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日过后勿忘国耻

“9·3”，“9·18”，一个是胜利日，一个是国耻日！

在今天的日历上，这两个日子仅仅相隔15天。但在历史的日历上，它们相隔14年。这中间，是神州陆沉的惨痛教训，是不堪回首的尸山血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北7.5公里处柳条湖，日本关东军自炸南满铁路，栽赃东北军，并以此为借口，以区区800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号称“东北虎”，为当时中国唯一海、陆、空编制齐备的军队，拥兵30万，仅在东北就有16.5万人，却听命于“不抵抗”误国政策，除小部自发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结果，关东军豪赌完胜，半年之内占领大半个东北。全称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东北军，连自己的老窝都保不住，何谈保卫国家边防？身为军人，有辱使命，临战溃散，丧权失地，是为一耻。

蒋介石接到关东军进攻消息后，寄希望于国联调停。“9·18”事变4天后，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演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张学良晚年回忆也深感自责：“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后来事实证明，所谓“以公理对强权”，无异于为虎谋皮，日本内阁甚至以“无法有效约束关东军”的荒谬借口，拒绝国联关于设立锦州中立区的提议。身为将帅，误判形势，自缚手脚，任人宰割，是为二耻。

东北易帜后，中国名义上虽然实现统一，但蒋介石念念不忘消灭削弱地方军阀，地方军阀也无不暗藏保存实力之心。国联调停失败后，国民政府下令东北军死守锦州，锦州本可一战，张学良却命令锦州一线撤军。当时，张学良虽有雪耻之血性，却有难言之苦衷——他的武器工业基地已经沦陷，而国民政府既不派援军也不拨军火。因此锦州撤军后，有人责怪张学良不抵抗，而张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张学良有此想法，显然是对国民政府缺乏信任。有此想法，还何谈御敌？大敌当前，各怀异志，互生嫌隙，贻误国家，是为三耻。

三耻叠加，无以复加。“9·18”事变半年之内，辽、吉、黑东北三省土地丧失大半，进而使日寇觊觎京津、窥测华北，陡生变蚕食为鲸吞之心，更加鄙视“支那人”为一盘散沙，叫嚣“三月可亡其国”。

历史不能淡忘。“9·18”的奇耻大辱警示我们——

我们爱好和平，但弱国没有和平。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尽管日方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东北有句土话，没事别找事，有事别怕事。张学良这封“鱼电”可谓容忍之至，但换来的只是颜面无存和国土沦丧。究其原因，还是国家贫弱，哪能奢谈和平？时至今日，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维护和平的力量越是强大，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对中国的强大欢欣鼓舞，只有那些妄图颠覆战后世界秩序的螭魅魍魉才会感到惶恐不安。

我们不想打仗，但能战方可止战。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国家军队强大，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战止战，争取和平。历史证明，面对侵略者放弃抵抗的割肉饲狼之举，不仅没有博取侵略者的怜悯，相反撑大了侵略者的胃口。回顾“9·18”，且不论当时双方兵力之对比，就连日本自己也坦承当时尚未做好准备。国民党政府倘若早日看清侵略者欲壑难填的本性，早点明白和平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道理，何至于又留给日本整整6年全面侵华的准备时间，何至于让大半个中国惨遭铁蹄践踏？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也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血的教训。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平时就做好充足的战争准备，才能有效制止和随时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我们正在崛起，但必须居安思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当年，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道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步骤。如今，我们不安分的东邻岛国再次逆流涌动。从抵赖罪行到参拜战犯，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瓦解和平宪法，从妄图改变钓鱼岛主权归属到插手南海事务……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死灰复燃，一步步地走向他们既定的目标。习主席指出：“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历史警示我们，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一定要提高警惕，居安思危，自身团结起来，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将侵略者的罪恶阴谋和野心遏止在萌芽中，决不允许“9·18”事变的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王梓辰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0914/9650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