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张昭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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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如果把文化自觉放在人类历史演变的长河中来考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过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觉醒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间，即雅斯贝尔斯所讲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各个文明都诞生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或者先知。比如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智者，在以色列诞生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塑造了各自的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各民族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虽然天各一方，但是各个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其中重要表现之一，便是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终极关怀的觉醒”可以从这样三个层次具体展开来讲：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人与神的关系。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类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学会了运用工具改造自然。从工具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从石器、铜器、铁器到黄金、白银的使用，体现了人类征服大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人类不仅产生了自己的语言，而且产生了各自的社会伦理、国家、家庭等，也就是说建立了社会的秩序。

在处理人和神的关系方面，各民族都诞生了自己的宗教和类似宗教的信仰。宗教不仅仅是处理人民的终极问题，处理人与神的关系问题，同时它还处理人与内心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建立了人类的秩序和信仰，直到今天，如果寻找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性，我们仍然需要回到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奠定了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个性。这是人类精神第一次伟大的觉醒。

 

有句话叫“物极必反”。第一次人类觉醒产生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宗教，历经长期的发展，到了中世纪以后慢慢地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对人的束缚，这就产生了第二次觉醒。我所讲的第二次觉醒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7、18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所产生的理性精神、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启蒙精神。也就是说，第二次人类伟大的觉醒的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启蒙精神的觉醒，也可以说第二次觉醒的时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

启蒙运动用理性的光芒照亮世界，使人类从宗教的迷信和沉睡当中醒来。我这里仅讲两点启蒙的价值，也是启蒙的核心价值：

一是个性解放。启蒙给人类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人从上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独立性。原来在中世纪人是依附于上帝、受上帝支配的，不仅人是受上帝支配，我们思维的基本方式，比如说国家的产生、人的产生，我们都认为是上帝制造的。在启蒙运动时代，人逐渐脱离上帝这种观念的束缚。中国则是从“天理”和“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个性。我们说得较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在一定程度上讲都是个性解放的产物。

二是理性至上。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表现为不受束缚的，但常常也是不加批判地使用理性，敢于质疑权威和传统教条。我们常讲的“拿证据来”，包括试验科学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讲都可以看作是理性至上的产物。

17、18世纪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理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了一批耀眼的星星，比如说自然科学领域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笛卡尔等人，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领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在中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里面常讲的一些原理，都是由他们提出或开创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今天我们用以观察和分析社会的许多原理都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比如说英国的政治学家霍布斯，他在《利维坦》里面向君权神授发起了冲击，洛克提出了人民主权和分权的思想，弥尔顿提出了共和的思想；在法国诞生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在德国出现了古典哲学的三大家：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一批新的巨星，跟第一次觉醒所产生的智者、圣人和宗教领袖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第二次觉醒的过程当中，启蒙精神是它的核心。而启蒙精神的主要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个体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从一定程度上来讲，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可以说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重要标志。

简单地讲，如果说“轴心时代”奠定了各民族的文化基础和文化传统，形成了它的文化个性，那么从17、18世纪开始，以西欧为中心逐渐传到了北美、亚洲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第二次人类觉醒所产生的成果，成为今天世界上各民族共享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它形成了世界现代化共享的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常讲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人类精神觉醒的产物。把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放入到人类精神伟大觉醒的这个长河当中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主要是人类精神第二次觉醒的产物或者说是它的一部分。

一、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提出

什么是文化自觉？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当中使用了这个词汇，提出中国“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自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我们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写到了党的文件里。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里面，我们再次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相对来讲，“文化自信”这个词我们比较好理解，就是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不要做“香蕉人”。所谓的“香蕉人”，就是说皮肤是中国人的黄皮肤，但是内心已经变成了白人的文化、白人的信仰、白人的价值观念。这种“香蕉人”就没有文化自信，只有文化自卑。所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是不要做“香蕉人”，要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充满信心。

与“文化自信”相比，“文化自觉”这个词比较抽象，不太容易理解。“文化自觉”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它是1997年北京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在此次研讨会提出之后，他还不断地对文化自觉的内涵进行了阐释、深化和丰富。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和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方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和‘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

费先生还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用了非常精炼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四句话来概括什“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珍爱、热爱自己的文化，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他民族文化的价值。在这样一种互相尊重的情况下，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

接下来我从三个方面简单地分析一下费先生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觉”。费先生在晚年回忆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各自民族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要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的经济走向了全球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费先生就想，各自民族的文化，位置、重要性、实质、方向在哪里呢？于是，他开始进行了系统的反思。我个人认为，他的反思主要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反思。我们知道，第二次人类精神的觉醒，它所产生的精神财富，现在已经不单是西欧或发达国家的，同时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头脑中所形成的现代观念，很大一部分受到了第二次人类精神觉醒的影响。费先生在反思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了西方现代文化或现代化的弊端，比如，功利主义、霸权主义、歧视不发达国家、西方中心主义等，这一系列都有它严重的弊端。在“9.11事件”之后，西方国家采取以牙还牙、以“恐怖对恐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费先生觉得这都不是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二，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道路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费先生有一个总结，他说这100年的中国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传统变成了现代化的敌人。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呢？费先生觉得，简单地采取替代或者破旧立新的方式，有它的弊端，而如果我们能够从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的角度，注意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这会有益于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

第三，是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反思。费先生注意到，近年来我们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拿出来的解决方案，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举了这样几个例子：

一是注重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他说，农村经济的这种发展，与中国文化里面长期注重家族、家庭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这是跟西方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二是“一国两制”的例子。他说，“一国两制”不光有政治上的意义，同时还有文化的意义。它解决了不同的东西，能够相融共处的问题，这也是跟西方文化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并存。

 

三是我们采取了“多元一体”的方案。他说，这种“多元一体”的方案与欧洲现代民族理论——单一民族建国是不一样的，这也跟我们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有关。

四是我们的伦理。我们传统的伦理有它好的地方，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都能够设身处，推己及人，这些东西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它否定掉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简单地说，费先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能一体化，要多元化。我们要相信中国本民族文化的价值、生命力，不能简单认同西方文化。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

接下来，我结合费先生的说法，谈谈我个人对文化自觉的理解，跟大家交流一下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来看一下近代中国文化自觉，走过了怎样一条道路。

二、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开端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近代史一般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么“文化自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文化自觉”在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现代新产生的概念。当把这个概念放到历史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它的适用性。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经讲，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从近代开始的，至少有上百年的历程。我反复琢磨，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呢？结合近代陈独秀等人对于民族觉醒和文化觉悟的解释，我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在甲午战争之前，尽管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了，但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者说西方文化的东来，并不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开始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说过，在甲午战争之前，如果上升到明末清初的话，凡经过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但是中国人惰性太强，往往是每觉悟一次又迷糊一次，最终是“愈觉愈迷，昏聩糊涂”，一直到了今天。西方文化东来在明末清初就有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或者叫近代化）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或者说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就如同在果树的嫁接过程中，嫁枝和真木如果不适合，就难以嫁接成功。也可以说，西方文化尽管在明末清初已经东来，但是中国文化的土壤还不能够接受近代文化，不能够把西方近代文化融入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来。

 

我这里举三个人物，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还没有觉悟。第一个人物是魏源。魏源、林则徐代表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这是最早开始主动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魏源提出了著名的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常把这句话作为魏源睁眼看世界的一个证据。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被给予了很高的地位，甚至被视作时代先声。但正如冯桂芬所讲，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面所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不过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纵横术而已，是学习对方的长处来对付长处，也就是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说这仍然是传统的旧习，不具有现代意义。这是冯桂芬的说法。

我们再看一下明治初年，日本学者重野安绎是如何讲的。他说，中国最近有一个人叫魏源，他写了本书叫《海国图志》，这本书里面说“五洲之诸邦，皆为海国也”，也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海国。重野安绎就说，“夫大瀛环之，何往而不然？”就是说世界上各个大洲都是大海环绕的，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呢？“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中国也是一个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中国虽然大，方圆也不过万里而已。“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目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井底之蛙耳！”简单地讲，就是说我们的国土方圆万里，看到其他国家到我们这儿来，都是从海上坐帆船而来的，所以就认为其他国家都是海国。重野安绎用这句话来说中国人像井底之蛙一样，不知道世界的地理形势，缺乏地理知识。也就是说，重野安绎用井底之蛙来形容魏源。

我这里举的第二个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英、法、美三国公使在广东要求会见当时的钦差大臣，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要求见一下外事主管部门的领导。叶名琛拒不接见，最后没有办法，在郊区的一个仓库里面，接见了这几个他看不起的，远洋而来的白皮肤、蓝眼睛的洋鬼子。因为在他的内心，夷人是低中国人一等的，于是摆出一副天朝上国大臣的架子。

1857年，英法联军广打广州城，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无计可施，竟然开始烧香拜佛，去找吕洞宾、李太白，求他们下凡来解决问题，靠扶乩占卜来解决十万火急的战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他是何等迂腐、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只有迷信。

那么，叶名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一个少年得志的英才。叶名琛26岁中进士，38岁做巡抚，43岁任总督，46岁任相国，一路飞黄腾达，非常顺利。这在清代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人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叶名琛被英国人俘虏之后，仍然端着天朝的架子，非常讲究气节。但是仅仅讲究气节，讲究男儿血性，讲究义气和情感，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清政府的京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第一次沦落到西方殖民者手中。

 

接下来我还要讲一个人，洋务运动时期的倭仁，我们后来称他是守旧派的代表。但是，这个守旧派的代表却是中国文化里非常不得了一个代表人物。倭仁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程朱理学家，他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曾经做过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位高权重，在政学两界声明赫赫。但是，这个掌握政学两界权柄的大人物，他的思想却非常保守。在洋务运动时期，同治六年（1867年），在同文馆要不要招收有正途出身的人员时，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人员到同文馆来做翻译。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他说，天文、算学这样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从正学出身的人员来做，他说这是一种技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形而下的东西。在中国传统里面，技艺在儒家看来是雕虫小技，他说这种雕虫小技不能够由正途出身的科考人员来做。他讲的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什么意思？治理国家靠的是礼义廉耻，像翻译、天文、算学这样的雕虫小技，根本不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儒家的士大夫们对于世界大势，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可以说是寥无所知，根本就不重视。

正是在这样一批人的主政之下，到甲午战争当中，中国一败涂地。在此之前，我们曾经败给英国、法国，英国和法国，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是远洋而来的西方大国，但现在我们败给了小国，一个岛国，用当时人的话来讲，是一个岛夷——日本，大家接受不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的读书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唤起了民族的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闻听《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以后，痛哭流涕，也就是说这给了他们精神上重重的一击。经过这次打击，中国的读书人觉醒过来了。身历其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忆》当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人才醒来。“唤起吾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是当事人梁启超的说法。

当时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指出，“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经过这场战争以后，“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打击，特别是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整个中国的读书人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他们从中醒悟过来，开始做出一种新的选择，像我们熟知的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是经过这场战争以后，走向了改良或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讲，起到了觉醒的意义。

三、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

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我分为四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戊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戊戌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批先进的中国人觉醒过来，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我把它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人谈论起文化、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社会问题，往往采取一种纵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放到历史里面去思考，做前后的比较。中国人往往比较崇拜上古三代，所以把先秦时期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这种单线的仅在中国文化里面进行的比较，往往身在此山中，却看不清此山的真面目。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世界文化范围之内，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来思考。

 

严复曾说，我通过学习西学之后，才知道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和教化，好的方面比较少，差的方面比较多。他说，我这是通过比较而得来的。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好与不好、优点和缺点，缺乏真切的把握。现在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确立了新的坐标。我们需要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文化的好，包括我们圣人的精微之处，也需要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借用西方文化来说明。所以要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来看中国文化。

康有为得出了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判断，他说，中国是一个一统之国，但是这个一统的大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比较保守，它治理天下采取的政策是比较粗疏的；泰西（西方）是列国争雄，它的君主、领导人都虚己而下士，士人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他说，中国文化首先重视三纲五常，尊卑有阶，强调等级秩序；西方君民不仅讲平等，而且上下之间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康有为、严复等人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诸多局限性。那么，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就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思想家们文化自觉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重建文化坐标系，特别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的参照系，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在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经学家皮锡瑞的儿子——皮嘉佑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叫《醒世歌》。在《醒世歌》里他说：“若把地图来参祥，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地球是圆的，中国不在地球的中央，对今天的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常识，但是当时这首诗发表以后，在知识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的士大夫提出严重抗议，说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上天给中国人以中德，也就是说他用五行学说来解释我们为什么叫中国，来解释中国在中央不在边缘。当时士大夫阶层整体上还比较保守，缺乏世界的眼光。因此，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把中国文化纳入到世界文化的范围之中来考察，来鉴别中国文化的优点和不足，它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二）敢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

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对中国文化本身没有反省和批判，但是它反省和批判的力度，与戊戌变法时期是不可以比拟的。我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批判官方哲学和主流学说。他们把批判的对象直指传统的四书五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等系列著作中，向儒家正统学说发起猛烈冲击。他认为，中国学术“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为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当时另外一个学者宋恕，指责当时的程朱理学：第一，“远乎公”。所谓的“远乎公”，是指程朱理学背离原始儒学“天下为公”、讲求民主的精神。第二，“远乎实”。什么意思？说程朱理学讲的这套东西，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根本就没有用。这是批判传统的四书五经，批判传统的理论体系。

第二，批判传统的人才制度。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非常重要的制度。戊戌变法时期，知识界开始反思社会落后的原因。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在战争中一败再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人才。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归结到了科举制度，主要针对八股取士制度。他们明确提出要废除八股文。

 

第三，批判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我们刚才讲，第一次文化觉醒的重要产物，就是我们产生了自己的信仰、道德和伦理。但戊戌变法时期，他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展开了批判。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用了这样一个词——“冲决网罗”。他说，纲常名教就像网罗一样，束缚了中国人的个性。严复把纲常名教、伦理学说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来批判，说它摧残人性。他特别强调，中国妇女强调贞节，强调烈女，这种名教、礼教对中国妇女而言，是对她们的一种伤害和摧残。

总之，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开始对自身的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纲常名教，展开了犀利的批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三）学习西方：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

在此之前，魏源曾经提出“师夷长技”，洋务运动时期仍然是在学习西方长技器物层面的东西，还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到了这一时期，开始从文化上来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踏上了东渡的航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只有日本人派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到近邻日本去学习西方文化。从当时翻译的书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在甲午战争之后十几年当中，中国人翻译日本的书籍达到958种；而在这之前300年当中，中国人翻译日本的书籍只有12种。从300年间只有12种，到短短十几年有958种，从这个数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价值的取向已经由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向西方文化学习，向近邻学习。这一时期他们学习的内容比较偏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里面，主要学习的是君主立宪。这是戊戌维新时期文化自觉的第三个方面——文化取向的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

（四）“变”的自觉

“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在“变法”的过程当中，梁启超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在《变法通议》里面讲，“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什么意思呢？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人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如果我们主动去变，那么变法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可以保卫我们的人种，保卫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变而变，那就是一种被动之变，是任人宰割，最终的结果，他说我不敢想象，“乌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这一时期的“变法”跟历史上的“变法”，跟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有质的不同。这种质的不同，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角度去理解：

第一，这种“变法”是跟“群”或者民族的命运相联系的。那么，它所谋求的目标就是合群、保种，寻求一种民族的独立、富强，挽救民族的危亡，为民族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第二，这一时期的“变法”是与进化论相联系的。这一时期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康有为提出了“公羊三世进化论”。康有为把中国变法的方向指向了西方或者现代化。把变法与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的改造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变”不是历史上的局部之变，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化。这是近代文化自觉历程第一个阶段——戊戌变法时期。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文化自觉

戊戌变法之后，接下来是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在戊戌维新时期所开启的学习西方的步伐，一下子缓慢下来，甚至出现了停滞。在这个阶段，在更大范围当中的中国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传统社会当中，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观念。也可以说，他们刚刚醒来，或者少数人醒来之后，大多数人仍然在昏睡当中。有人形容当时的状况说：

“亚细亚之东，有大地焉，为白人所共有。凡其地重大之事，执其权者无一而非白人。故白人之至其地者，纵横跋扈，无所不至。盖已奴役其土人，牛马其土人久已。然其土人冥然罔觉，自称其地曰‘中国’。其实濒海之东，既不可谓‘中’；偷生苟活，更无以为‘国’。国民曰：是所谓土地，非国也。”

这里通过解释“中国”两个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对这个国家，缺乏国民的观念，甚至缺乏国家的观念。

第二段话是鲁迅留学时写的，他当时在日本仙台的医学院学习。每次学习时，如果老师的课提前讲完了，下课之前都要放影片。他说，在这个影片里面，经常看到“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

他这句话是讲，在当时在日俄战争的过程当中，不仅中国政府宣布局部中立，当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我们的同胞在一旁做旁观者，感觉中国人被杀跟自己完全无关。鲁迅在《藤野先生》里面的这段话，是讲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麻木不仁，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国土，对自己的国家，全然没有感情。这是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文化状态。

在这种状态、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看到20世纪初，最早觉醒过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具有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初，也就是辛亥革命前10年，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自觉做出贡献的，主要还是一些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家。

 

第一，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什么叫中国文化的本体？这里讲的是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属性。这个属性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在戊戌变法时期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的论争，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守旧与维新派的论争。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概念，叫“中体西有”或者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说，就是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为原本，在此基础上来学习西方的器物之学。这种观点在戊戌维新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很有市场，大家都比较强调要以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经典里面讲的“纲常名教”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20世纪初，《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举办新式学堂，在新式学堂的教育里面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有它的问题。问题在哪里？举例说，西方文化所谓的“体”和“用”或者“本”和“末”，如果说这个“末”或者“用”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么西方的政治、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科学观念之上的；如果说“末”或者“用”指的不是科学，那么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就是没有用的。

简单地讲，严复在这一时期提出，西方现代文化，也就是第二次精神觉醒的产物——科学、自由、民主，这些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不单是属于西方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没有国别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现代世界里面都必须强调科学、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大家共有的。这就对当时“中学为体”（以“纲常名教”为体）的观众，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冲击，使人们认识到，从现代社会走向现代化，我们所要信仰、坚持的是科学、自由、民主，必须以科学、民主、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而不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作为本体。他的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说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要建筑在科学、人的自由、政治制度的民主之上。

第二个方面，我们仅仅学习西方还不够，针对当时有人强调西化，一切照搬西方，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说，我们学习西方不能“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处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脱去了给古人做奴隶的奴隶性，又产生出崇拜外国人，给西方人做奴隶的奴隶性，这样我们得不偿失。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开始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位。这一点跟严复讲的学习西方，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严复讲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是现代化；梁启超讲的是西方文化一定要中国化。梁启超还说，出国的留学生，如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用了一个词叫“国学”，他说，你对中国的“国学”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你对西方文化也就不可能有很好的认识。换言之，你如果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没有很好地掌握，那么你到西方去就不知道学什么东西，回来对这个国家、对我们的文化有建设作用。我把梁启超“文化的民族性”和严复所讲的“文化的时代性”，叫做他们重新开始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体。

第二，批判国民性。讲到批判国民性或者改造国民性，人们知道得比较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其实在此之前，在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改造国民的重要性。他通过总结发现，只有通过找到中国人的不足、学习西方人的长处、改造中国的国民，才能给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找到一条出路。他的这种判断是对戊戌变法的反思。他说，在戊戌变法前后一段时间，中国人找中国落后原因的时候，往往说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如人、军队不如人，我们的官僚贪污腐败，忠诚度不如外国人，我们的社会动乱——农民起义和农民暴乱，造成了我们国家的衰落。

他说，这些原因都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但不是根本性的原因。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国民。他说，如果我们的国民都有比较好的素质，那么我们的变法就会成功。他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仅仅依靠少数人，仅仅依靠皇帝和朝中几个大臣，这样的变法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推行下去。因此，针对戊戌变法时期由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他提出要从上往下进行改革，从改造国民性，从教育中国的民众做起，来提高国家的实力，造就新国民。

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为了宣传他的“新民学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比如《国民十大源起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新民议》等，他还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叫《新民丛报》。那无论是《新民说》《新民议》，还是《新民丛报》，他的核心宗旨就是要造就新国民。梁启超说什么是新国民？他说，新国民要知道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国民毫不关心，这样的国民就不是国民。因此，他从两个方面来改造国民性：

　一方面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感情、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另一个方面，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方面，梁启超下了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当时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我举一个例子，1907年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毕业纪念题名录《鸿迹帖》上，有62人写了自己的籍贯，但是他们在填国家名称的时候却出现了困惑。那这62人当中，有18人写他们的国家叫“支那”，有12人写的是“清国”，有7人写的是“中国”和“中华”，还有25人没有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今天我们出国办护照，非常明确，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们的认同是中华民族。但是在当时，由于整个中国人，甚至包括出国的留学生都缺乏一种现代的国家观念。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我们讲爱国的时候，他们是一种模糊的、混沌的状态。所以梁启超开始强调要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培养国民的民族观念。

梁启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宣传近代的国家思想、民族思想，特别是针对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革命，梁启超提出来要把民族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大民族，一个叫民族，或者说一个叫大民族主义，一个叫小民族主义。他说这种排满革命是以汉人或者汉民族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这种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小民族主义。他说这种民族主义是要不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大的民族主义，这种大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满、汉、回、藏等合为一体，也就是我们后面讲的中华民族。他讲，我们认同的民族应该是中华民族，不能简单地仅仅认同汉民族，我们不能够排满，不能够仇视满人、蒙人、维族人。他强调民族的统一，由此来培养一种民族情感、爱国情感。这是一个方面，他开始确立一种国家、民族的观念。

另一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开始提出要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他在文章里嘻笑怒骂，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几千年以来中国人身上习以为常的弊病。在《呵旁观者文》这篇文章里面，他说我们“中国四万万人，皆是旁观者也”，就像鲁迅先生在文章里面讲的，日俄战争当中，日本人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胞视若无睹，甚至来围观，来嬉笑。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面把中国的旁观者划分了这样六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混沌派。混沌派是一种没有脑筋的动物，跟动物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饿了就吃，饱了就玩，困了就睡，醒了就起床。这帮人天天围绕着自己的小天地来转，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为了争一分钱都可以跟对方拼命，国家、天下这些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一类人根本就不清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没有国家的观念。他说，这种混沌派在四万万中国人里面有三亿五千万。

第二种类型是为我派。这类人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要财不要命，极其贪婪。他说，当时的官绅士商，只要占据高位、握有重权的，都属于这一类。他说，既得利益者基本上都是唯我派，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努力。

第三种类型是呜呼派。呜呼派就是名师派，这帮人自命清流，天天忧国忧民，但事到临头，往往无计可施，没有办法。就是说天天口号喊的很响，但是面对现实问题，往往束手无策，喜欢唱高调。

第四种类型是笑骂派。笑骂派的人经常站在别人背后指指点点，冷嘲热讽。他们不仅自己是旁观者，也不想让别人办成事情。他们既骂那些守旧的人士，也骂那些维新的人士，既骂人小人，也骂人君子。他们自己不办事，却自以为不得了，天天旁观，看似是完人，实际上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

第五种类型是暴弃派，就是自暴自弃。这种人是无能之辈，他们认为，中国四亿人，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当中，能人不知道有多少，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没有什么本事，那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去解决就完了。这种类型的人自暴自弃，感觉自己不行，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其他人。

第六种类型是待时派。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一派人都是看看再说，拖拖延延。明日复明日，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或者抱怨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总是抱着一种消极、逃避的心态，等待天时，等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但是永远等不到。    

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待时派，梁启超说，这些人虽然类型不一样，但是他们作为旁观者都是一样的，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能说不能做。常言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中国的和尚太多了，旁观者太多了，结果都在袖手旁观，国家一天天沦亡了。大家都做旁观者，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救吗？这是梁启超在《呵旁观者文》里刻画的中国人形象。

 

在另外一篇文章《新民说》里面，梁启超通过下面几点，对中国人缺乏国民资格提出了批评：

第一个方面，缺乏国家思想。

第二个方面，缺乏社会功德。

第三个方面，缺乏权利思想，没有主人公的责任感，喜欢做顺民。

第四个方面，缺乏自由思想。西方人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是中国人从来不会为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去做牺牲，去做努力。

第五个方面，缺乏自我的治理能力，喜欢内讧，喜欢抬杠，喜欢相互嫉妒，不能够自我团结起来。

这是梁启超在《新民说》里面对当时中国人国民性的总结。前面他总结为六派，这里又总结为五个方面。简单地讲，梁启超对中国的国民性用了一个词，叫“国民的劣下之根性”，这就是后来“国民劣根性”最早的来源。梁启超说，要把中国人“劣下之根性”减下来，要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一方面他在批判中国的国民性，同时也写了大量文章在宣传和培养中国国民的爱国感情和现代国民的素质。

第三，对中西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我们文化自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学习西方，学习西方也代表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前进方向，那么这一时期在学习的基础之上多了一层含义，就是反思和批判。这里我举大家比较了解的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为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是双重反思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双重反思，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二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反思。也就是说，三民主义是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又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综合中西文化基础之上所提出来的一种学说。我们常讲，“两害相全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那么，三民主义就是在这样相权之后得出的一种判断。

近代中国人非常注重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文化。在没有出国之前，我们往往把西方国家，把西方的文化想得比较圆满，比较理想化。但是他们出国之后，对西方社会进行了认真考察之后，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有它的缺点。严复在出国之后就认识，到西方国家一方面社会、经济很发达，但同时贫富悬殊非常严重。孙中山在出国之后，多次全球旅行，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考察，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判断。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就是对中西文化综合考察以后做出的结论。

我们看一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何在反思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里，处于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我们讲民族主义的时候，常讲的一个词叫“排满革命”。“排满”的一个根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或者叫“华夷大防”），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但是这种传统的民族观念有它的狭隘性，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20世纪初，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他解释说，“排满革命”并不是要杀尽满人，仅仅是要推翻满人的政权。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他马上提出来一种说法，叫做“五族共和”，就是满、汉、蒙、回、藏五个民族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这样就避免了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造成的大屠杀。

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单一民族建国的一种超越。他提出的“五族共和”思想避免了国家的分裂和民族的纷争。

 

（2）民权主义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兑换成林肯的那句话来讲就是“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基本上相当于里面的民有和民享。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有民本的传统，但是这种民本的传统是相当于西方的民有和民享。我们现在缺的是民治。那么民治思想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孙中山就提出来了创立合众政府。在创立合众政府里面，孙中山讲到选举权的时候，提到了“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里面，他一个方面吸收了美国的三权宪法三权分立的概念，同时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吸收了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增加了“考试权”，以此来弥补西方公务员考试的不够透明和不够公平。另外，他又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增列了“监察权”，以此来防止和惩治官员的贪污和腐败。也就是说，“五权宪法”是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

（3）民生主义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也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民生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到19世纪20年代，孙中山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八个字，叫“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高度集中，特别是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来防止贫富悬殊。“节制资本”是针对当时西方国家资本高度集中于大的资本家手里面，当时西方社会贫富悬殊极端的严重。孙中山曾经访问过第二国际，后来又受苏俄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因此他提出“节制资本”的概念，限制大的资本，比如说森林、矿产、土地、银行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资本，他主张收到国家手里，由国家掌握，以此来防止大资本家对资本的控制，造成的贫富悬殊。总之，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带有中国历史上所一贯强调的“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强调均贫富的色彩。

借助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双重的反思，既对传统文化有所反思，又自觉地反思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批判、吸收的做法。

第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本来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成立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但是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就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以及康有为等人发起“孔教运动”，要把孔教立为国教。中国社会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比较黑暗，让人郁闷的时代。当时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也感觉到了一种苦闷。鲁迅在1922年的《呐喊自序》里面曾经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这个词叫“铁屋子”。他说，“假如一间铁屋，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当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当时埋头固纸堆，在从事中国古代的造像和木质、金石拓本的研究和抄写，直到有一天钱玄同要求他写一篇文章，说你不要再沉睡过去了，要起来唤醒民众，他才开始写了《狂人日记》。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一度陷入了一个非常沉闷的社会局面。人们由中华民国建立的这种希望，重新回到了一种失望、彷徨和苦闷的状态之中。在迷茫、苦闷、彷徨的过程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和反思中国的改造之路。那么，这就有了新文化运动。

我这里从四个方面来讲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一）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觉醒

比较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觉醒，也就是说强调自觉地用文化来塑造国民。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呢？我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总结在此之前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他说，中国从洋务运动到现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洋务运动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主要是认识到自身在器物上的不足，所以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第二个阶段是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个阶段中国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人，主要是政治制度不如人，所以他们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民国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复辟帝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开始反思，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中国人文化上的不足，开始从文化上学习西方，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正如“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它是一场文化的运动，从文化上为中国寻找出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1916年2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吾人最后之觉悟》，在文中他指出，中国人百年以来一直在寻找出路。近年来中国人掀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体国民的觉悟没有实现。因此，在《吾人最后之觉悟》这篇文章里面，他开始号召或者唤醒沉睡的国民。他说，在此之前所谓的共和，所谓的立宪者，都是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多数人不觉悟，少数人觉悟，即便你建立了新的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其结果仍然又走回到老路。他说，现在我们就要唤醒国民，让他们觉醒开来，让国民认识到国家是人民的功臣，必须摒弃过去的官僚的、专制的政治，代之以自由的、自治的、法律的国民政治。他说，只有多数国民的人格、思想觉悟了，接下来我们的新国家才能够建成。但是仅仅从政治上认识还是不够，他说民国成立以来，他观察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孔教。孔教在为专制帝制做宣传，做掩护。因此，他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

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认识到儒家学说里所讲的纲常名教，这些东西跟现代民主国家是相冲突的。如果我们真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法治的国家，那么我们必须摒弃以纲常名教为基础的等级关系或等级观念。只有我们伦理上觉悟了，认识到要废除纲常名教，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

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从文化、伦理上来改造国民，唤醒国民，以此为基础，进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

 

（二）中西比较中的抉择：自觉追求民主与科学

与从文化上感觉到中国自身的不足相辅相成，通过中西的比较，这一时期新文化人采取一种非常激烈、彻底的方式。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撰文指出，“国人而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就是说不再做这种野蛮的、落后的民族，那么我们现在只有奋起直追，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人要想改变国家的落后，改变国民的落后，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富强的国家，那么我们必须奋起直追，要讲科学、讲民主。

在讲科学、讲民主方面，他们非常具有坚决性。陈独秀曾经讲过，为了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和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从陈独秀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文化人为了追求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我，也可以反观他们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决心和意志。

（三）中西比较中的抉择：“打孔家店”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多次对孔教和儒家文化提出批评，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也都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是‘吃人’。”这如同晴天霹雳，对中国人来讲，礼代表了一切。有人说，整个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礼”。我们常讲礼仪之邦，说中国人最讲礼仪文明。但现在鲁迅却说历史里面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吃人”。吴虞在看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吃人与礼教》。他在《吃人与礼教》里面这样讲：“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面所讲的那几句话，进一步的上升到新的高度。

正因为这几句话，近些年来我们在讲国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教，打孔家店，是搞错了方向。那么，孔教（礼教）在当时应不应当批判呢？我们要回到历史，不能仅从前人的文章里摘出几句话，就认为他们当时过火了，偏激了。我这里有一些资料，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礼教”，顾名思义就是以礼为教。在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在讲礼教，并不是儒家一家讲礼教。礼教在整个古代社会，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提高国民的素质，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礼教却成为了束缚人的思想，出现了病态，这种病态到了晚清之后尤为惨烈。

这里举几个例子。同治二年（1863年），安徽六安允许入祠的殉身妇女达到了1887人。也就是说有1887人为了名节而殉身。山东莱州在同治二年的七月有3282人为了名节献出宝贵的生命。另外，根据同治朝的《徐州府志》记载，从清朝初期到同治年间，丈夫去世了，为了丈夫守节的妇女达到了4151人，遇到战争献出生命的人有1381人，丈夫去世之后陪葬的有918人，没有结婚为了得到贞节之名殉烈的有146人。成百上千的人，特别是妇女，为了成就自己的贞节之名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安徽桐城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贞女、烈女。桐城地区在明代的烈女祠里面供奉了93个人，到了道光中叶，所祀妇女已经达到了2774人。从93人到2774人，仅仅百年，数量已经是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

福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的一个重要地方。在这个地方，从不同的文人笔记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当地风俗，年轻的少妇丈夫死去以后，她的父亲和兄长就会逼迫她成就贞节之名，这一天他们会敲锣打鼓，让这位少妇坐在花轿里面游街庆祝，游街庆祝之后让这个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尽，甚至旁边没有成家的小孩，还要去摸一摸这位自尽女子的衣服，沾一点喜气，将来早得贵子。

从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礼教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地步，也可以说礼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是传统文化的一个严重病态。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把孔教、礼教，把“孔家店”作为自己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今天我们大学里的男女生自由恋爱，说说笑笑，同在一间教室上课。但是如果往前推100年，男女生同校都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清朝末年曾经出现这样的规定：北京万生园（动物园）男性和女性不能同日游览，比如一、三、五和星期天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一些女子中学或者女子大学，不允许男老师住在学校里，甚至要求老师上课时候必须两目仰视，不看学生。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礼教、中国伦理道德出现了严重问题。正是针对这些，“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还认为他们是无端生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结合我刚才讲到的中国传统礼教的这些问题，鲁迅等人恰恰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对传统文化弊病的治疗。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打孔家店”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种自觉。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欧洲的战争，虽然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与欧洲隔着千山万水，但是这场战争对于整个中国人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我具体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人类文明极端的破坏和毁坏，惊醒了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于战场的约1000多万人，受伤的约2000多万人，波及的人口达13亿之多。在此之前，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化充满一种乐观。中国人把西欧发达国家或者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是这场战争让我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说西方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弊端，使得在此之前一直学习西方的中国人陷入了彷徨。不仅仅中国人在彷徨，欧洲人也在彷徨。1918年，德国史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向了没落，同时他把人类文明划分为不同板块，比如儒家文明、印度文明等。他认为，在目前状况下，西方文明已经陷入没落，要重新看待其他文明的价值。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到中国讲学，他说：“欧洲人是一种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欧洲文明弊病的极端爆发。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提倡重新认识和看待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这在西方文化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欧洲人自以为是上帝的宠儿，它的文明走在了其他文明的前列，甚至于不把其他文明和文化看作文明和文化，认为中国、印度等仍然处于野蛮和落后的状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了他们，他们感到其他文明也有长处，也值得学习。

当时去欧洲考察的梁启超等人从中深受教育，他们也开始反省和强调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反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的反省，要唤起中国人的自觉心。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说：“（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了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呢？这是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科学破产来。”中国人从戊戌时期开始学习西方科学，到这一时期中国人陷入一种困惑，梁启超说，仅仅学习西方科学看来还不行的，我们不仅要学习科学，还要用中国文化，用古已有之的东西，用一些人文的东西来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也就是说，科学和人文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中国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认识到，文化问题不能简单地靠科学来解决，需要科学和人文两者并重。

另外，随梁启超到欧洲旅游的著名学者张君劢，他在回来以后也发表了系列文章，说中国人要调整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今后新文化的方向当以我为主，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如果像以前一样，西洋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西洋人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是傀儡登场，这是沐猴而冠，长此以往，中国人不仅没有文，也没有化了。中国文化就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空前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强调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当然，在他们强调中国文化价值和自主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否定掉输入西方文化，特别是输入西方先进的文化。也他们强调的是一方面要输入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不能忘掉中国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自觉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自觉。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理想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有的问题。毛泽东在讲“五四”运动的时候就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其他一些落后国家也在向西方学习，但是结果却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不断在欺负我们。也就是说大家一方面在学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成为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又表示不满，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90年前，192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先生临刑的日子。这一天，李大钊先生走上了绞刑架。他在行刑之前，同时其他的19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用他的生命来显示了他信仰的坚定性。我们90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李大钊的信仰是一种文化自觉，他这种文化自觉结出了累累硕果。

这是第二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选择社会制度时，由反省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开始选择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

 

第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内容非常丰富，仅文化自觉的角度就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展开讲。我这里仅讲两个胜利：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通过这两个胜利来讲文化自觉，它不单是一个文化上认识的过程，同时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仅能够言，而且能够行，落实到行动上来。

（一）抗战胜利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落实为行动的产物，是文化自觉行动的一个结果。抗日战争实际上非常值得我们反省。我一直认为，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意义从文化上反省的非常不够。就近代而言，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在前者失败的基础之上不断前行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我们一次次失败，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场战争我们取得了胜利，胜利不久我们又进入了解放战争，所以我觉得，从文化方面对这场战争的反思还有所欠缺。比如，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空间，却败给了一个人口远远少于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从文化上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差点沦为人口那么少的国家的殖民地？我们还可以反思，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中国人沦为了汉奸，变成了伪军，比如出卖抗日联军英雄杨靖宇的，恰恰是我们的同胞。当然，今天我着重讲的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文化自觉起到的积极地作用。

我这里讲两个人物，一个是史学家钱穆。钱穆是一介书生，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学术，为民族抗战贡献一点力量，他写了一本书叫《国史大纲》。在史学研究中，他把抗日战争放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进行综合考量，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他说，抗日战争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不过是短短的一节。按照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发展规律看，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中国不会亡。他说，中国历史一以贯之，从来没有间断过，这里面一定有我们历史、文化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都挺了过来，所以当下日本侵华，也灭亡不了中国，中国不仅不会亡，今后还会继续复兴起来。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衰落不过是中华民族一时生了一场小病，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属于中国，中华民族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复兴起来。

钱穆先生写这本书，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社会上充满了“亡国论”，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在“亡国论”和悲观情绪的氛围之下，一个史学家敢于用他所学、用他的观察、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知识，来给国人一个交代、一个回答，来鼓舞国人，给国人信心——中国不会亡，我想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

另外一个例子是文学家郑振铎，他有一个短篇小说叫《最后一课》。在1941年，大半个中国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1941年12月8日，上海作为一个“孤岛”，也沦陷了。当时正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在日寇侵略的当天，在日寇进入校园之前，他上完了“最后一课”。他给学生讲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不忘叮嘱学生：“今天是我给你们上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今天，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是中国人”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在一个国家将要沦亡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在叮嘱他的学生：在国家将要沦亡的时候，你们不要变节，你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

在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的一些日本朋友，曾经通过各种手段劝说他为日本人服务，他都严词拒绝了。当时不为日本人做事的人，经常遭到杀害，生活在恐怖之下。但是郑振铎无论是面对敌人的恐吓，还是敌人的收买，都毫不动色，可以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么，抗战期间像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文人，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节和风骨，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产物。

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觉悟开来，都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自觉；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自觉。从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是跟文化自觉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日战争也可以说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伟大的觉醒。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文化自觉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第一，科学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核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讲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信仰，比如我们常说的夏明翰的那四句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也就是说，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主义，他敢于断头，献出个人的生命都在所不惜，这体现了信仰的坚定性。在此之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信仰的是三纲五常。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信仰变了，不仅仅是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1921年建党之初有50多人，到1927年已经达到了5.8万人，这不是成十倍、成百倍，这是成千倍地在增长。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期，我们已经有120万人。从50多人到120万人，从1921年到1945年，也就是二十几年的时间，有这么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种信仰有没有它的道理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信仰，是有内在根据的。用今天的话来讲，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

我们最近在研究国共两党的历史，跟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理论上是不成体系的。比如，我们今天整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已经达到了50卷（53册），第二版拟出版60卷。在人类历史上，除去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哪一位思想家或大学者，有这么浩瀚的成系统的学说？不仅有系统的学说，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检验，又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其中一条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二，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时期非常注重民族的形式。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说，那么，我们拿过来对于我们国家有没有用、如何去用，这需要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近些年来我们叫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提法在1938年毛泽东所写的《论新阶段》里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拿来就可以的，它必须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在新民主主义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人同“左”和“右”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实际上可以说就是一个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借助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时期中国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词就是大家熟知的“实事求是”。我们今天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词，但实际上“实事求是”这个词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用名词，它最早出现在《汉书》里。《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里面，用实事求是来表彰河间献王刘德的美德，说河间献王这个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的学者对这个“实事求是”做了一个注释，说所谓的实事求是就是求真。考据学家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的精神，强调在比较全面地占有材料之上，得出结论。后来又把实事求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关怀。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

但是，毛泽东正是利用了中国古代大家比较熟悉的“实事求是”这一个词语，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更容易让人理解。毛泽东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去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直到今天，很多人都不清楚什么叫科学精神。就像新儒家梁漱溟讲的，中国文化骨子里面缺乏一种科学精神。但是在这里，毛泽东把西方的理性、西方的科学、西方文化的，借助于我们传统的成语——实事求是，解释出来了。直到今天，大家仍觉得用起来得心应手，容易理解。

 

第三，中国的道路。文化自觉要落实到行动上来，对于中国来讲，从大处而言，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行动，同时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一个国家的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找到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道路。概括地讲，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不是我们的老师马克思，也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走的那条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自觉地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的价值。探索的过程是曲折的，比如我们也曾通过城市暴动的形式进行革命，但是没有成功。我们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自觉地寻找到了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没有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依赖军阀，把枪杆子放在别人手里。所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既是对辛亥革命得失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革命十月革命道路的一个批判性借鉴。正是在这样自觉继承传统和借鉴未来文化的过程当中，中国人探索到了一条中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

有前面的思想认识，在不断地失败的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到这一时期取得了两个胜利：一是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打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四个阶段。

四、如何看待近代中国文化的自觉？

我们如何来看待近代中国文化的自觉？从近代的眼光来看，要有“三维”的眼光。什么叫“三维”的眼光？第一，我们要认识到近代的文化自觉具有现代性或者近代性，它是一种时代的文化。这种时代的文化首先是世界性的。也就是说要站在人类文化的前沿，积极吸收世界文化最先进的成果。

第二，近代的文化自觉要注重从本民族的传统和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把一种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拿过来以后，不能够同我们的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为我所用，那么这种文化是一种空想，是一种空谈，是远离现实的，远离中国实际的。所以，中国近代的文化自觉是民族性的。

第三，近代的文化自觉具有实践性。它必须是可行的，是从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就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只有放到中国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文化自觉产生的文化。因此，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必须考虑它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从近代中国文化的自觉中，我还有一点反思：文化自觉从小处讲，事关每一个人；从大处讲，事关我们的民族。

从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看，我们这里所讲的仅仅是近代中国四亿人里面的极少数，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少数政治家，对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讲，民主、科学、自由、法治、富强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去学习，去体会，需要我们自觉地去完成。所以，文化自觉到今天仍然是一条没有走完的路。

我想反思的第三句话是：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人的自我觉醒。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文化自觉不是简单地多读几书，多懂一些道理，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化为行动，从行动上来提高每一个国民的素质。如果每一个国民都达到了现代国民所必备的素质，这个国民就真正实现了文化的自觉。

最后，我有一个大胆的预测，在开篇的时候我讲到，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精神已经经历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是轴心时代，也就是孔子、孟子的春秋战国时代；第二次是从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到中国近代阶段精神的觉醒。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以后，我们提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跟前面相比，具有了一些新的含义。我们最近在提一个词，叫“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文化或者说是第二次精神觉醒产物的一种反省。那么，第三次文化觉醒不是简单地反思第二次精神觉醒的产物，也就是现代文化的反省，同时也要反省和继承第一次文化觉醒的产物。也就是说，到今天，跟第一次文化觉醒相比，我们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换言之，今天的文化觉醒一个方面要借鉴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化合成一种对于当代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能够行得通、对于未来能够指引方向的，这样一种新文化。我想，当代中国人所谈的文化自觉应当是这样一层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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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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