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流弊之官场传染的成因及其应策

何为拍马？古书上曰谄，曰媚，曰阿谀，曰容悦。老百姓通俗的说法叫“拍马屁”，简称拍马。按理说，这是一种卑污的品行，历来为国人不耻，责骂鞭笞之声，不绝于史。然而骂归骂，这种角色，始终没有“绝后”，直到今天仍在官场时时闪现。于是乎，人们今天还在骂。然而，这么一路骂下来，能把其骂倒、骂绝吗？显然不能。

“拍马”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于世，关键在于籍此可获得种种企望的“实惠”。《笑赞》中那个作《屁颂》的马屁精，得到“增寿十年”的好处，我们大可看作是赵南星杜撰的荒唐，不足以为据。但在上千年封建官场里，常常是这等人居高位、祸贤人、害百姓。纵观古今，拍马者往往扮演的都是些可怜巴巴的角色，但他们无疑在做着一笔“高级买卖”——廉价地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出卖给权者践踏，又将权者施舍的权力、地位、财富多多地收进，可谓“费少益多”。《战国策》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之嗥声若雷霆。有狂兕牂车依轮，而王亲引弓而射之，一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干秋之后，谁与同乐此矣？’安陵君缠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侍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臣愿以身拭黄泉，驱蝼蚁，又何得此乐而乐之。’大王悦，而封缠为安陵君。”看！高高的一个爵位，得来竟如探囊取物一般，凭借的就是拍马屁，且拍到了节骨眼上。明洪武年间也有同样一个例子：朱元璋乘车出巡，适逢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悬空，老朱随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有个叫彭友信的马屁精，灵机一动，随口唱和：“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明白人一听便知，这哪里是作诗，分明是拍马屁。这马屁可拍到了老朱的心坎上，顿时龙颜大悦。第二天一早，彭友信便被封为了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疯狂的贪婪和野心，就是这样被引发得膨胀起来的。

拍马，作为一种处世权宜，目的就是取悦权者。因此，究拍马流弊数千年无绝后之根源，权者该负主要责任。倘若你不吃这一套，并且公开给拍马者以横眉冷对，打入十八层地狱，马屁精们焉能自讨没趣，去作这“赔本买卖”？说谀者“溜须拍马”，源于权者“指鹿为马”，大抵是不错的。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曼德威尔曾预言：“如果谀谄之术施用得巧妙，而又正中一个人之所长，那就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洞察能力的人，能够坚决抗拒得住。”这种事发生在封建帝王身上不足为怪。在封建专制体下，“曲高者和寡，权重者谄众”，由此拍马便成了一种必然的寄生物。专权者需要“拍马”奉承，以补足信任、拥戴的匮乏，与此同时，又超额地将权力、财富施舍于“拍马”者，以支撑自己独揽大权的无力。这种情况下，“拍马”拍得巧妙，拍得到位，可谓“用心良苦”。这方面，唐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堪称高手。一天，安禄山进宫汇报，适逢唐玄宗与杨贵妃一起小酌。这胡儿故意搞笑，不拜唐玄宗只拜杨贵妃。玄宗很奇怪，问道：“你不拜我而拜妃子，是什么意思？”安禄山回答说：“臣是胡人，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所以只拜母亲不拜父亲。”安禄山本姓康，后来他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他便改姓安，取名禄山。好一个狡黠机智的安禄山，一句“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既让人觉得他幽默风趣，又成功讨好了杨贵妃和唐玄宗，实在妙不可言。还有一件事，更能表现其拍马功夫了得。安禄山是个大胖子，肚子很大，走起路来大腹便便，很不雅观。唐玄宗有一天故意调侃他：“你这胡儿肚子里装的是什么，竟然这么大？”不料他竟然回答说：“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对皇上的一片赤心！”这马屁拍得真是既响亮又巧妙，不但让领导开心，还表了忠心。表面上他大大咧咧、风趣幽默，实则狡猾老成，是个十足的老狐狸。就是这个装傻卖呆的安禄山，瞅准时机，起兵反唐，搞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把昔日叫得口儿淌的“干妈”“干爸爸”撵得满山跑，搅得大唐王朝从此不得安宁。今天读来，不禁让人唏嘘感慨。也由此证明了高级拍马润物无声之危险之可怕。

曼德威尔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抗拒得住拍马，这话未免过于绝对了。举例来看，汉献帝建安13年，曹阿瞒进位丞相，权倾朝野，司徒赵温为讨老曹欢心，欲将其长子曹丕提为高官，意欲来个“曲线拍马”。岂不知“欲得天下”的老曹，此时正欲笼络人心，生怕给天下人以口实。因而对赵之举荐，不但不买帐，还借机大作文章，立马上书汉献帝，郑重声明：“温辟臣之子，选举故不以实”，一下子摘掉了赵的官帽。拍马拍掉了“乌纱”，此可为一例。三国归晋，司马炎当了皇帝，也有一则效法曹阿瞒的故事。一次，右将军皇甫陶因不同意司马炎的观点，争论起来。散骑常侍郑徽，自认此乃拍皇帝马屁的天赐良机，旋即上书，要求治罪皇甫陶。焉知早先刚愎自用的司马炎，当了皇帝之后，水平竟大大有了提高，当即朱笔批曰：“谠言謇谔，所望之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一番“不损谔谔之士”的豪言壮语，便削去了郑徽的官职。还有比赵司徒、郑常侍更惨的。“布衣皇帝”朱元璋刚坐龙庭时，就有一位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老先生为取悦龙颜，急急赶一大作《贺表》，内有这样几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可谓竭尽吹捧讨好之言词。呈上后，美滋滋地等待“沐浴皇恩”。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曾做过和尚、一度为“出身寒微”而苦恼过的朱元璋，竟不吃这一口，阅后大发雷霆：“这个腐儒，竟敢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也说是我个秃子，‘则’字音近于‘贼’，骂我作过贼。该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可怜个徐一夔，一下子拍掉了脑袋。

那么，是不是内心厌恶拍马，就一定会隔离拍马，从而根治拍马之流弊呢？也不尽然。清代大才子袁枚，二三十岁就官拜七品县令。赴任之前，他去向恩师——清乾隆年间的名臣尹文端辞行。尹文端问：“你此去赴任，都准备了些什么？”袁枚老老实实地回答：“学生也没有准备什么。就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尹文端一听就有些不高兴，说：“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搞这一套，还是要讲究勤政务实呀！”袁枚说：“老师您有所不知。如今社会上的人大都喜欢戴高帽子，像您老人家这样不喜欢戴高帽子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呀！”尹文端听罢此言，很是受用，点头说：“是呀，爱誉之心人皆有之，你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位尹老师看样子是讨厌拍马的，竟然也还是中了拍马而不自知，最终在美滋滋中入其彀中。可见，愿意听恭维话、喜欢被拍是人的一个不自觉的心性。

其实，希望自己被别人欣赏，甚至被恭维称赞，属于精神需求层次，控制在适度范围，无可厚非。值得警惕的是，那些脱离事物真相的故意吹捧和恭维，就像吹起的肥皂泡沫，是虚幻的，开个玩笑、闹个开心可以，但绝对不可当真。如果不辨真伪，并由此而飘飘然、昏昏然，不辨南北与西东，那就成为一种悲哀了。

唯物辩证法认为，假象是事物本质的歪曲反映，要深刻地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注意排除假象。列宁曾经用湍急的河流来比喻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指出：“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这告诉我们，看问题、办事情，不能为假象所惑，特别是对那些与事实不符，看似对自己有利、迎合自己的拍马，更应该头脑清醒。因此，作为官场中人，要有效警惕和抗拒拍马，一要有自知之明，保持头脑清醒，不为吹捧恭维所惑；二要有辨人之识，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假象所迷。如是，方能不为拍马所动乃至所困。这是一种做人的清醒，更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尤其需要这样的清醒和智慧。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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