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容人并存、自信独守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标志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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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文化自信与包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外来思想的冲击，儒家思想已经发生动摇，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其中的思想矛盾则集中于新旧之间的冲突。从当时的文化讨论来看，很多人是机械地把新与旧对立起来，隔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视旧为恶，企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将其彻底地抛弃。这种非理性的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代表性的，而且持续的时间相当长，影响也很难根除。

针对这种非理性的认识，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误断。所以在1919年的3月，他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新旧思潮之激战》。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明确地表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今天我们要对这篇文章做出一个很具体的分析。

大家看到，在李大钊谈到新旧思想的时候，他把它比喻成“车之两轮”和“鸟之两翼”，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把这样一个新旧思潮的变化，新旧思潮两者的关系看成了一个并存的关系，而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同时也将这两种思潮之间的关系看成同进的关系，并且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怎么才能看清楚这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呢？就是像他所说的，这是宇宙进化的规律。除了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并存同进自然的关系，李大钊还把两者关系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关系。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就是他在这段话里面讲到的“人群进化”。在中国近代，“群”的概念实际上也就代表着社会的概念，“进化”就是发展。所以“人群进化”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这种新旧思想并存同进的关系，李大钊把它引申为是一种自然规律，也同时把它引申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必须遵循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接连又讲了“三个确信”。一个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它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这是他讲的第一个确信，就是双方之间的关系并存同进，谁也消灭不了谁。第二个确信，他说“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新旧之间并存同进的关系是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如果要违背的话，必然要遭到规律的惩罚。第三个确信，他说“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我认为这个确信非常之精彩。他讲的容人并存和自信独守，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一种文化自信的情操。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信要同容人并存结合起来。而包容别人并不是完全地依附于他人，在包容别人的同时或者在包容其他文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有自信，还要有自己的原则，还要有自己的思想。这个结论我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前几年在宣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其中有一个代表叫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很多的听众、学生在请我解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时，我都会引用李大钊先生当年这段话。在我看来，容人并存、自信独守就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标志。

这里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李大钊的这段话出自于《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这篇文章也收录到了《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今天要特别说明的是，李大钊在文章题目中使用了“激战”一词，其实“激战”一词我们过去对它的理解是有误的。因为不看他这篇文章，如果凭着一种惯性思维的想象的话，一定会想到这新与旧的思潮可能就代表了进步与反动的思潮，可能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思潮和无产阶级的思潮，他们在进行激烈地战斗。多年以来，这种误断长期存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中。

今天在讨论这段话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李大钊在这里使用的“激战”一词是具有贬义的。他是想告诉当时的读者与当时共同讨论文化问题的同仁，新旧思潮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包容的关系，一种并存同进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战而胜之，消灭对方的对立关系。但是，受到长期以来思维惯性的左右，我们是很难理解李大钊的思想。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在十年前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来逐渐地被学术界所接受，就是我们如何才能读懂李大钊。我们必须改变多年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当中真正地解放出来，才会真正了解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

在李大钊独特的思想世界里，他是特别看重人的尊严的，在他看来，人的尊严在于思想，并且体现于思想。因此，在思想上，新旧两者需要并存。并存的途径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并存呢？他强调的是新旧调和。调和思想也是我们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对调和的理解和“五四”时代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们认为调和不存在斗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调和是在肯定相互之间不同的基础上，要弘扬有容之性和节制之德的。所以李大钊说“这样才会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使得两者在思想上处在一个相分和相安的状态。这个状态在我理解就是一种理性状态。所以李大钊倾力阐明，这种理性就体现在思想上的容忍，只有容忍才能体现尊严，也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矛盾的激化。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他所揭示的这个道理，正是中国先进文化最需要具备的基本精神，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的一个具体体现。

 

第二个问题：文化自信与开放。大家知道，中国的近代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干涉、侵略，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封闭、闭关锁国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很晚、自身文化变革难产。所以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很大程度上是局限于器物层面，而没有涉及思想层面。直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早的先进人物严复，才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命题，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开启民智。并且在他看来，开民智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正路，才是中国富强之本。所以这种文化的开放就是要体现思想上的开放。李大钊实际上是继承了严复的余绪。我们特别要分析的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可以被视为中国版的新文明论。

李大钊在深刻反思东西两大文明的基础上，深入地剖析两大文明特点，指出“培育新文明的前提是自主地‘迎受’西方新文明。要享‘动的文明’之便利,启‘静的文明’之蒙昧,努力使固有之文明‘变形易质’。”这是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个论点涉及到我们讲的文化开放。怎么开放？首先在思想上开放。

与当时的文化保守势力不同，从东西方文化强烈的对比当中，李大钊深深感受到西洋物质文明的优越，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他有这样一段话：“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就是这个物质文明的发展，这种动的文明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遏制的历史进步潮流。

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化，都是不断地在变化的。这个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重要的进步趋势。面对这样的文化发展趋势，从整体意义来看，当时人们对西洋文化应该说还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或者叫排斥的状态。无论是对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所以李大钊讲，我们对西洋的现代，是恒扦格不相入，而且“诋排”，诋毁和排斥惟恐不及。这从思想上就把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现状大致给勾勒了出来。而且李大钊特别讲到，他这篇文章是1918年7月发表的，“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唯有去考虑怎么样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来补足我们的短处，同时还要特别地去进行自我反省，这个反省定位在精神文明层面。

 

这可以说是警世之言。从这里，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理性的自信。是不是说这种开放，这种向西方的学习完全是单向的呢？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的自信恰恰表现在这里，不是完全地接受西方的东西。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精彩：“希吾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我特别在这儿插一句，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有一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概念？迎受。

我们今天在讲很多问题的时候，对一个不同的东西，或者一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思想，在传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表述叫做什么呢？我们往往会说我们接受了某种思想学说。但是这里面所讲的是迎受。迎受和接受，一字之差，两种不同的理念。迎受表现的是什么？是主动、开放的心态。接受表现的是什么？这种开放的心态是被动的。这恰好点明了我们当今在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互补这些方面所存在的认知误区。迎受我认为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对文化的自信。所谓“迎受”，就是说可以吸纳你，但是我要对你的东西，对你的思想，对你的价值观念做出自己的审视和判断。接受就不一样了，我们不能把接受看成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们今天来分析李大钊的这段话，我觉得意义特别重大。

其实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不同学科当中都存在着一种被动的“拿来主义”，没有真正像李大钊讲的那样，有一个自信的迎受态度。这是他讲的一个方面，今天的人要全力研究西洋的文明，迎受西洋之学说。这是从吸收的层面来看的。

那么只有这种单向的引入和吸收吗？这不是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轨迹。这是单向的。李大钊不这样看。李大钊把它看成双向的。这个双向怎么体现呢？他说“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代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我们也要将我们的文明当中与近代精神相接近的一些体现我们文明或者价值观念的一些思想介绍给西方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期待着东西文明之调和。对于这两种文明的调和是有所帮助的。

这个思想和他刚才讲的新旧的包容关系，在思想内在的联系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作一个结论，李大钊在这里强调“迎受”，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认知理论，即我们对西方的文明要具有主动审视的态度，而绝不能盲从。力寻西方文明之长，以补中华文明之短，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来看，这可谓是切中要害的自信之言。

 

第三个问题：文化自信与反思。大家知道，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性的构建。只有具备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剖析自我的基本精神，才能给先进文化的发展注入原创力和源动力，从而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创新。我觉得这应是文化自信必备的气质。“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因此，如何来审视这些矛盾，如何来反思自我，都需要有理性的支撑。

李大钊在讲到怎样看待文化的矛盾，甚至怎样看待自我的时候，他以日本为例，因为李大钊曾经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的近代文化非常了解，他指出，看待一种文化的时候，分析一种文化的时候，要有一个充分的道理对抗。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而且一定要允许道理对抗的存在。也就是说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不仅允许它存在，还要通过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做比较时，树立一个思想的标准，或者叫判断分析的根据。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分析不同文化和自身文化的时候，要构建一种悖论思维，而不是说我们要一切从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不必从同，不能从同，亦不可从同。

这种悖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呢？李大钊专门去追寻了它的原因。他说我们无法形成一种悖论的思维，就在于我们的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靠人不靠己，这样的民族性真是可耻。理性太重要了。所以从反思民族性的角度看，靠人不靠己，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可耻和可羞的问题，它还是阻碍我们文化转换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障碍。所以扫除这样一个精神障碍，真正构建一种理性的悖论思维，才可能正确地认知自己，认知中华文化。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反思，切中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本思想。他对民本思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民彝。他通过民彝的概念来反思中国文化。这篇体现他反思的文章，是他结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发表的，叫做《民彝与政治》。他说“彝”在传统上看，是一种礼器，强调礼制的“礼”，不是理性的理。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其实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仁”，仁者爱仁的“仁”，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礼制的“礼”，典礼的“礼”。那么“彝”作为一种礼器，它象征着什么呢？它象征的是一种权力。注意，这个权力的“力”是力量的力，强调的是power，看作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现在李大钊要把象征统治权力的“彝”的概念赋予谁呢？赋予民，人民的民。所以“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物之器”不是传统的礼器，而是吾民衡量世礼之器，理性之器。

今天怎么来理解这个话？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呢？就是说这个“彝”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已经由权力，由统治的权势变成了人民的权利，这个利是利益的利，英文叫Rights。给民以这样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也只有民获得了这样的权利，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自信。

 

所以今天看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抓住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问题。所以，他是将“民彝”这样一个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哲学概念，放到了中国近代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背景之下，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富有近代意义的含义。正像我在上一个问题谈到的，要把中国文化当中与近代精神相联系的思想观念介绍之于欧人，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李大钊在他的著作当中其实并没有使用过英文“民主”（Democracy）的概念，他最初就是使用的“民彝”。

后来在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把Democracy翻译成平民主义。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目的在于给民以权利，这样民获得了权利，他才可能产生他的思想，只有经过了思想的启蒙，他才会有他的自信。这是李大钊的反思，他对文化的反思是很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关于李大钊反思的具体化，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对孔子思想的反思。因为今天我们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都会谈到儒家思想，并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弘扬儒家思想，但是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看待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的？我们今天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不能截断这段历史过程，我们谈文化的自信也不能回避这个思想过程。

李大钊对孔子思想的具体反思，是结合关于是否将孔子的思想写入宪法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从戊戌开始，康有为首先提出要把孔子的思想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叫孔教。后来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在宪法当中是否体现孔子思想，成为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失败之后，仍然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

李大钊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的1916年12月，他在《宪法公言》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宪法与思想自由》。他明确反对将孔教和孔子之道入宪，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昔日是有其真价值的。这个真价值是把孔子的学说、儒家的学说看成是一个学派的学说的时候，它是有价值的。而且李大钊说我绝不敢蔑视它。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孔子看成是我之孔子，而不应使自我为孔子之我。如果我们以孔子之道为国民修身之本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以偶像来锢（禁锢）青年之神志，关我国民之思想，封闭我国民之思想。强制国民尊孔，其结果只能使国民思想力日益削弱，最后被世界的进步潮流所遗弃。

这是李大钊当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孔子学说的一个反思。我们认为这个反思是深刻的，这个反思是具体的，也是我们不可无视的。

 

第四个问题：文化自信与创造。李大钊相信不同的文明不只是对立的，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融合，通过融合实现文明新的超越。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张，也表现了他的自信。他希望创建一个在东西文明基础之上的第三文明。

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东西两大文明在漫长的年代里是相互隔绝的，随着两大文明的隔绝被打破，各种不同文明就出现了交流，通过交流互相融合。

所以，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时候，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理念，就是随着人类生产手段和交往手段的进步，不同文化之间实际上都在相互发生作用、影响、渗透。

对于这种文化的变化，李大钊在五四时代已经深深地感悟到了。所以他认为，现在要竭力地去打破东方静的世界观，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同时，西方人也要吸纳东方文化。新生命的创造是在调和和融汇当中创造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一种第三文明，这将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飞跃。

 

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思想，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索和创造是有很强的启示意义的。李大钊明确表示，中国要为创造第三文明，为人类文化做出自己的积极的贡献。我们必须对于传统的东西，加以验察而寻其真。他明确表示，对于东方和西方文明的调和，我们是有至重之责任的，要用虚怀若谷迎受彼动之文明。注意，这里又用了一个“迎受”，而且这种迎受的态度是虚怀若谷的。李大钊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自信。他预言到：“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要达到目标，只有通过努力才可以。达到这样志向的基础在于要竭力地迎受西洋文明之长。

今天我们围绕着李大钊的文化思想，深入到了历史的层面，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对文化自信进行了历史的、理论的思考。我想大家可以通过李大钊文化思想中所体现的理性精神，从更深刻的角度去感悟文化自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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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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