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惟敏：演变中的中国建筑与城市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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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TIME》（《时代》周刊），邓小平同志曾经上过这个杂志的封面。大家知道，上《时代》周刊封面，也是要有说法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时《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为什么？就是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揭开城市建设新篇章，全世界瞩目。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但《时代》周刊在做广告的时候，旁边加了一句话，叫“It is a good time”，邓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开始了城镇化建设的新篇章，从珠三角开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打开了。后来又继续开发长三角，再后来是京津冀，现在是全面城镇化建设，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

香港的铜锣湾曾经是一个让我们很纠结的地方，它融合了最发达的城市建设，也融合了最底层的棚户区，它既有现代的西方文化，又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相融合的地方，我在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复杂性”，一个叫“矛盾性”。为了解释这个词，我引用狄更斯一首诗，这首诗很多人都读过，翻译成中文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狄更斯的这段话，用在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上，特别贴切。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前车可鉴，但是又有创造性的矛盾体。显然，我们今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城市的建设非常复杂，它既带有功能性的特征，又带有民生的理性推理特征，同时，它还带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特征。

现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上千座城市都差不多，归纳出一句话叫“千城一面”。传统城市正因为有着很强的内部认同性，才具有外部认同性。“认同”这个词，就是所谓标志性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可以识别的问题。城市特色、地域特色变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把这一块放弃掉、忽略掉，一味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复制，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大的。

欧洲的很多城市，今天看起来，仍旧给我们很强的震撼力，不是在于它有多么新的玻璃幕墙，而是它在一个城市空间里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读到几百年前的古典建筑，你也可以读到当下最新的、最时尚的建筑，这里面讲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变迁。例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瑞士的伯尔尼、法国的巴黎。

拿破仑三世在位时，下令让一个官员去做巴黎规划，巴黎的规划是一次规划而成，巴黎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今天城市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奇迹和典范。巴黎的规划发展到今天，你仍旧能够从中解读出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二战以后，德国科隆整个城市被毁了，科隆大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干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科隆大教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恢复后的科隆大教堂。尽管它是复建，但是今天我们再到科隆去，无疑是因为这个标志性建筑把你拉回到科隆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去。

从古至今，东方的统治者往往习惯于摧毁前人的建筑，例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当然今天我们对文物的保护也开始“一票否决”了，中央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我认为文物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几处古迹这样的一个高度，而应该上升到文化传承、延续的高度。

紫禁城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六百年了。在紫禁城外侧，曾经的关厢这一带，实际上是那些衙役、小官僚住的地方，它构成老北京特有的机理——里坊制。里坊制最著名的城市是北京和西安，城市形成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四合院就变成北京特有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北京，北方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四合院很早就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

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位先生，上世纪20年代回到中国，在东北大学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来抗战开始，他们又回到美国继续深造，1946年回来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他们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庙宇、亭台建筑，到今天为止，那些古建筑都是世界上不可多得也不可复制的文化宝藏。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中国建筑理论的基础。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梁陈方案”，“梁”就是梁思成，“陈”是陈占祥，一个从美国，一个从英国归来，他们一起向中央提出来一个方案。就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搬到城市的西侧，而将老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老北京城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它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人类的财富。但“梁陈方案”当时被否掉了，现在六七十年过去了，在北京东部要建城市副中心。

我们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地区，布鲁克林大桥和自由女神像就在这里，早期的欧洲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坐船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知道美洲大陆到了。当初开发曼哈顿的时候，曼哈顿就像一张白纸，该怎么做？修路，路的间距都一样，从下到上，从南到北。横着画，东西向叫“街”，南北向叫“大道”，网格就打出来了。百老汇大道把曼哈顿分成“东曼哈顿”和“西曼哈顿”，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东西向的“街”，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方向不一样，单数的街往东，双数的街往西，都是单行线，这就使汽车能很方便地沿着街区转弯。纽约一个街区大小约为60米乘以100米。另外，纽约除了铁路和公路之外，没有立交桥。但纽约有700多万辆车，它的效率一点都不低。

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以60米和100米的间距划格呢？他们完全是从市场开发出发的。一个地段要想把地卖出去，想让人开发，一定要让它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我在这块地里面盖的房子都要临街，要想一块地里面的房子都临街，那这块地就不能太大。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多半都是中间是庭院，房子在周边建，所有的房子全临街，通过过街楼，进入内院。所以他们的街区低层全部是商业，有书店、有咖啡店、有酒吧，甚至于还有博物馆、画廊。前一阵政府说了我们要把小区打开，而美国的小区就没有封闭过。我们是把那么大一块地卖给开发商了，许多楼盖在中间，所以城市的形态就完全不一样。

我讲这件事，主要是想说城市的机理。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城和纽约曼哈顿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北京城中间是一个紫禁城不能穿越，我们南北向的路穿越起来非常困难，东西向虽然有个长安街，但是也非常难以穿越，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你不把主要的城市功能中心迁走，还等什么呢？

巴黎，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很美的。因为，有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可以从历史一直走到现代，它的现代的顶端就是拉德芳斯大门，穿过拉德芳斯大门就是大学区，面向全新的、新世纪的欧洲，这是香榭丽舍大道的这条轴线。但是除了这几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外，别的建筑给你们留下印象了吗？没有印象。为什么？因为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旁边的建筑，都隐退到后面去了，他们的高度差不多，色彩差不多，外立面差不多，我们把这样的建筑叫做“城市背景”。一个城市必须要有“背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底关系”，从美学的关系来说，“图”和“底”是一对矛盾，有“底”才有“图”，没有“底”全是“图”就完了。如果全部是“图”，没有“底”，每一栋建筑都想突出出来，变成“图”而不愿意变成“底”，于是这条街就毁了。把那么多优秀的建筑摆在一起，它们就变得不那么优秀了。所以找到城市里边的“认同点”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纠结房子盖成什么样、应该怎么盖、不应该怎么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环境并不是一开始就充满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亭台楼阁和高架桥的。事实上一开始赋予我们的是很多自然景观和特色，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然的这部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G20杭州峰会”非常成功，获得高度评价。但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高度评价的不仅仅是“G20”的那几幢建筑，而是它的城市，是它的环境。如果杭州没有西湖，它还叫杭州吗？所以，如果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自然景致，有一笔自然赋予我们的财富，就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下来。

还有规划要有它的延续性，规划就是法。芝加哥大火已过去两百多年了，大火过后重新做规划时颁布下来的法律，到现在两百多年了都没有人违背。纽约中央公园，两百多年没有人动，5100多亩地没人动，谁敢在里面建一栋房子？波士顿被誉为“世界文化名城”，因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耶鲁等著名学府在那里，曾经它一样有立交桥，但1991年到2007年这十几年间，历届政府连续地接力棒式地干一件事，就是把立交桥拆掉，所有的过街交通下地。这件事在世界城市发展上被称为“大开挖(Big Dig)”。这件事对美国这样一个土地私有且政府投资有限的国家来说非常难。把立交桥拆掉以后，原来立交桥的位置成了步行街，上面有公园、文化博物馆，这些与大学结合起来，俨然就是一个“文化名城”。所以今天到波士顿去看，很难想象出它几十年前的样子。

还有一个国家值得一说，那就是法国。法国赋予总统一个权力，总统在位期间，可以批复建设一个公共建筑。所以，从埃菲尔铁塔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包括卢浮宫改造，都是总统批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巴黎被誉为“现代大规划的典范”，为什么巴黎很多重要的建筑被誉为“现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么有争议的建筑也被批准，确确实实是文化创新建筑繁荣的一种标志。上海现在也开始把立交桥拆了，将外滩“亚洲第一弯”匝道拆了。当然，北京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比如说颐和园的环境就一直都保护得非常好。

法国的尼姆有一个希腊式的神庙，这是个一千多年前的老建筑，要在它旁边新建一个会议中心，而且周边全是古建筑，该怎么做？会议中心的建筑师是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得过普利兹克奖，他也是设计首都机场T3航站楼和香港汇丰银行的建筑设计师。他设计的外墙全部是玻璃的，用轻薄透的钢结构来做。福斯特说了，我是用现代化的材料，用柱廊的方式，向老建筑致敬；我没有用石材，是用现代的、高科技的材料，来反衬古建筑。古典文化的庄严跟我形成一种对话，我是在向它致敬。我们发现很多的古典建筑旁边，都有全新的建筑，这一点不胜枚举。我们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也是这么做的。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旁边就是三一教堂，三一教堂旁边坐落着一个高耸的玻璃幕墙，他说我做玻璃幕墙让蓝天、白云倒映在里边，让它消解在空中，而底部的镜面玻璃倒映着三一教堂的古建筑，向它致敬，这是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贝聿铭先生对“古”与“今”的理解。

大家知道，现在我国二类民用建筑的使用年限是50年，70年是土地使用年限。到51年时就要进行检测，若它需要加固，就进行加固，而不需要加固就评估还能使用多少年，相当于保质期，这就叫结构安全使用年限，不同的建筑使用年限不一样。

很多东西不是质量问题，我们国家今天严抓质量，质量已经可以了。什么问题？题出错了。你一定要清楚，在你在位的时候，你提的需求只是你此时此刻的需求，如果这个建筑是百年建筑的话，你提这个需求应该考虑到至少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使用。在你任期间所盖的房子，不代表你永远使用，所以要替后人制定设计要求，这就是非常关键的策划。

在国外，所有的建筑设计任务书，政府投资的项目，必须要经过审查，要找专家论证，没有经过审查论证就拍脑袋自己做的任务书，很有可能出现过早拆除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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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1011/9686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