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变与“特朗普冲击”

 

今天主要讲两部分内容，一是简要分析一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并寻找这些变化的逻辑线索，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在，二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以及对华政策走向。

一、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

我大致按照美国总统的任期，分三个阶段对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线索谈下个人看法。分别是上世纪的7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美国实行“接触”战略；小布什政府执政的2001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战略是“接触+防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华战略是“接触+规制”。这样一个逻辑的变化，可以看到“接触”是一贯的，但是从比较单纯的接触到有所防范，再到通过规制有一定的约束，是有一个规律可辨的。

（一）“内外—强弱”格局下的“接触”战略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长期实行接触战略。美国称为的“接触（engagement）”,中文翻译成接触战略，但这种译法其实并不是特别准确，在英语里面，engagement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不光是接触的意思，而是一种比较深度的交往、交融。接触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跟中国的全面交往，来影响、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简单地说，就是在政治上，希望中国逐渐向美国的政治体制靠拢；经济上，希望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上，希望中国更加多元；外交上，希望中国支持美国的对外战略。

当时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我个人归纳为“融入”战略。中国希望通过融入由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同时努力保持本国政治制度、外交政策和文化认同上的独立性。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不断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打开大门，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会，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基本完成。

由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在完成进程之前既无须也无法验证中美哪一方的战略能够实现。在抵达“验证时刻”之前，“接触—融入”的战略默契为两国关系提供了观念层次的稳定框架，并指导了两国的具体政策，让双方克服了1995-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炸馆”事件以及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突发危机的冲击。经过这些危机之后，中美关系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是有战略共识的。

中美两国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根本上是由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1978年年底以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是“内外—强弱”关系：美国长期居于其领导的国际体系之内，而中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国际体系之外；同时，美国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之一，是体系内的最强国，中国相对美国而言综合国力较弱。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下，中国如果要谋求民族复兴、实现国家现代化，向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靠拢、学习、融入是唯一的选择。

在贯彻“融入”与“接触”战略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形成了一系列在国内被广泛接受的战略假定。对中国而言，这些假定包括：现存国际体系内部拥有巨大的和平发展的空间；中国在融入体系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战略机遇；美国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关键外部因素；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维护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必要时可为中美关系稳定做出一定妥协和牺牲；美国对华战略虽然包含积极与消极两面，但是积极面是主要方面。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则大致包含如下假定：中国的人口与国土规模决定了其经济规模乃至综合国力的增长是不可阻挡的；美国要做的是塑造中国发展的方向，而非阻挡中国体量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不断变革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和外交演进方向与美国期待的方向大体一致；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中国的若干红线（如“一个中国”）应给予尊重。

（二）小布什政府的“接触+防范”战略

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令世界瞩目的快速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因此，小布什竞选期间就曾经宣称，上任后“将重新定义中美关系，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2001年小布什上台以后，开始酝酿对华战略的较大调整，从此中美关系开始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南海“撞机”事件和涉台湾问题上，小布什的一系列做法和表态偏离了传统立场，造成中美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开始逐渐回归到原来“接触”的轨道上。

小布什政府执政八年中，美国的对华战略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从原来的“接触”演变为“接触+防范”。这种变化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格局的变化，美国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综合国力正在飞速崛起，两国“内外—强弱”的关系开始逐渐向“体系内（非对称的）两个大国”的方向演变。

小布什刚上来的2001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概是美国的12%，大概就是1/8，等到小布什卸任的时候，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美国的40%。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有自己的特色，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道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跟过去日本、德国、苏联的崛起道路都不一样，跟美国的崛起也不一样，是一种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崛起。

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立克曾经发表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如果把世界比作一家公司，美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应该主要由大国来治理，这些大国共同组成这家公司的董事会，过去中国长期不是董事会的成员，现在中国进入了董事会，就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一个负责任的股东的角色。美国官方的疑问就是，中国崛起了以后，会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美国的“接触”战略是希望塑造中国，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在外交上配合美国，但是小布什政府发现，中国在外交上跟美国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同时美国也相信，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的发展尽管跟美国的不同，总体上符合美国的期待。

在美国政府之外，学界、媒体也开始对“接触”及其背后的战略逻辑做出更为严厉的批判。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孟捷慕在其《中国幻想曲》一书中直接批判了“接触”战略的战略前提，即通过与中国接触，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外交取向会向着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发展。美国跟中国交往了这么多年，现在应该认识到，跟中国交往，中国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外交上都不会变得更像美国。这一判断在当时的美国战略界显得相当另类和极端。但十年后的今天再回看这一判断，似乎已被美国战略界的主流所接受。

中国和美国在“接触”和“融合”战略的前半段都是一致的，就是要进入到国际体系中，但是后半段却是不一致的，中国和美国都觉得自己能赢，美国觉得只要跟中国交往，中国就能够变；中国觉得跟美国交往，既能发展自己，也能维持自己的特色。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还不知道最终谁会最后赢得这场竞争。

 

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让很多美国人突然很具象化地看到了中国的崛起。美国学界著名教授兰普顿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强大中国范式”。他认为，美国过去几百年来看待中国都是“虚弱中国范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弱国，一方面，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觉得中国有一些做法跟他的期待不一致，也会觉得中国是一个相对的弱国，无需特别担心。但是从2008年之后，美国看中国开始戴上了“强大中国范式”的有色眼镜，这是从未发生过的。表面上看，美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强国，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当美国看到中国的政策跟他所期待的不一致的时候，就会恐慌，可能就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不一致。

在美国官方和战略界的共同影响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战略就发生了一定的调整，即“接触+防范”，美国官方的说法叫“两面下注”，在布什政府任内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关系的广度与深度都在强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强美日关系和美印关系，作为对冲的准备，假如中国以后成为美国的对手，可以用日本和印度来制衡中国，甚至遏制中国。

（三）奥巴马政府的“接触+规制”战略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正处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中，同时深陷两场战争的泥潭之中，而中国由于应对措施有力，在全球危机背景下维持超高速增长，中美“体系内两强”定位到奥巴马政府执政初期已比较清晰。显然，奥巴马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因此奥巴马政府将对华战略进行了调整，我归纳为“接触+规制”。

在奥巴马任内的八年当中，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次数与深度远超过往，两国政府间以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为代表的对话机制深入发展，两国经贸人文交流日益深入，两军交流突破了过去缺乏持续性的困境建立了初步的危机管控机制和相互信任措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内，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共同引领了这一进程，促成巴黎气候峰会成功举办。此外，两国在朝核、伊朗核问题上有效合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方面，美国支持了中国获取更大国际空间的努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在很多全球事务上，真正实现了双头引领的作用。总之，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两国合作范围之广、对世界的影响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在中美关系合作面大幅扩展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也明显增大，在整体关系中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这就是“规制”，我称之为“战略紧身衣”，所有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其实都是紧身衣，任何一个国家穿上了，都会受到限制和影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美国完全不受国际法的制约，其实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国际法的限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目前这套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法是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牵头打造的，他们穿得会比较舒服自在一点，中国穿上就不一定合身，因为没有参与整个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时，可能还觉得这件衣服不太紧，等到中国崛起了，块头变大了，这件紧身衣可能就越来越紧了，而且你会发现，这件紧身衣因为不是自己做的，所以受到的束缚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点。

所以，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就是让你一定要穿上这件紧身衣，而且不能撑破，这就是“规制”。一是从地区视角处理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几乎没有提出单独的对华战略论述，而是将对华战略置于以“再平衡”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战略之内。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0月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将继续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嵌入到由安全盟友、经济网络和社会联结所组成的更宽广的地区框架之中”。美国更多地使用“盟友牌”“伙伴牌”，不仅强化了日美同盟，推动其亚太盟友体系走向网络化，而且与越南、缅甸等国家关系都有重大突破；力推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且多次从中美国际经济领导力竞争的视角解读这一协定，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游戏规则。除此之外，美国还打意识形态牌，经常用意识形态、用人权来指责中国。二是强调国际制度，更加重视动员多边力量来限制中国的行为。美国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将持续接触中国，“这种接触将加强基于权利与责任的国际秩序。‘交通规则’必须被遵守。这些国家如果打破规则，将会产生代价”。奥巴马政府更多地使用“规则牌”，支持菲律宾到国际仲裁庭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向中国施压，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借口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反复要求遵守网络空间的“交通规则”。三是高度重视全球议程合作。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两国在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头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是两国关系中“正能量”的主要来源。

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战略界至少有两次比较大的对华战略讨论或辩论。第一次讨论大致从2008年到2010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兴起所谓“中国强硬论”的讨论。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批评中国在处理美国对台售武等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这场辩论也涉及中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政策走向。一些美国学者攻击其在经济政策上偏向本土企业，对外开放“停滞”等。更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呼应孟捷慕2007年提出的观点，“与那些主张更紧密地接触中国的西方人所期待的不同，中国不会变得更加自由化。”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15年。这次讨论参与的人数之多、对美国近几十年对华战略的质疑程度之深，都是多年未见的。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这场辩论的激烈程度“肯定是1989年以来所仅见，可能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严肃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所仅见。辩论的某些部分甚至让人想起（二战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与上一场辩论主要聚焦于中国外交是否“变得强硬”不同，这场辩论在更大、更深的程度上以中国国内的发展为背景。

十八大后，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制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立法议程成为美国战略界辩论的主要议题。同时，围绕中国外交、中美网络安全争议、南海问题、中国是否要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构建平行体系等问题展开。一些声音宣称中国“现在是且在未来几十年中都将是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批评美国过去“过多地关心接触、融入和援助”，应实质性修改对华战略，“需要一个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上升”。这种极端的论调意味着美国部分人对中国的看法从“无法阻止中国崛起、只能塑造中国方向”的“接触”转到“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也无法塑造中国方向”的焦虑，再变为要“想办法制衡甚至阻止中国崛起”的急切。这部分人在美国战略界虽然不是主流但其动向值得注意，他们对特朗普总统身边某些谋士的观点也有影响。即便是主张实行稳健对华战略的学者，其论述也充满了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如学者兰普顿在这场辩论中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临界点”的说法，引起了中美两国学界广泛的关注。杰弗里·贝德在批评了美国战略界“顺应”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之后提出美国应该奉行“在全球层面合作、在地区层面坚定”的战略。其中“在地区层面坚定”也强调了中美关系的消极面。总体来看，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焦虑程度、对华观点的消极程度都是冷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而且将构成特朗普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的外部环境。

简单地说，从1972年到2017年这45年，中美关系有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总结。

第一，中美关系的积极面在不断扩大。过去45年中，中美关系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发展。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解冻”的时候，中美接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部因素，就是苏联的因素，中国和美国是因为防范共同的对手才走向合作，其实那个时候中美内部的因素，比如人员往来、经贸往来都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9.11事件之后，大家也曾经为了反恐走到一起，现在中美之间的外部因素在逐渐消逝，但是内部的联系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多亿美元，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华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的数量都非常大，过去更多的是美国单方面对华投资，现在中国对美投资的增长速度更快。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也越来越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人数远远超过了第二名印度，美国在中国也有两万多留学生，跟中国在美留学生相比，数量小很多，但是美国依然是中国的第二大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仅次于韩国。中国和美国在一系列地区问题、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是非常多的，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可以说，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

 第二，对华战略中消极面明显上升。从“接触”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美国对华战略的消极因素在不断上升，甚至到了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引用兰普顿教授著名的“临界点”概念，他指出中美关系即将到达一个“临界点”，如果过了这个点，中美关系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如果任由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发展下去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会从以合作为主、以竞争为辅的关系，变成了以竞争甚至对抗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美俄关系。目前来说，中美两国的积极面还是大于消极面的，尽管消极面在上升，但还没有成为主要的方面。

 

第三，美国两党制的影响。美国实行两党制，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特点，共和党的总统对华战略一般会倾向于现实主义，也就是“掰手腕”，愿意跟你比力量，看谁的力量大；民主党的总统对华战略会倾向于自由主义，也就是“紧身衣”，通过制度来限制你。两党轮流做庄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的特点会有一定的变化。

第四，中美关系有其相对固定的上限和下限。中美关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上限和下限，也就是经常说的，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显然中美不可能变成同盟关系，就现状来讲，中美也不是伙伴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中美关系要达到中俄关系那样的高度，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中美关系最坏能坏到什么程度？首先，坏到战争的程度，这个可能性很低；其次，也很难变成一个全面对抗的关系，比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最后，所谓新冷战关系，这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今天的美国和今天的俄罗斯正在打的，应该说就是新的冷战。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坏到新冷战关系，但是是否会达到新冷战的程度，这需要中美两国努力去避免。

中美为什么有这个上限和下限？上限的原因是中美两个国家差异确实太大了，一个是崛起国，一个是守成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两个国家的文化、文明、传统、历史都不一样，这些差异导致中美关系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同时，中美为什么很难变成一战二战时候的美德关系、二战时候的美日关系？也不会变成美苏关系？因为首先中美都是核大国，核大国之间基本上避免了热战的可能性，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第二，中美关系的内生性动力在增强，中美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导致了中美很难变成美苏关系，这就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下限。

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与对华战略走向

（一）定义特朗普

1.非传统的政治家

总的来看，对特朗普本人大体可以从5个方面来描述：一是商人。特朗普是一个地产商人，他的职业背景给予他很多影响。二是准军人。特朗普中学时在纽约的军事学院上学，准军人的经历渗入了他的童年。三是老人。特朗普已经70多岁，是美国当选总统中最老的总统之一。四是狂人。特朗普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他的商业和家庭生活都比较成功，所以比较狂。五是素人。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至少是20世纪以来美国唯一没有任何公职经验的总统。

作为政治家，特朗普属于非建制派。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由一群精英把持，虽然两党轮流坐庄，但是把持政界的就是那么多人，经济界就是那些上层的企业家或者华尔街的力量，文化方面是大学教授、媒体记者，也包括军人、政府官僚，这些人长期从事治理国家工作，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些人被称为建制派。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公职经验，尽管他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两党的政治精英太不一样，是一个与建制派相反的造反派。建制派的政客、商人、媒体、学界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结，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因此老百姓尝试选一个非建制派人当总统，这种民粹主义情绪造就了特朗普。这次特朗普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其实他并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他的很多政策与共和党的想法不一致，在一些问题上比较倾向民主党，另一些问题上又比较倾向共和党，所以他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特朗普就是特朗普，不仅与民主党的关系不好，而且与共和党的关系也不好，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特朗普是在美国国内激烈求变的情况下当选总统的。美国国内存在比较严重的分裂问题，经济发展从数字上看表现不错，但是美国更大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社会分配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贫富差距在拉大，中产阶级人数逐渐在减少，社会阶层固化比较严重。老百姓选特朗普做总统，是希望他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特朗普是在这样一种求变的气氛下当选总统的，他需要回馈选民，响应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这种大环境客观上使特朗普可能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做出比较激烈的变革。

2.粗糙的现实主义世界观

特朗普的世界观是比较粗糙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人的基本逻辑，但特朗普的现实主义逻辑比较简单、比较粗糙、比较过时。

其一，崇尚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他认为世界不是共同体，而是竞技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零和，我与你交往，我之所得就是你之所失，你之所失就是我之所得。特朗普基本上不认为世界上存在双赢，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你吃亏，就是我吃亏，我要想办法让你吃亏。

其二，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最基本的目的是自立，要争取自己的利益。这个当然好理解，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都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但是特朗普觉得我不仅要自立，要得利，还不能让他人得利，或者说哪怕大家都得利，也一定要确保我得利比他人多。

其三，非常相信实力。特朗普对实力比较痴迷，他知道美国有强大的实力，他要通过这个实力来追求美国利益，而且他所说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有形实力。这种观念是过分简化的。目前美国的很多经济实力已经转化为金融力量、货币力量，而不是实物力量、实体经济力量。美国的霸权也不是简单靠物质力量实现的，物质力量是基础，还有制度的力量、美元的霸权和软实力。

其四，比较看重大国的作用。民主党比较倾向于强调制度和规则，共和党一贯强调国家，不相信国际规则。特朗普比较激进，只相信大国能决定国际政治，他特别强调美国、俄罗斯、中国的作用，他也特别不看好欧盟等国际组织，认为它们不是实体。这种想法有他的道理，但是过时了，极端了，现在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的问题，大国对它们没有办法，不可能随意左右它们，中东、中亚一些国家的问题是如此，朝核问题也是如此。

其五，意识形态色彩比较弱。这一点与美国的传统思维很不一样。美国人有一种传教士基因，总觉得自己的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别人必须学习。特朗普恰恰没有这样的DNA，他明确地说美国的意识形态即使再好，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喜欢，不要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往外推行这种价值观，这是他在美国国内受到很多非议的地方。

（二）特朗普的对外战略

1.特朗普的对外战略目标

特朗普的对外战略目标在他的竞选口号中讲得非常清楚：让美国再次伟大。“让美国再次伟大”，潜台词是美国现在并不伟大，因而在美国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建制派一再讲美国现在就是伟大的国家，不存在再次伟大的问题。美国现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至少5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状态不错，不存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问题；也有50%的人认为美国的状态不好，甚至很糟，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认为美国现在不伟大，还潜含一个意思：怀念美国已经逝去的美好时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国的国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经济快速发展、就业充分，族群关系比较和谐，特朗普希望重新把美国带回那个时代。

 

特朗普对外战略有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经济，说得更直接些是就业。特朗普当选依靠的重要力量是中产阶级的中下层，这些人过去往往是从事制造业，比如说钢铁业、汽车业，现在这些产业整体搬离美国，中产阶级中下层实际失业了，他们年龄可能已经大了，不太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因而对美国的发展状态极其不满。特朗普为了回报这些选民，自然把就业尤其是这部分人的就业摆在了突出位置。另一个是本土安全。美国面临两大问题，第一个是移民问题。美国国内有大量移民，其中包括大量非法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带来了犯罪和社会问题。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抢走了工作机会，让社区变得不安全。适应这种反移民情绪，特朗普提出要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第二个是恐怖主义威胁。近几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老百姓对于恐怖袭击有很多担忧，再加上目睹欧洲国家面临的难民危机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美国国内在如何应对难民、移民问题上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因此特朗普的一个核心议程就是加强警察执法和遣返非法移民，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

2.特朗普的对外战略手法

特朗普的外交战略手法很多，如果只挑一个，就是他特别喜欢算计，喜欢做交易，愿意与对手通过交易达成目标。他的交易方法常见的有两个，一个是给对手施加心理压力，事先制造很强的舆论：总是放出“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声音，或做出“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行动，比如他要给中国和墨西哥的商品增加45%的关税，要在美墨边境修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在朝核问题上他派美国的军舰、飞机到朝鲜半岛周围巡弋等都是如此，目的是用种种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让对方感觉到压力，以便做出有利于他的让步。另一个是议题联系。为了在一个议题上达成自己的目标，特朗普经常会把这个议题与别的议题相联系。如果对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满足我，我就在另一个问题上报复对方。这一点在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中有不少表现，比如他总是把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挂钩，中国如果在朝核问题上为美国提供较多的帮助，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就可以比较好地与中国合作，达成一个更好的交易。中国如果没有或不能在朝核问题上为美国提供较多帮助，美国就会在中美经贸问题上予以报复等。

特朗普比较爱算计、爱算小账。过去的美国领导人也算账，但是算大账，比如美国的霸权地位或领导地位。特朗普算的账是小账，是可见的账，比如对美国来说，维持同盟体系非常重要，美国在中东、欧洲及其他地区都有同盟体系，为维持这个同盟体系，美国要花很多的钱和精力。但是，特朗普不愿意付出这些成本，他不断地给日本、韩国，包括北约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北约国家把国防开支、防务开支提升到2%以上，要求日本和韩国提高防务费用，包括在部署萨德问题上要求韩国支付十亿美元。特朗普当选后做了两件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形象。一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个协定从布什政府末期开始谈，在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下达成，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高标准的多边自贸协定，一旦推出将引领未来世界经济的治理方向。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马上退出，这确实是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很大伤害的决定。另一个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世界190多个国家都签署了巴黎协定，美国却退出了协定，因为特朗普认为这个协定不合算，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太多，美国付出的太多。结果不仅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而且美国国内一些州也明确提出反对。

3.特朗普的执政环境

特朗普的执政环境非常差。特朗普是一个弱势总统，他刚上来时并没有得到多数选民认同，他的普选票实际低于希拉里。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在40%以下，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异类。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更是对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形成了强大制约。特朗普就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废除奥巴马时期的医改法案，但在国会遭到强大阻挠，不仅是民主党阻挠，共和党的一些议员也不赞同。第二项重要议程——税改，也迟迟排不上立法程序。美国法院同样对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形成强有力制约，特朗普就任后两次签发“禁穆令”，对中东6个国家的穆斯林人员到美国旅行进行限制，被美国联邦法院两次判为非法。美国的行政即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特朗普不满，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司局级官员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同时有不少官员从美国政府辞职，导致特朗普的政策无法实行，形成了对特朗普的又一有力制约。还有媒体包括智库等对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也消极抵抗，它们总是拿着放大镜检视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大加炒作和攻击。

（三）特朗普的对华战略

1.美国的对华战略逻辑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走向

特朗普执政至今，还没有宣布过他的对华战略。可以说，目前的对华战略还没有或还没有成形。美国对华战略的总逻辑是从“接触”到“接触+防范”，再到“接触+规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会怎么演进，同样不会偏离这个逻辑。目前只能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很可能是“对等”或“互惠”接触。美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中，两国没有实际的“对等”，美国吃亏了。这其实是美国自己战略焦虑的一个表现，是美国战略自信心下降的一个表现。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了便宜，中国吃了亏。总的判断是：接触政策大概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但是可能特朗普想给这个接触加一个限定，就是美国人认为的“对等”或者说“互惠”。

美国官员和美国战略界的一些学者有类似表述，特朗普公开的文件里也有类似表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快速崛起，导致美中两国在经济、军事以及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对比迅速发生变化。美国虽然还是一个超级大国，综合国力比中国强、影响力比中国大，但是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出现失衡，特朗普希望采取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纠正失衡，首先要扭转失衡的趋势，至少要扭转为即使不是有害于中国，也要有利于美国多于有利于中国。特朗普一直自称是善于谈判的“交易大师”，著有《交易的艺术》一书。美国战略界有关中美关系互惠性的讨论，与特朗普个人在对外关系中强调相对收益的特点完全契合。

 

特朗普对华战略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特朗普上任后把朝核问题放到了非常优先的位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特朗普的重要核心政策目标之一——美国本土安全。美国评估认为，朝鲜核导能力快速发展，很快会威胁美国的本土安全，特朗普希望在朝鲜拥有这一能力之前，与中国合作确保朝鲜无核化，或者至少暂停乃至逆转朝鲜核导能力发展。这是今年4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谈的重要内容。奥巴马政府曾经说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一个没有明说的红线，现在朝鲜已经突破了这一红线。另一重要问题是经贸。中美之间的经贸确实不平衡，两国都希望经贸关系变得相对平衡。从中国角度说，巨额贸易顺差并没有太多好处，现在中美贸易额5000多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有3000亿美元，确实比较大。但是，造成顺差的原因是多重的，有结构性的原因，中国是世界工厂，美国仅仅服务贸易比较强，实体贸易难免是逆差，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美国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没有坏处，但是特朗普希望把这个逆差平衡过来。另外，美国对华实行高科技禁运，也是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美两国虽然都在试图平衡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但实现平衡并不容易，短期内不容易实现。

2.特朗普对华战略的“学习曲线”

“学习曲线”是中美关系中经常使用的术语。美国总统上任之前，由于没有当过高级领导人，在中美关系或外交政策方面是外行，就任总统后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从外行到内行的过程，一开始偏离传统的对外战略，然后逐渐回归传统的对外战略。比尔.克林顿刚当总统的时候有，小布什刚当总统的时候有，奥巴马刚当总统的时候不太明显，特朗普就任总统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曲线，比如一开始他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电话，质疑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加强了与美国沟通，从特朗普当选开始，逐渐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向美方表达我方立场，经过几个月努力，到2017年的2、3月份以后，特朗普政府很快显示出一种回归传统政策的态势，他至少在“一个中国”政策和南海问题上回归到比较传统的美国政府立场。4月份两国元首实现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会晤，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两国元首在G20峰会期间的会晤，也非常成功。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对中美两国克服困难、危机，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中美两国之间还建立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会与文化对话”和“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等四个重要的高层对话机制。

比较难能可贵的是，特朗普政府展现出了一种战略思维，这种思维与过去美国政府不太一样。美国政府不像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与美国政府的交往中总是表现出一种较强的战略思维，有较强的历史感。美国是两党政治，不断轮替，因此美国人总是不愿意做长远规划，而是愿意考虑四年或八年任期内的问题，所以它的对华政策经常反复。但是，特朗普政府在与中国交往中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战略思维，至少是战略思维意愿，美国的高官也多次讲到要思考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未来长期的世界秩序建设以及中美在建设这个世界秩序中的合作、交流问题。美国政府能够表现出这样一种意愿，对两国从长远角度设计中美关系，非常有好处。

3.特朗普对华战略的掣肘因素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掣肘因素比较多。美国国内存在一个跷跷板，一头坐着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另外一头坐着建制派。放到中美关系里面来看，当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非常消极，可能会威胁中美关系稳定时，另一头就会把特朗普往上翘，而当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比较积极的时候，另一头就会想办法压下来。从特朗普当选到现在，翘翘板的两种变化都出现过。比如最近美国政府推出了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对台湾加强军事交流，对台军售要正常化，甚至提出让美国军舰访问台湾的港口，让台湾的军舰访问美国的港口等。再如，美国军方在中国南海加强所谓的自由航行。其中，南海案例其实是美国军方建制派在平衡特朗普，国防授权法案实际是美国国会在平衡特朗普，美国对台军售实际是国务院、国防部和国会共同在平衡特朗普。

由于特朗普是一个弱势总统，他的团队成员、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其他高官之间的想法经常冲突。国务院、国防部，包括情报部门都有自身利益，他们的做法可能不一定与特朗普的意愿完全一致。特朗普的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的关系目前非常紧张，国会一直担心特朗普过分与中国走近。此外，我们还要看到特朗普政府与政府外的媒体、智库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半年，我们经过与美国各方面的交涉、斗争和交流，开始呈现出美国行政注意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但是行政部门之外的一些力量仍然在制约中美关系发展。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行政部门的力量比较大，行政部门在推进中美关系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要小心其他力量的消极作用。特朗普政府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还是在“美国优先”背景下演变，是“美国优先”背景下的合作、“美国优先”背景下的对抗，还是大国合作、大国对抗。

中美之间的互动，将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是以合作为基调还是以对抗为基调。2017年，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年。今年秋季之前，中美会陆续完成“四个对话”，如果一切顺利，特朗普总统秋季会访问中国。如果今年的议程能够比较完满实现，互动比较好，美国的对华战略就实现了比较平稳的过渡，这样就可以为未来4年争取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平稳的中美关系，而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两个百年梦想的第一个百年的梦想，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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