无论是对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所以李大钊讲，我们对西洋的现代，是恒扦格不相入，而且“诋排”，诋毁和排斥惟恐不及。这从思想上就把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现状大致给勾勒了出来。而且李大钊特别讲到，他这篇文章是1918年7月发表的，“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唯有去考虑怎么样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来补足我们的短处，同时还要特别地去进行自我反省，这个反省定位在精神文明层面。

这可以说是警世之言。从这里，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不是说这种开放，这种向西方的学习完全是单向的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的自信恰恰表现在这里，不是完全地接受西方的东西。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精彩：“希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我特别在这儿插一句，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有一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概念？迎受。

我们今天在讲很多问题的时候，对一个不同的东西，或者一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思想，在传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表述叫做什么呢？我们往往会说我们接受了某种思想学说。但是这里面所讲的是迎受。迎受和接受，一字之差，两种不同的理念。迎受表现的是什么？是主动、开放的心态。接受表现的是什么？这种开放的心态是被动的。这恰好点明了我们当今在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互补这些方面所存在的认知误区。迎受我认为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对文化的自信。所谓“迎受”，就是说可以吸纳你，但是我要对你的东西，对你的思想，对你的价值观念做出自己的审视和判断。接受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把接受看成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李大钊的这段话，我觉得意义特别重大。

其实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不同学科当中都存在着一种被动的“拿来主义”，没有真正像李大钊讲的那样，有一个自信的迎受态度。这是他讲的一个方面，今天的人要全力研究西洋的文明，迎受西洋之学说。这是从吸收的层面来看的。

那么只有这种单向的引入和吸收吗？这不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轨迹。这是单向的。李大钊不这样看。李大钊把它看成双向的。这个双向怎么体现呢？他说“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文明当中与近代精神相接近的一些体现我们文明或者价值观念的一些思想介绍给西方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期待着东西文明之调和。对于这两种文明的调和是有所帮助的。

这个思想和他刚才讲的新旧的包容关系，在思想内在的联系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李大钊在这里强调“迎受”，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论，即我们对西方的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这可谓是切中要害的自信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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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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