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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德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2017年08月15日 10:55

齐德学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了。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词，非常恰当地反映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歌词中的“靠谁人”，靠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伟大的毛泽东。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靠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正是由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和制度，人民解放军才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内涵；第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成；第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长期斗争中得到坚持和巩固；第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形成的党和人民军队的必然关系；第五，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第一个问题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概念的理解；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是从党和军队历史上回答为什么坚持和怎样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五个问题是从现实的角度谈谈对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理解。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内涵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在中国几乎是一句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话，但什么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句话的含意是什么？可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十分清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来领导，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参与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在人民解放军中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任何宗教派别在人民解放军中组织活动。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多次严肃地讲过。1930年9月30，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就指出，红军只容许共产党在政治上这个唯的一领导，不允许第二个领导。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讲过这个问题。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的，这些制度包括党委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党委制度就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主要是连党支部、营以上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领导所属部队，指挥所属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级党组织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所属部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再由分管首长具体执行贯彻落实。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在团和相当于团及团以上各级部队中设立政治工作机关，团设政治处，师（旅）以上各级部队设立政治部，在中央军委之下还设立总政治部(2015年军队改革，解放军总政治部改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政治委员制度就是在团和相当于团及以上各级部队设政治委员，营和相当于营的分队设政治教导员，连和相当于连的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决议在军队中贯彻落实，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等。以上这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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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成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是怎么形成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人民军队是党创建的，人民军队从诞生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则是党在创建人民军队初期，经过实践探索而确立的。

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和以此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4月和7月先后背叛孙中山，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有的脱党，有的叛变。党员总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剧减至1万多人，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由公开转入秘密。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中共中央和党的许多地方组织依旧存在，党还直接掌握着部分军队和工农武装，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鉴于这种形势，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随后，中央临时常委会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挽救革命：在政治上，发表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并退出国民政府，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绝不妥协”地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军事上，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组织秋收暴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右倾倾向提出尖锐批评，彻底清算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有了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为代表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建自己的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将1927年南昌起义开始的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创建了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南昌起义本身是成功的，但起义后的行动到当年10月初就失败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还没有经验，还在探索之中。南昌起义部队有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还有第4军第25师的2个团等，共2万余人。贺龙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第4军第25师的2个团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党领导南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起义领导人还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在起义部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在军和师两级建立了党委，团建立了党支部、党总支等基层组织，营或连设立党小组。实际上，起义部队中的这种党组织的设置基本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的作法。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是1925年11月组建的。组建这个团的基础，是1924年11月成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个铁甲车队是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向孙中山提议并获得孙中山同意后建立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大元帅府的安全和粤汉铁路、广九铁路的安全。铁甲车队约150人，领导成员队长、党代表、副队长、军事教官、政治教官都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一批共产党员，队内所有人员配备、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周恩来和后来任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决定的。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学员为骨干，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任参谋长。这个团是团设立党支部，营或连设立党小组。这个团在北伐战争中从出征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汉一直充当北伐军的先锋，由于共产党员发挥骨干作用，这个团长驱直入，打得很好，从而使国民革命军第4军博得了“铁军”的声誉。由叶挺独立团沿续下来的部队，现在还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当中。

北伐军是国民革命军，还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战争，共产党仅仅是参与领导。即使是共产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团也仅仅是靠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而不是靠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起义部队从湖南浏阳文家市南下途中，失败情绪严重，官兵大量出走，起义时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共约5000人，到达江西莲花县时已经锐减至不足千人。毛泽东深感这样的部队如果不彻底改造，根本不可能担负起革命任务。9月29日，部队进至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 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资遣不坚定分子，将自愿留下革命的700余人缩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二是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规定党支部和党委领导所属部队；三是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通过整编，部队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战斗力也更强了。“三湾改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大创造，规定党支部和党委领导所属部队，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从此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三湾改编确定的制度不仅在秋收起义部队中贯彻执行，而且在1928年春，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会师后建立的红四军中也实行这种制度。

在旧军队是官长说了算，而在红军中是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旧军队过来的同志对党领导军队这种新事物还难以接受。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对如何建军问题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遭到排斥，会议给毛泽东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未经中央许可改选了前委，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新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于7月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随后又亲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请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了解了红四军的争论后，于当年8月21日和9月29日两次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主要内容：一是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规定红军是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二是明确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是明确了红军中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要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是明确了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的内部关系准则。这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的根本原则。从此，不仅在红四军中，而且在全国其他红军中，都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2014年10月，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强军兴军作出了筹划和安排。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长期斗争中得到坚持和巩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后，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经受了长期斗争的考验，并在斗争中获得坚持和巩固。

经受长期斗争的考验并获得坚持和巩固，主要是在红军长征期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4年。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情况：

第一，红军长征中，党与向党争夺个人兵权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更加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中，张国焘向党争夺个人兵权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此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曾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了解到，川西地区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宜建立根据地，加之此时华北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迫在眉睫。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避开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以创建川陕甘苏区。张国焘在会上是表示同意中央这个决定的。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在会后，张国焘不仅无视中央决定，还仰仗枪多人多，逼迫中央改变决定，要求中央解决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通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提出由张国涛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故意延宕四方面军主力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张国焘这样做，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更是走向了“用枪杆子指挥党”的军阀主义，表现了他企图攫取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这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军委副主席是周恩来、王稼祥和张国焘。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中央拒绝了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但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北上，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担任，周恩来改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陈昌浩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随后，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总指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33军组成，由红军总部指挥；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另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的2个师和1个团组成钳制队，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另2个团组成预备队。张国焘又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求。8月4日至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拒绝了张国焘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求，但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张国焘仍反对中央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正确方针，9月初命令陈昌浩率部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部队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遂率右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奉张国焘命令南下。到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了“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12月5日，他又要求中共中央不得使用中央的名义，只能使用北方局名义。

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党中央进行了严肃耐心地批评和斗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团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俄界会议《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6年初，张国焘南下失败，至1936年4月，南下的8万红军损失只剩4万人，引起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在中央一再教育批评和争取下，加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斗争，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放弃了他成立的第二“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1936年6月底7月初，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军第2、第6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划归红四方面军改为红32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的说服和斗争下，加上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地区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1938年4月清明节期间，张国焘去黄帝陵祭祀，只身逃跑，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军队对于党的重要性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长期斗争中得到坚持和巩固的第一个情况。

第二，全国抗战爆发后，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的指挥权问题上与国民党的斗争，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与国民党及其军队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党对红军的独立指挥权，保持独立性。具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在红军改编的谈判中坚持红军改编后的独立指挥权。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来削弱红军并取得对红军的控制权，因此最初只允许红军改编为2个师1.5万人，不设独立的指挥部，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政训人员和各师参谋长及各级副职，并要毛泽东和朱德出国留洋。这时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部队有7.4万人。中共中央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作战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的原则；红军改编为3个师4.5万人，并必须设立总指挥部。中共谈判代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方面据理力争，坚决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最后国民党当局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对于国民党派遣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中共谈判代表坚决予以拒绝，并坚持设立红军总指挥部和政治部，保留红军的指挥权。而蒋介石在红军保留独立指挥权问题上一直不肯让步，直至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急需红军开赴华北前线参战，才不得不允许红军设立总指挥部，放弃派遣政训人员，从而保留了党对红军的独立指挥权。1937年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二是建立健全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指挥体制。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军队。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领导八路军的全面工作；同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领导新四军的全面工作。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队中，也像红军中一样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领导所属部队。

三是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在红军改编谈判中，为顾全大局，中共一度同意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取消了各级部队的政治委员，并将政治部（处）改为政训处。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到第115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黄克诚到了第115师师部及该师两个团，前后半个月时间，与师首长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座谈，发现部队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他将这些情况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建议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责成黄克诚将检查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经审阅后，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于1937年10月19日上报中共中央。报告中建议：一是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职权与过去政委相同；二是旅设政治处，负责领导旅政治工作；三是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等。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同月24日，八路军总部转发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团以上及独立营设立政治委员；师、旅、团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其职权和工作与过去政治部（处）相同。随即在八路军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党中央任命聂荣臻为第115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120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129师政治委员，后邓小平接任第129师政治委员。1938年组建的新四军也同八路军一样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四是抵制并纠正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全国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弱小，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决定“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中国抗战要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明、陈云和康生一起被从苏联派回国内，于1937年11月29日到达延安。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对当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政策和观点提出批评，主张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由于王明说他的意见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许多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有些人根据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检查总结。毛泽东则在会议上对王明的错误主张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张闻天和刘少奇也各自阐明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次会议没有就这些分歧展开讨论，也没有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洛川会议的方针进行工作。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主张全国抗日部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毛泽东在会上针对王明的报告重点谈了军事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的错误也没有立即提出批评，只是对一些问题作出说明解释。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为中共中央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再次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全会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经过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有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最主要的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规定下，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总体战略，在政治上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包含人民军队在作战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动与自主指挥，不允许国民党插手。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不但广泛开辟了敌后抗日游击战场，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抗击了58%至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而且人民军队在八年全国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全国抗战开始时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结束时的130余万人，另有民兵等地方武装280余万人。

第三，抗战胜利后，坚持人民的武装不能交给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讲到：“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这些企图，指出：“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所以必须保持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以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和“军队国家化”为借口，再次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1945年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这个问题时，坚定明确地说明：“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谈判，就是本着这个原则立场，粉碎了国民党吞并人民军队的图谋。

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经验中，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以条例形式固定下来。

在学习苏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经验过程中，军队内部有一种模糊认识，有些人主张也要学习苏军的一长制。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要重新起草政治工作条例，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彭德怀经过调查研究，改变了原来关于实行一长制的考虑，完全支持罗荣桓的想法，明确表示，必须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党中央批准，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即政治委员和同级的军事指挥员同是部队的首长，一切重要问题，如有关方针、政策、计划问题，保证上级指示的执行问题，对部队的思想领导问题，干部调配处理问题，以及部队工作的统一安排问题等等，先由党委会讨论作出决定，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指挥员负责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形，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形。”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草案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卫祖国、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等等。毛泽东审阅这个条例时，亲笔恢复了被修改掉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颁发，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极大地巩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人民解放军在20世纪50年代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经历了上述斗争的考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是到1954年建国以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颁布，获得了巩固。

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历史上形成的党和人民军队的必然关系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亲自缔造的，有了党才有人民解放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以1927年的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代表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党领导这支军队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全国抗日战争和三年多全国解放战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正如肖克将军说的：“有党才有军；党的领导坚强、政策正确，就能胜利；不胜也垮不了，即使暂时垮了也能重新建立，最后一定能胜利。”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通过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人民群众也主要是通过人民军队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年代在人民群众眼中，共产党就是红军，共产党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解放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军队与党几乎完全是一体，人民军队的形象就是党的形象。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这种必然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曾明确指出过，党缔造的人民军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不允许其他任何政党参与人民军队的领导，不允许其他任何政党在人民军队中发展党员和进行组织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未设军委，只是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在军队内的作用是清楚的、肯定的。任何其他党派在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领导地位的。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跟我们作对时，只有共产党走入农村，把军队组织起来。因此，其他党派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若干地位，而在军队中是没有领导地位的，这是很清楚的。这一点，在今天人民民主专政的局面下，别的党派是不会来、也不可能来和我们争的。他们真心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可以在全国政权上参加领导，而在军队中就不同了，只容许共产党来领导军队，别的党派是不可能来参加领导的。”

五、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这里讲四点：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保持人民军队宗旨和性质的必需。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了一段话：“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其实，毛泽东讲的这个宗旨也是党的宗旨。有了这个宗旨，人民解放军就有了政治方向、政治目标和行动的动力。用邓小平的话概括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就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政治上、思想上面临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性质，使人民解放军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人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军队建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三是从人民解放军自身情况看，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都陆续退了下来，一大批中青年干部相继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为军队建设带来生机和活力，同时也对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出了新的问题，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更具有现实紧迫性。这些都对保持人民军队宗旨和性质提出了新的要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特别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并明确指出，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质，始终保持政治合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受住各种复杂严峻形势的考验，成为让党和人民永远放心的人民军队。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有效履行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职责使命的必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没有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全军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安全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充分认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觉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埋头苦干，抓紧快干，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明确了新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的责任使命。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军队是国防巩固、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建设和发展的坚强保障。人民解放军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就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听党话、跟党走，就必须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成为巩固党执政地位坚不可摧的基石，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坚强安全保障。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党和国家经受住了许多严峻考验，军队坚决听党指挥、坚决跟党走是关键的因素。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需。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已充分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其他任何党派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放弃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只有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忠实可靠的力量保证，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第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必需。

毛泽东曾说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既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因此，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党和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形成的必然联系和必然结论，不仅是履行职责使命的必需，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国家和军队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

总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之本、立军之本、强军之本，是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我今天的报告讲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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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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