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勿忘“九一八事变”，弘扬中华民族魂

 

王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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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好，今天我们来共同就“九一八”事变做一个研讨和历史回顾。我今天的报告分五个部分。

一、“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的开端

2017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86周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开端，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在“九一八事变”86周年的今天，我们又不禁想起作曲家张寒晖先生在1936年创作的著名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这首歌提醒国人，要牢记“九一八事变”。

悼念先辈，勿忘国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今年我们纪念“九一八”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2017年，中国在国家层面已正式确定“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八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年时间；而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则为十四年。

今年初，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了2017年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文件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全面排查，凡有“八年抗战”字样的，全改为“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与此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2017年1月10日上午，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确认表示，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是贯彻中央相关精神。2016年10月国务院就曾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当时要求教育部各部门通力配合，2017年春季全国中小学生地方课程教材将全面落实。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端的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虽然学术界一直存在“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两种说法，但实际上“十四年抗战”概念与“八年抗战”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讲的“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是有历史史实支撑的，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内政外交追随世界列强的殖民逻辑，明治初期就觊觎中国大陆的丰富资源与国土，对琉球、台湾及朝鲜半岛等虎视眈眈。随着国力膨胀，日本先后战胜两个大国——清朝（甲午战争）与沙皇俄国（日俄战争），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

 

20世纪30年代（1929年—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重创日本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冲击之下，日本当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尤其是农村生存艰巨，国内矛盾急剧上升。日本的统治集团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开始对外扩张。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的军国主义急遽抬头。

1929—1933年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恢复经济，稳定统治。而德、意、日则走向法西斯化，为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寻找出路。德、意、日法西斯疯狂扩军备战，给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九一八事变”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发生。

“九一八事变”并非突然爆发，早就觊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在挑衅滋事，东北的张学良当局则持“保存实力”的想法，处处避让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继续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消极对日应战，却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引起国人反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与《申报》等媒体纷纷发声，批评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提出全民族抗日的要求。

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中国只能暂时隐忍，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政策选择错误。在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内战的态势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承担了引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外敌侵略的责任。在东北组织了磐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等七支抗日游击队，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就东北地区而言，东北民众的沦陷与抗争都在1931年发生，“十四年抗战”有真实的历史事实支撑。

抗日战争开端的问题关系到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南京国民政府作用的评价，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历史地位的认识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深入地客观地全面研究抗日战争是有意义的。

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重新书写历史”。随着人们对抗战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在不断纠正、改变对历史的看法，努力做到趋向真实的历史。也是基于此，史学界才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九一八事变”不仅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开始，东北军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付出应该得到重视。“十四年抗战”这一说法早在建国初就曾出现过，东北书店就曾出版过《十四年抗战史》。此次教育部要求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的说法，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承认了这一概念，有助于中小学生更全面理解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

现在，教育部已经在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了“十四年抗战”概念，也就是将“七七事变”之前东北军民的抗争也包含在“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概念中。但是我们不是说把八年改成十四年，这个任务就完成了，还需要在教学及公众的理解中弄清一个概念，即“十四年抗战”应称为“全程抗战”，这样可以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这些历史概念连贯起来，不再局限于此前的“八年抗战”就把中华民族的抗战这个过程连贯起来。

 

如果我们仅看历史教科书，会对历史产生一种十分齐整的印象，某事件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到某年某月某日结束，主要的历史人物有谁，意义影响如何。因为这是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后人对事件的记载。我经常接触一些学生，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也和一些年轻人交流，感觉他们对历史的认识都受了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历史教科书确实对年轻人的影响很重大。但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或历史爱好者的角度来看，真实的历史要比教科书有更多新鲜的地方。重大历史事件的起点界定出现争议是很常见的，而非个例。历史书写是事后进行的，当时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位置。后人只能挑选一个自己心目中有代表性的时刻作为起点，但这个起点未必是绝对意义上的起点。

比如，1937年7月7日是“八年抗战”的起点，但制造“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其实早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就进入了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日本一直有军队驻扎在中国境内，这实质上就是侵略。同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也不是前一天晚上入境的，而要追溯到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最后日本取胜了，按照当时的规定，日军取代俄军派驻了所谓守卫南满铁路的铁路守卫队，后来不断增兵。

所以，历史书写不可能顾及所有枝蔓，但真正想要了解历史的人，不应该只记住一些概括性的说法。从“八年抗战”到“十四年抗战”，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重新书写历史”。历史提法改变的背后是史观的改变，有学者多年前就发出过相关呼吁。除了学术界的探讨以外，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这里说明一下，抗日战争纪念馆大厅天花板上有八口警世钟，到2005年改为十四面钟，也就是说从八年到十四年的意思。其实，在原来的抗战馆设计中，抗战馆前的台阶共有两层：第一层为六级，象征六年局部抗战；第二层为八级，象征八年全国抗战，加起来一共是14年。广场前有八棵银杏树，象征八年全国抗战，两侧分别有七棵松树，象征“七七事变”，两个七加在一起是十四棵，寓意十四年抗战。

也正是从2005年起，“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各种展览中固定下来，广大国人通过参观展览认识到，抗日战争是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两个阶段过程：“八年抗战”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十四年抗战”则是包含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抗战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两种提法是可以在不同场合、不同角度、不同语言环境下使用的，在实质内容上并不存在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分不同阶段表示。 

“十四年抗战”的提法，还原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有利于人们全面把握抗战的发展历程，正确评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概念，虽然现在才把“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并不意味着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个节点就没有意义了，它仍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下的“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实际上“十四年抗战”这一说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也有同样的论述，随着现在很多史料逐渐地公开，这是比较明确的。

简言之，使用“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更能准确反映“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十四年抗战”的提法，有利于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系统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七七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以及其他抗日部队中，涌现出马占山、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傅作义、吉鸿昌等一大批抗日英雄或英烈，他们的英勇事迹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因此，落实“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将局部抗战阶段的抗日英雄和英烈的事迹纳入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历史中来讲述，更能增强震撼力和感染力。

 

最后我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提法，也是对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及对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种有力回击，更有利于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完整揭露和对日本侵略罪责的完整追诉。

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开端

不忍回首，创巨痛深。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集结重兵袭击沈阳，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当晚，日本关东军守备大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埋设炸药包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当晚日军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东北军撤退，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我刚才讲了北大营驻军，当时北大营驻军是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下辖步兵619、620、621共三个团，每团下辖三个营。全旅按编制应该有约10800人左右，该旅武器精良，兵种齐全，人数比当时中央军一个师还多，其轻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不但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比日本军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该旅军官多为陆军大学、保定军校、东北讲武堂等毕业，也有少部分留学日本步兵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英美法等军事学校。该旅虽然装备精良，军官素质较高而且训练较好，但对日本关东军的侵略图谋缺乏观察，军官大多都有家眷，大半都回家住宿，士兵经常随意外出，可以说官兵警惕性很差。

日本关东军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由于张学良一直力求减少冲突、严禁东北军抵抗，故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1931年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几乎天天在北大营附近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研讨事变发生后军队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等也再次确认实施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   

在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晚上，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七旅这样一支精锐之旅，在600多名日寇的进攻面前，放弃抵抗，丢盔弃甲，许多官兵在睡梦中成了枪下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洞悉蒋介石与张学等当政者的政治态度，所以才敢于以这么微少的兵力向多几十倍于他们的东北军发起突然袭击。“九一八事变”当晚，驻守南满路与安奉路沿线的日军全面出动，仅仅一天的时间，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大部陷入敌手。日本敢于以少量兵力发动“九一八事变”有多重政治、军事与经济因素。 

第一，1928年“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最早东北军阀张作霖是依靠日本的扶持，最后了统治东北。但是日本始终认为张作霖必须要服从日本的命令，张作霖后来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贪婪野心有了一些抵抗的做法，没有满足日本的要求，日本就开始认为张作霖不听话，所以决定清除他。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策划这个事件的图谋是什么呢？他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混乱局面，借机出兵。但“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实现了从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宣布接受南京政府领导以后，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开始和日本拉开距离。感到危机的日本关东军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这也是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因素。

第二，东北兵力空虚。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整个东北军的精锐很多都不在东北。1930年，中国爆发了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就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中原地区发生的一场内战，又称“中原大战”。在这场大战当中，张学良最终站在了蒋介石那边。

1930年，张学良率领东北军精锐（东北军调兵6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2个炮兵团及附属的工兵辎重及宪兵部队约7万人）进关参加中原大战。中原大战结束后，因为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战胜了其他军阀，蒋介石除了东北之外，又给了张学良很多的管辖范围，比如让张学良统治华北五省两市，就是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北平、天津。察哈尔就是今天河北的一部分，绥远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还有北平和天津。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副总司令的官衔。张学良常驻平津，处理“中原大战”后的编遣事务。同时受关东军阻扰，东北军回撤不及，造成东北关外防备空虚。

第三，作为东北统帅的张学良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没有真正的警觉。他总认为日本不可能真正发起侵占整个东北的战争，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第四，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为首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早就开始精心准备与策划。其中有几个事件被日本关东军所利用。一是“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谍报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此事后来被东北军内部的间谍秘密报告给日本关东军，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借口。

二是“万宝山事件”。1910年，基于《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当时由于很多朝鲜人生活困难，日本人有意鼓励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这些移民进来的朝鲜人，主要是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合手续的，中国地方政府就要管理，说朝鲜移民非法耕种，侵占中国人民的土地是不行的。1931年7月，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同时，由于日本蓄意挑拨，说朝鲜人在万宝山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欺负，朝鲜半岛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这是日本侵略者有意制造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的仇恨。

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迫害日韩移民”。

就在1931年9月18日上午，日本第二师团派一个中队长以拜访旅长王以哲为名进入北大营。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由参谋长赵镇藩接待。其实这个人是到北大营来实地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有没有应战准备。

 

当天晚上，日本贼喊捉贼，有意制造“柳条湖事件”，他们逼两名中国老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东北军人炸毁日本南满铁路的假现场。

柳条湖爆破成功后，日本开始下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当时北大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当时是三个团，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日军是从西北角打进来的，620团接到不抵抗的命令相对较晚，所以620团在王铁汉团长的领导下做了有限的抵抗。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00余人，失踪400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

1931年9月19日的凌晨，日本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准确地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开端，同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拉开了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序幕。

面对日本的猖狂侵犯，张学良东北地方当局和蒋介石国民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在张学良不准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战争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九一八事变”后，三个多月就全部落入了日本关东军。大概是这样的：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进攻奉天、营口、凤凰城、安东（今丹东）、长春等地。9月20日，长春陷落。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占领辽宁和吉林以后，日军开始向黑龙江发起进攻。在1931年的11月，在爱国将领马占山的率领下（他是唯一一个率领自己的军队坚决抵抗关东军的），黑龙江的省防军在齐齐哈尔的嫩江桥与日军抗战。10月18日，马占山率领的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最终因实力不济被迫撤退。1931年的11月19日，日本占领齐齐哈尔，也就标志着黑龙江一大部分被日本占领。1932年，日军开始向东北各地侵占。1932年的1月2日，日军占领了锦州。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向整个中国东北发起侵略，不仅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众的抗议，引起了各国的关注。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他发动侵略东北战争的关注目光，1932年的1月在上海有意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的史书也叫做“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1932年的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1933年2月，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

由于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他首先采取了分步骤走，首先策划建立傀儡政权。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诱骗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  

 

当时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转移了国际社会的视线，关东军趁机加快了扶持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步伐。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成立，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伪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1932年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

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这个内容很多，主要内容就是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也就是在东北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还有很多条款，就是说一切满洲国的大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均由日本关东军指导，包括溥仪作为满洲国的最高领导人，也要听关东军的安排，所以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

   三、“九一八事变”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战的开始，这在9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言，用一句话来概括：“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胜利72周年。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九一八事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十分特殊。尽管“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8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也早已散尽，但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汲取“九一八”事变带给中华民族的沉痛教训，反思“九一八”这个历史事件，或许对于遏制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在我们当时站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反而被日本军国主义一步一步占领东北全境，并逐渐侵略全中国？

“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但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国际社会的主流都没有将其视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次局部战争或局部事件。原因就在于国际社会的历史话语权多年来为西方所把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的西方学界，在欧美主导历史观、欧美中心论的时空下，长期轻视“九一八事变”本身及其演变所导致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扩大，也导致了日本发动侵略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学术界早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把“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建议。近年来，经过中国学界的努力，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

迄今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主要观点有：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侵略波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侵略苏联；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为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珍珠港。但是这些世界大战的起点的观点我们不能认可，从各个方面来看，“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尽管“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如果把它同随后发生的德国侵略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等综合考察，再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整个世界局势联系起来进行判断，“九一八事变”的确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肇始战争的性质。

因此，以战争的规模和影响来判断起源属于概念上的错误，而忽略了真正的起源。尤其是以德国侵略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的观点，都明显带有欧美中心论的历史观。按照欧美中心论的历史观，“九一八”属于世界边缘地区的战争，与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全局没有太大的联系，所以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究其本质来说，这是在近代以后，以欧洲作为中心来判断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学术界坚决反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观点。早在1995年即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中国抗战史学界就达成一个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并不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也不是1941年6月德国袭击苏联，更不是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引起英、法对德宣战，实际上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我们中国学界的一个判断、一个共识。

我们判断“九一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和起点的根据是，“九一八”与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它战争在时间上是相对可以连在一起的，在性质上有关联，相互有影响。如果“九一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的其它战争是割断的，缺乏连续性的，那只能够认为“九一八”是一个孤立事件或局部战争，难以认定是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性质的战争。但是实际上“九一八”和后来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是非常关联的。

历史史实告诉我们，“九一八”具有与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连续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续性，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侵略扩张最初就是从“九一八”开始的。日本从“九一八”侵略中国东北，到侵略华北，到侵略华中、华南，乃至于侵略东南亚、发动太平洋战争，没有止歇，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这个时间连续性的起点就是“九一八”。可以明确地说，“九一八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略图谋，以1927年7月田中奏折为例（《田中奏折》据称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现在存有争议，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田中奏折》内容很多，其中有一段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出现过：“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国策，要想征服支中国首先要先征服满蒙，满蒙就是蒙古地区和东北。要想占领整个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这是日本当时的国策。《田中奏折》暴露日本吞并中国及东南亚的战略图谋，故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世界大战的起点。  

四、“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联最早揭开了抗日战争序幕。我们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历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1年到1937年，这是全国民众支持的东北局部抗战阶段。东北人民在极其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下，从“九一八事变”到齐齐哈尔的江桥抗战，先后以东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名义奋起抗击，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枪，最早开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入侵。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入侵波兰是在1939年9月1日，而我们早在8年之前，也就是在1931年就开始与日本法西斯作战。第二阶段是从1937年7月7日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下的全民抗战。

 

东北是一个很富饶的地区，这是日本侵占东北的主要因素之一。东北的物产非常丰富，整个东北的面积是日本国土总面积的3倍以上，人口为2800多万，当时中国东北的物产也非常丰富，比如东北的大豆、高粱等，所以日本很早就想侵吞东北。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斗争是属于局部抗战，但这并不表示东北人民是在独自抵抗，实际上，东北人民是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浴血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 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法西斯。中共满洲省委很快派出一批干部，到东北各地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大中学校的学生、工人以及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罢课、罢工游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大家都捐款捐物，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向东北抗日武装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东北抗日斗争是一场在全国人民支持下的局部抗战，并不是单独的抗战。

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歌，创作于1935年2月2日，当时叫《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而这首歌就是以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战为背景创作的。当时全国人民，包括抗日武装都在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鼓励全国军民与日本法西斯作战。1949年9月，《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说，东北抗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和全国人民是紧密不可分的。

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武装抗战的钢铁长城。在长达14年的艰难岁月中，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关东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今天研讨、缅怀东北抗联的英雄伟业，更重要的就是认真汲取、总结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最早掀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是近代中华民族抗日战场上抵抗时间最早，苦战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恶劣的一支抗战武装，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东北抗联将士艰苦卓绝、无所畏惧的抵抗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东北抗联英雄辈出，体现出坚贞不屈、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孤军奋战，战斗到自己一个人。在冰天雪地之中，在日军四面合围之下，面对日军及叛徒的诱惑，杨靖宇发出震人心魄的豪言：“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赵尚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部在袭击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所时，负重伤被俘后，拒绝日军医治而壮烈牺牲，时年34岁。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的赵一曼于1936年8月被捕就义。1938年10月2日，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本名郑志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奴隶们起来”的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他们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

所以综上所述，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东北抗联为代表的东北军民就开始抗击日本侵略，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015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全体常委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纪念馆展览大厅首先以1931年最早抗击日寇的东北抗日联军为主线，通过抗日联军英勇奋斗的一系列实物记录等，真实记录了白山黑水最艰难的一段抗日战争。

近年来，有关东北抗联研究的如火如荼，如学术活动、研究著述。今天，在“九一八事变”86周年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在缅怀历史、开创未来这样一个日子里，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历史冲击，我们必须把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放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的第一位，这也是我们真正尊重历史，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地看待历史的需要。

 

五、勿忘“九一八”，唤醒中华民族的斗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翻开86年前的历史一页，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攻占我国东三省，而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致使东三省这个有着丰富矿产资源、物产资源，面积是日本三个大的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应该是我们今天要深刻汲取的历史教训。

留住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我们一定要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很难再有崛起的机会。

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之久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取得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是其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策源地之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因此，“九一八事变”不是只有局部意义的中日地区性一般军事冲突，而是日本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实现其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以武装斗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其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企图独占整个中国，不仅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同时也加深了日本军国主义与其他欧美国家之间的矛盾。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内的潜在矛盾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随着日本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遂演变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由此既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序幕，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强大的祖国更需要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日本右翼政客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中华屈辱的旧梦再现！

时光的流逝也许会磨灭人们心头的许多记忆，但充满着“血与火”的往事历历在目，警示人们永远引以为戒。“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权利。我们今天纪念“九一八”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是为了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我们今天依旧需要努力，只是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九一八”是一个所有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不忘国耻成了纪念“九一八”的主题。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更需要让他们记住“九一八”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含有的现实意义。“知耻而后勇”的看法当然会有助于我们提升奋发进取的精神。但是，今天我们站在一个世界大国的角度看，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是世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习主席在2013年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我们正在向全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我们以从正与邪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或许我们能更符合今天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毋庸置疑，“九一八事变”首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根本上讲，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十四年罪行的源头。在十四年抗战中，中国抗日军民是与邪恶对立的正义一方，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正义的一方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军国主义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甚至还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攻击。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并非是以复仇为动机，更是保卫国家、保护无辜、惩罚邪恶、伸张正义。

中国军民经过14年抗战，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成为正义的战胜国之一。我们今天把“九一八”视为“国耻”，并非要一直背着耻辱的历史包袱，而是以此来激发国人既要在和平崛起中去富民强国，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去面对任何外来敌对势力的任何挑战，去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任何困难，这才是“九一八”纪念日需要传达的信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主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世界意义，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提供了科学指引。

所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应对定力，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

现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纪念“九一八事变”86周年的今天，我们更要全面增强四个自信，以一个大国的心态面对历史，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问题。要充满了坚定的战略定力、战略自信。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再像“九一八”那样发动对我们的侵略。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发展，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求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所以我们今天在纪念“九一八”历史事件的同时，仍然感到任重而道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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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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