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是文化不能一体化，要多元化。我们要相信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不能简单认同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的觉醒建立了秩序和信仰。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启蒙的价值，一是给人类带来了个性的解放，二是强调理性至上。理解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也需要从一个大的历史时空去体验和观照。下面，我从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来谈一下认识。

一、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时代前列。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第一，重建中国文化的坐标系。维新变法之所以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就在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出封闭,率先以世界性眼光来看待中外文化，走在了时代前列。严复以进化论为基础论变，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

这种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优点和缺点缺乏一种真切的把握，现在通过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了解到自身的优长和不足。维新思想家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第二，敢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维新思想家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古文经学、程朱理学、八股取士制度,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显示出他们对思想文化的重视。首先，对当时官方的哲学和主流学说进行批判，批判的对象直指四书五经。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当时还有一位叫宋恕学者的指责程朱理学和经学“远乎公”，“远乎实”。所谓“远乎公”就是说中国的经学里根本没有天下为公，讲求民主的精神。“远乎实”是说程朱理学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根本就没有实际作用。其次，批判传统的制度。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到戊戌变法时期，知识界开始反思社会落后的原因，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之所以在战争中一败再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人才，而缺乏人才的原因就归因为科举制度。最后，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用了这样一个词，叫“冲决网罗”。他说纲常名教就像网一样束缚了中国人的个性。严复把纲常名教、伦理学说作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来批判，抨击传统封建糟粕观念摧残人性，他特别指出，强调贞节烈女，是对中国妇女的伤害。当时的维新人士开始对自身的理论体系、文化制度、纲常名教展开了犀利的批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文化取向的根本性转变，开始向西方学习。在此之前，对于西方的学习一直停留在器物层面，从这一时期开始则深入到文化上来。甲午战败之后，中国人马上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到近邻日本去学习西方文化。甲午战争之前的三百年中，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有129种之多，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却只有12种；但是之后的十几年，日本翻译中国书籍仅有16种，而中国翻译日本书籍却达到了958种，其中多数为政治、法律类书籍。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已经由自以为是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向西方文化学习，向近邻学习。

第四，“变”的自觉。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抉择都选择了变法。梁启超在《变法通议》里讲，“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意思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如果我们主动求变，变的主动权还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保卫我们的信仰。如果是被动的变，那就是任人宰割，最终的结果不敢想象。

这一时期的变法跟历史上的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有质的不同。第一，与民族命运相联系。谋求的目标就是挽救民族危亡，为民族寻找一条独立、富强、现代化的出路。第二，与进化论相联系。严复译著《天演论》，康有为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把变法与历史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的改造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变就不再是历史上的局部之变，而是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的变化。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的文化自觉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传统社会当中，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观念，很多人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国家全然没有感情。结合了对这种历史背景的理解，我们才能认识最早觉醒过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重建中国文化的本体。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中主西辅”等说法,严复于1902 年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一一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建立在西方的科学观念上的，必须以科学、自由、民主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本体。

但是，仅仅学习西方是不够的。针对当时的崇洋心理、醉心欧化潮流,梁启超提出，我们学习西方不能脱去了崇拜古人的奴隶性，又产生一种新的崇拜外人蔑视本族的奴隶性。他在《新民说》中谈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守旧的窠臼；后者避免了盲目排外，又不会误入“醉心欧化”之途。

批判国民性。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认识到改造国民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衰落的根本在于我们的国民，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比较好的素质，变法就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依靠皇帝和朝中的几个大臣，而依靠少数人的变法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推行下去。因此，针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他提出要从改造国民性做起，提高中国的国家实力。

梁启超为了宣扬“新民学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国民十大源起论》《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等，核心宗旨就是要造就新国民。什么是新国民？新国民就是要知道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如果一个国家灭亡了，国民毫不关心，这样的国民就不是新国民。他提出从两个方面来改造国民性，一方面，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要把民族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叫大民族，一个小民族，或者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排满革命是以汉人或者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小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要不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大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把满、汉、回、藏等各个民族合为一体。我们认同的民族应该是中华民族，强调民族的统一，由此来培养一种民族情感，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梁启超在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国民身上几千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弊病。在他的一篇名为《呵旁观者文》的文章里，他把当时的中国人分为了这样六种类型。第一，浑沌派。浑沌派是一种没有脑筋的动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饿了就吃，饱了就玩，困了就睡，醒了就起床。这种人天天围绕着自己的小天地打转，打的都是自己的小算盘，为了争一分钱都可以跟对方拼命。国家灭亡不灭亡，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为我派。为我派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要财不要命，极其贪婪。当时的官、绅、士、商里面，只要占据高位、握有重权的都属于这一类。第三，呜呼派。呜呼派就是认为自己很清高，天天忧国忧民，但事到临头往往无计可施。第四，笑骂派。笑骂派的人经常站在别人的背后指指点点，冷嘲热讽，不仅自己是旁观者，也不想让别人办成事情。既骂守旧的人士，也骂维新的人士，既骂小人，也骂君子。第五，暴弃派。自暴自弃的无能之辈，他们认为中国有那么多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没有什么本事，其他人去解决就完了，责任全部推卸给别人。第六，待时派。这一派是看看再说，明日复明日，最终的结果是不了了之。他们抱怨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总是抱着一种消极的逃避心态等待天时，但是永远等不到。梁启超认为，这些人虽然类型不一样，但是他们作为旁观者都是一样的，不负责任，得过且过，能说不能做。梁启超把当时中国的国民性，称为“劣下之根性”，他要把中国人的劣下之根性剪掉，还要让国民树立远大的理想。

对中西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的文化自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学习西方，那么这一时期在学习的基础之上多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反思和批判。以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为例，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它是双重反思的结果，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二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反思。三民主义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又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综合中西文化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一种学说。

民族主义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我们讲民族主义的时候，常讲到一个词叫“排满革命”。排满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也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但是这种传统的民族观念有其狭隘性，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到了20世纪初，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他认为排满革命并不是要杀尽满人，仅仅是要推翻满人的政权。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他提出“五族共和”，就是满、汉、蒙、回、藏五个民族要共同治理国家。这既避免了传统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一样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造成的大屠杀。孙中山的这种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对传统的大汉族主义的超越，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单一民族建国的超越。

民权主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林肯曾经提出过“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中国历史上有民本思想，基本上相当于里面的民有和民享，缺的是民治。孙中山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来实现民治，并提出了“五权宪法”，在西方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用中国古代的考试权来弥补西方公务员考试的不够透明和不够公平；用中国的监察制度来防止和惩治官员的贪污和腐败。

到19世纪20年代，孙中山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八个字，叫“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高度集中，特别是大地主对土地的垄断，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来防止贫富悬殊。节制资本，针对当时西方国家资本高度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社会贫富悬殊极端严重，他提出“节制资本”的概念，主张森林、矿产、土地、银行等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本收归国家掌握，防止大资本家控制资本。孙中山曾经访问过第二国际，后来又受苏俄的影响，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

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双重反思，既对传统文化有所反思，又对西方文化有所反思。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自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一座丰碑，是五四知识分子以世界文化的视野，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循着借文化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新青年》为核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结成新文化阵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动承担起觉悟国民的使命。

第一，自觉用文化来塑造国民。为什么说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呢？梁启超总结过，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大体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洋务运动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主要认识到自身在器物上的不足，所以出现了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第二个时期是戊戌变法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人，主要是政治制度不如人。所以戊戌变法时期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文化上的不足，开始从文化上学习西方，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顾名思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的运动，要从文化上为中国寻找出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充分认识到文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人上百年来一直在寻找出路，近些年来掀起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全体国民的觉悟没有实现。因此，他号召唤醒“沉睡”的国民，在此之前所谓的“共和”，所谓的“立宪”，都是“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多数人不觉悟，少数人觉悟，即便建立了新的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其结果仍然是走回到老路。现在我们就要唤醒国民，让他们觉醒，让国民认识到国家是人民的公产，必须摒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取而代之。只有多数国民的思想觉悟了，我们的新国家才能够建成。但是仅仅从政治上觉悟还不够。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要认识到儒家学说里面所讲的纲常名教跟现代民主国家是相冲突的。只有伦理上觉悟了，认识到要废除以纲常名教为基础的阶级制度，才能够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

第二，自觉追求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撰文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评价文化的标准,不应看其国不国、古不古,而应视其粹不粹、是不是,以文化的时代性为惟一标准。后来,他又以“德先生”与“赛先生”颂扬“民主”与“科学”,明确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第三，打孔家店。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对儒家文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不得了，如同晴天霹雳。鲁迅说历史里面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吃人。

近些年，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教，打孔家店，是搞错了方向。封建礼教就是以礼为教，很多学派都在讲礼教，并不只有儒家讲礼教。在整个古代社会，礼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提高国民素质都曾经起到过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礼教却成为了人的束缚，出现了病态，这种病态到了晚清尤为惨烈。同治年间，安徽、山东等地多有为了得到贞洁之名殉烈的女子，有的地方甚至多达数千名。福建当时还有这样的风俗，年轻的少妇在丈夫死去以后，她的父亲和兄长就会逼迫她成就贞节之名。他们让这位少妇坐在花轿里面，敲锣打鼓游街庆祝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让她自尽，甚至让没有成家的小孩去摸一摸这位自尽女子的衣服，说沾一点喜气，将来早得贵子。

 

可以看到，礼教到了近代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灭绝人性的地步，礼教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而成了一种“病”，一种严重的病。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把礼教，把孔家店作为自己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他们这样做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传统文化弊病的治疗。

第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具体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极端破坏惊醒了中国人。这场战争历时4年，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伤亡人员3000万，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对资本主义文明充满乐观，中国也把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学习的对象。但是这场战争让我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使得一直学习西方的中国人陷入了彷徨。不仅中国人在彷徨，欧洲人也在彷徨。战争后期，德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斯宾格勒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向没落，要重新看待或者肯定其他文明的价值。

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提倡要重新认识和看待西方的文明，同时重新认识和看待非西方的文明。这在西方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欧洲人自以为是上帝的宠儿，它的文明走在了其他文明之前，认为中国、印度等国家仍然处于一种野蛮和落后的状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育了他们，让他们意识到其他文明也有长处，也值得学习。

欧洲人的这种反省，使当时到欧洲考察的梁启超等人从中深受教育。在此之前，梁启超等人尽管也开始反省和强调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但整体的趋向是学习西方的，到这一时期他们开始重新反省。反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的反省，要唤起中国人的自觉心。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现在西方科学万能的梦破产了，中国人从戊戌时期开始学习西方科学，到这一个时期陷入了困惑。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是不行的，我们还要用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一些东西来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科学和人文两者并重，缺一不可。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对社会制度的选择产生影响。在此之前，中国人的理想是要资本主义制度，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中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其他一些落后国家也在向西方学习，但是结果却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在不断侵略我们。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俄国的诞生给中国人指明了方向。

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足，需要寻找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严重弊端，而新成立的苏俄不仅国情和中国相似，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也跟中国相似。同时，新成立的苏俄宣布废除沙俄跟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下子增加了俄国对中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经过各方面的比较，开始选择走俄国的路。毛泽东当时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由于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所以中国人很快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很多年轻人都以谈社会主义为荣，走俄国革命之路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一种选择，很多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怀着必胜的信念。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自觉

我通过两个胜利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化自觉。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文化自觉。真正的自觉要落实到行动上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讲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落实为行动的产物，是文化自觉的行动结果。   

我想讲一个人物，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文学家郑振铎。他有一篇很短的文章《最后一课》。1941年大半个中国都沦为了日寇的统治范围之内，上海的租界犹如一座孤岛，仍然处于英美的势力范围，12月8日，这座“孤岛”也沦陷了。当时正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就在日寇进入校园之前上完了最后一课。他不忘叮嘱学生，“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今天，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是中国人”似乎都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在一个国家将要沦亡的时候，一名教师在叮嘱他的学生，不要变节，要永远地记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的一些日本朋友曾经通过各种手段，或是劝说，或是金钱，要求他为日本人服务，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当时也有不少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的人遭到杀害。郑振铎无论是面对敌人的收买还是威胁，都毫不动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节和风骨，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产物。

抗日战争期间，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都觉悟起来。借用梁启超的两句话，“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自觉；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这是一种民主精神的自觉。从民族精神的自觉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可以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赢得胜利是跟文化自觉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抗日战争也可以说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伟大觉醒。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文化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离不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第一，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学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核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时期讲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1921年建党之初的50多人到1927年已经达到了5.8万人，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猛，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检验，在俄国进行了实践，又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最为先进的理论。

第二，注重民族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学说，对我们这样的亚洲国家有没有用呢？如何去用呢？这需要做出一番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指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他强调，外来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文化自觉要落实到行动，对于中国来讲，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是一个民族的选择，一个国家的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探索中国的出路，思想文化界爆发了长达六年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又成为困扰和影响中国革命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新民主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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