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惟敏：城市·建筑·传统·现代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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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建筑的审美、城市的审美，实际上是我们当今社会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更多注意力不在吃饱、穿暖、医疗上了，而是放在了人居环境方面。不知大家有没有发觉，人们都最愿意关注、评价、讨论人居环境，甚至给建筑起各种各样的新奇绰号。这说明大家越来越关注建筑，关注人居环境。为什么大家这么愿意给建筑起绰号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以自己审美在评价建筑，换句话说，诸位肩负着这样一个任务。

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篇讲话，后来被民间解读成反对“奇奇怪怪”，其实“奇奇怪怪”这个词不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嘴里讲出来的。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问题关键一点是，我们要提高全民族的建筑文化觉悟，或者说提高建筑文化的审美高度。

大家出国工作或考察时，比如说，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那么这位朋友无论是退休老人，还是在职中年人，他们都会如数家珍一般，给你介绍他们家，说我的家怎么美、怎么有建筑艺术感，这个院子怎么好，甚至于把家里收藏的古董拿出来，给你讲讲它的历史。而我们对建筑的表达，基本上都是以一种“起绰号”的方式，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表达我们对建筑的理解。不能说这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的大众审美无疑也代表着我们现代的文化趋向。所以建筑师有时候就变得非常局促，一方面设计建筑时希望在自己的专业层面有所追求；另一方面，确确实实又怕被大众的审美裹挟着出问题。

 

讲到这儿，有必要讲一点历史。历史很长不能讲那么多，西方这一支历史从两河流域发源，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古埃及、古罗马等等，我们就找几个节点。

我们出国考察、出国旅游，到欧洲，看得最多的是教堂，世界最著名的教堂遍布欧洲各个地方，雕梁画栋，非常精美。西方最美的雕刻、最美的绘画都在教堂里，最高的建筑艺术也在教堂里。

在西方，教堂一盖就是上百年，甚至还有超过三百年都还在盖的教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主持修建，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修建。当然，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教堂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古希腊、古罗马最大的区别就是，古希腊建筑基本上是三角形，而古罗马基本上是一个大穹顶。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到雅典卫城，看帕提农神庙，两千多年了，仍然是多么雄伟，多么壮丽！那个柱子十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柱子和柱子之间的间距非常小，很高耸，很有纪念性，简直达到了人类建筑的顶峰。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它的柱子的跨度做不大。我们现在的柱子跨度多大啊？住宅底商的柱子间距是多少？至少8米，住宅底下的商场如果柱子间距都是3米，那这个商场就没法用，越大越好，大到8米、9米那才好。但帕提农神庙柱子的间距没办法做大，柱子顶端的梁是石头的，梁上面再盖屋顶，石头的梁抗弯能力、抗折能力很差，所以跨度不能大。所以，柱子顶端的梁受当时技术条件的制约，只能是那么小的间距。

几百年过去了，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了，火山灰冲天，落地，碰到雨水硬化了，被罗马人发现了，说这个东西很神奇，它居然可以变成硬得像石头一样东西，于是他们琢磨着将火山灰运用到了建筑材料当中。一直到今天我们加上钢筋，就变成了钢筋混凝土。所以，水泥的发现者之一是罗马人，火山灰水泥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我们今天的钢筋混泥土，事实上在那么多年前就有了前身。罗马人自从发现了混凝土之后，他们可以建造大跨度建筑，于是穹顶就出现了，大渡槽就出现了。这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最大的区别。

中世纪城市里边，基本上除了教堂就是民居。在教堂里面既可以教学、宣道、授业，也可以医治创伤。从你的肉体创伤到你的精神创伤，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在教堂里解决，教堂俨然变成了一个上帝惠及平民百姓的场所。但大家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教堂就是一种象征，一种统治的象征、一种奴役的象征，所以政教合一就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中世纪的统治者将政治、宗教融为一体，通过建筑这样一种手段，把建筑变成一种统治权力的象征，变成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建筑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精神，所以大家到教堂里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你到圣彼得大教堂，进去以后你觉得空间大得不得了，其中的雕梁画栋，那么精美，你都想象不到，在这个高大的空间里说一句话甚至都听不清。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为人的，它是为神的，是为神永远统治人类而造的。这是中世纪在建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四个人：美国人莱特和密斯·凡·德罗、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德国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说到德国格罗皮乌斯，会想到“包豪斯”，“包豪斯”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有的一个学派。后来慢慢发展起来，“包豪斯”就变成了一个代名词，艺术、技术、工艺、人文相结合的代名词，我们今天一说家居有“包豪斯”的味道，建筑有“包豪斯”的风格，指的就是这个。今天“包豪斯”在德国非常受尊崇，大家去德国的话，要去看一下“包豪斯”总部。

这四位都是建筑师，他们提出了几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机器的制造和发生、发展是对人类的大贡献。人类发明机器、制造机器，让机器为人类做工。事实上，机器是被人操纵的，他们提出“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无疑是把建筑作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工具，而不是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这一句话石破天惊，向古典主义宣战。第二个口号是“形式追随功能”，为什么要形式追随功能？教室要像教室的样子，医院要像医院的样子，别都盖成教堂，别都盖成穹顶。比如开会的会场，你就要有六面体，方方正正，下面有座位、上面有讲台，而且还要开窗，形式一定要符合功能。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学校要像个学校的样子、医院要像个医院的样子、住宅要像个住宅的样子，如果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都盖成教堂的样子，就没有办法很好地使用。第三个口号是“少就是多”。第四个口号“装饰就是罪恶”。

古希腊的柱子不是直上直下的一根木头，而是石头拼起来的。上面有一点收紧、中间鼓个肚，这两条线非常漂亮有弹性，很像古希腊的人体。当然，它在结构设计上也有意义，重心往下偏，比较厚重。到古罗马时期，经济高度发展了，铁器出现了，可以开凿、雕刻，于是古罗马人开始在柱子身上刻槽，很美。不仅这样，古罗马人还在柱子上面雕了两个“小耳朵”，雕一点像花瓣、叶子似的东西，我们叫“芹菜叶”。但这“耳朵”对结构没任何意义。这些东西多半都是一种装饰，代表一种艺术的品格，代表一种艺术的积累，跟受力没关，所以他们说装饰就是浪费，浪费就是罪恶。

当然这个柱头后来凝练成西方最重要的建筑成就之一。西方现在有五个柱式，从最早的古希腊，到最后的古罗马，最华丽的柱头叫“科林斯柱式”，非常漂亮，我们学美术的人知道，在画素描的时候就会画到这种建筑。古希腊、古罗马建筑带有非常多装饰性的特征，事实上它和结构、受力无关。于是，四位大师向古典主义宣战了。

 

这个时候的建筑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完完全全和古典主义不一样，就是后来我们说的“玻璃盒子”。我们把这个时候的理论、说教、观点、作品叫“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建筑界的表现，对城市是有影响的，它和古典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文学、艺术、电影、音乐、绘画等领域，现代主义也都有影响，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

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房子，我们说是“现代主义”作品，你说这房子真“丑”，不仅仅你说丑，有相当一批人都说丑，很多人就把它怪罪于现代主义，说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一种机器、一种功能、一种效益，动不动就要讲逻辑，以人为核心是人要操纵机器，但这东西没文化，它显得那样的粗鄙、那样的简陋。那需要怎么做呢？他们希望这些建筑有一点特征，在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建筑上面，画上一点古典主义的符号——将古典主义的东西抽象出来，变成一种符号，贴在现代主义的“方盒子”上。这批人认为，要反对现代主义，但不能复古到古典主义。他们认为一定要向现代主义宣战，因为现代主义没有文化，现代主义是文化的沙漠，但可以用这样一种古典主义的符号来调侃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这成了一个时代特征，叫“后现代主义”，不仅建筑有，音乐、美术、文学都有。中国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很少，但到西方去看，能够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建筑。

再往后发展，以扎哈为代表的一批建筑师，基本上展现了各种各样建筑风貌，已经总结不出什么流派，因为太多元化，也就是我们说的多元价值观。

二、演变中的中国建筑与城市

很多人都知道《TIME》（《时代》周刊），邓小平同志曾经上过这个杂志的封面。大家知道，上《时代》周刊封面，也是要有说法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时《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为什么？就是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揭开城市建设新篇章，全世界瞩目。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但《时代》周刊在做广告的时候，旁边加了一句话，叫“It is a good time”，邓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开始了城镇化建设的新篇章，从珠三角开始，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打开了。后来又继续开发长三角，再后来是京津冀，现在是全面城镇化建设，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

香港的铜锣湾曾经是一个让我们很纠结的地方，它融合了最发达的城市建设，也融合了最底层的棚户区，它既有现代的西方文化，又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相融合的地方，我在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复杂性”，一个叫“矛盾性”。为了解释这个词，我引用狄更斯一首诗，这首诗很多人都读过，翻译成中文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狄更斯的这段话，用在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上，特别贴切。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前车可鉴，但是又有创造性的矛盾体。显然，我们今天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城市的建设非常复杂，它既带有功能性的特征，又带有民生的理性推理特征，同时，它还带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特征。

现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上千座城市都差不多，归纳出一句话叫“千城一面”。传统城市正因为有着很强的内部认同性，才具有外部认同性。“认同”这个词，就是所谓标志性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可以识别的问题。城市特色、地域特色变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把这一块放弃掉、忽略掉，一味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复制，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大的。

欧洲的很多城市，今天看起来，仍旧给我们很强的震撼力，不是在于它有多么新的玻璃幕墙，而是它在一个城市空间里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读到几百年前的古典建筑，你也可以读到当下最新的、最时尚的建筑，这里面讲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变迁。例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瑞士的伯尔尼、法国的巴黎。

拿破仑三世在位时，下令让一个官员去做巴黎规划，巴黎的规划是一次规划而成，巴黎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今天城市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奇迹和典范。巴黎的规划发展到今天，你仍旧能够从中解读出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二战以后，德国科隆整个城市被毁了，科隆大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干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科隆大教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恢复后的科隆大教堂。尽管它是复建，但是今天我们再到科隆去，无疑是因为这个标志性建筑把你拉回到科隆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去。

从古至今，东方的统治者往往习惯于摧毁前人的建筑，例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当然今天我们对文物的保护也开始“一票否决”了，中央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我认为文物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几处古迹这样的一个高度，而应该上升到文化传承、延续的高度。

紫禁城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六百年了。在紫禁城外侧，曾经的关厢这一带，实际上是那些衙役、小官僚住的地方，它构成老北京特有的机理——里坊制。里坊制最著名的城市是北京和西安，城市形成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四合院就变成北京特有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北京，北方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四合院很早就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

 

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位先生，上世纪20年代回到中国，在东北大学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来抗战开始，他们又回到美国继续深造，1946年回来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他们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庙宇、亭台建筑，到今天为止，那些古建筑都是世界上不可多得也不可复制的文化宝藏。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中国建筑理论的基础。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梁陈方案”，“梁”就是梁思成，“陈”是陈占祥，一个从美国，一个从英国归来，他们一起向中央提出来一个方案。就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搬到城市的西侧，而将老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老北京城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它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人类的财富。但“梁陈方案”当时被否掉了，现在六七十年过去了，在北京东部要建城市副中心。

我们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地区，布鲁克林大桥和自由女神像就在这里，早期的欧洲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坐船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知道美洲大陆到了。当初开发曼哈顿的时候，曼哈顿就像一张白纸，该怎么做？修路，路的间距都一样，从下到上，从南到北。横着画，东西向叫“街”，南北向叫“大道”，网格就打出来了。百老汇大道把曼哈顿分成“东曼哈顿”和“西曼哈顿”，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东西向的“街”，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方向不一样，单数的街往东，双数的街往西，都是单行线，这就使汽车能很方便地沿着街区转弯。纽约一个街区大小约为60米乘以100米。另外，纽约除了铁路和公路之外，没有立交桥。但纽约有700多万辆车，它的效率一点都不低。

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以60米和100米的间距划格呢？他们完全是从市场开发出发的。一个地段要想把地卖出去，想让人开发，一定要让它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我在这块地里面盖的房子都要临街，要想一块地里面的房子都临街，那这块地就不能太大。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多半都是中间是庭院，房子在周边建，所有的房子全临街，通过过街楼，进入内院。所以他们的街区低层全部是商业，有书店、有咖啡店、有酒吧，甚至于还有博物馆、画廊。前一阵政府说了我们要把小区打开，而美国的小区就没有封闭过。我们是把那么大一块地卖给开发商了，许多楼盖在中间，所以城市的形态就完全不一样。

我讲这件事，主要是想说城市的机理。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城和纽约曼哈顿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北京城中间是一个紫禁城不能穿越，我们南北向的路穿越起来非常困难，东西向虽然有个长安街，但是也非常难以穿越，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你不把主要的城市功能中心迁走，还等什么呢？

 

巴黎，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很美的。因为，有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可以从历史一直走到现代，它的现代的顶端就是拉德芳斯大门，穿过拉德芳斯大门就是大学区，面向全新的、新世纪的欧洲，这是香榭丽舍大道的这条轴线。但是除了这几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外，别的建筑给你们留下印象了吗？没有印象。为什么？因为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旁边的建筑，都隐退到后面去了，他们的高度差不多，色彩差不多，外立面差不多，我们把这样的建筑叫做“城市背景”。一个城市必须要有“背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底关系”，从美学的关系来说，“图”和“底”是一对矛盾，有“底”才有“图”，没有“底”全是“图”就完了。如果全部是“图”，没有“底”，每一栋建筑都想突出出来，变成“图”而不愿意变成“底”，于是这条街就毁了。把那么多优秀的建筑摆在一起，它们就变得不那么优秀了。所以找到城市里边的“认同点”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纠结房子盖成什么样、应该怎么盖、不应该怎么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环境并不是一开始就充满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亭台楼阁和高架桥的。事实上一开始赋予我们的是很多自然景观和特色，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也就是说，真正的自然的这部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G20杭州峰会”非常成功，获得高度评价。但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高度评价的不仅仅是“G20”的那几幢建筑，而是它的城市，是它的环境。如果杭州没有西湖，它还叫杭州吗？所以，如果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自然景致，有一笔自然赋予我们的财富，就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下来。

还有规划要有它的延续性，规划就是法。芝加哥大火已过去两百多年了，大火过后重新做规划时颁布下来的法律，到现在两百多年了都没有人违背。纽约中央公园，两百多年没有人动，5100多亩地没人动，谁敢在里面建一栋房子？波士顿被誉为“世界文化名城”，因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耶鲁等著名学府在那里，曾经它一样有立交桥，但1991年到2007年这十几年间，历届政府连续地接力棒式地干一件事，就是把立交桥拆掉，所有的过街交通下地。这件事在世界城市发展上被称为“大开挖(Big Dig)”。这件事对美国这样一个土地私有且政府投资有限的国家来说非常难。把立交桥拆掉以后，原来立交桥的位置成了步行街，上面有公园、文化博物馆，这些与大学结合起来，俨然就是一个“文化名城”。所以今天到波士顿去看，很难想象出它几十年前的样子。

还有一个国家值得一说，那就是法国。法国赋予总统一个权力，总统在位期间，可以批复建设一个公共建筑。所以，从埃菲尔铁塔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包括卢浮宫改造，都是总统批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巴黎被誉为“现代大规划的典范”，为什么巴黎很多重要的建筑被誉为“现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么有争议的建筑也被批准，确确实实是文化创新建筑繁荣的一种标志。上海现在也开始把立交桥拆了，将外滩“亚洲第一弯”匝道拆了。当然，北京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比如说颐和园的环境就一直都保护得非常好。

 

法国的尼姆有一个希腊式的神庙，这是个一千多年前的老建筑，要在它旁边新建一个会议中心，而且周边全是古建筑，该怎么做？会议中心的建筑师是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得过普利兹克奖，他也是设计首都机场T3航站楼和香港汇丰银行的建筑设计师。他设计的外墙全部是玻璃的，用轻薄透的钢结构来做。福斯特说了，我是用现代化的材料，用柱廊的方式，向老建筑致敬；我没有用石材，是用现代的、高科技的材料，来反衬古建筑。古典文化的庄严跟我形成一种对话，我是在向它致敬。我们发现很多的古典建筑旁边，都有全新的建筑，这一点不胜枚举。我们的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也是这么做的。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旁边就是三一教堂，三一教堂旁边坐落着一个高耸的玻璃幕墙，他说我做玻璃幕墙让蓝天、白云倒映在里边，让它消解在空中，而底部的镜面玻璃倒映着三一教堂的古建筑，向它致敬，这是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贝聿铭先生对“古”与“今”的理解。

大家知道，现在我国二类民用建筑的使用年限是50年，70年是土地使用年限。到51年时就要进行检测，若它需要加固，就进行加固，而不需要加固就评估还能使用多少年，相当于保质期，这就叫结构安全使用年限，不同的建筑使用年限不一样。

很多东西不是质量问题，我们国家今天严抓质量，质量已经可以了。什么问题？题出错了。你一定要清楚，在你在位的时候，你提的需求只是你此时此刻的需求，如果这个建筑是百年建筑的话，你提这个需求应该考虑到至少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使用。在你任期间所盖的房子，不代表你永远使用，所以要替后人制定设计要求，这就是非常关键的策划。

在国外，所有的建筑设计任务书，政府投资的项目，必须要经过审查，要找专家论证，没有经过审查论证就拍脑袋自己做的任务书，很有可能出现过早拆除的状况。

三、关于建筑原创的思考

我非常希望开展关于建筑的评论，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氛围。第一，我希望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那样，我们全民族都要提高建筑文化的素养。所以今天我不仅讲理念，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感想，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对好的或坏的东西都有个共识。

第二，我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建筑评论氛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文艺评论家雷达，我跟他不熟，但是我对他的观点是非常赞成的，他是这样说的，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现代以来至今，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被称之为“伟大”的时代里，却总是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于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观点和我们今天的建筑评论非常像。当下，关于建筑的创新与发展，主要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产量与库存之间的矛盾。一个作家出名了，很多人都约他写书，要求两星期就写出来。两星期出书，然而脑子里边却没有足够的素材，所以只好抄别人或者自己的内容。产量和库存之间的矛盾在今天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方面也有呈现，就是恨不得三天出方案，一个星期出施工图，三个月就建好。然而建筑师脑子里没有成熟的规划方案。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能抄。我们要给建筑师一些时间进行创作，建筑创作如同文学创作是有规律的，而且是有科学规律的。二是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这是另外一个关键词，比如，中国的小说“精神缺钙”现象日益严重。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我们的文化界、文艺界，包括建筑界，已经迅速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走向了日常的个人化叙事。今天动不动就是福布斯排行榜，动不动就是利润。浮躁、自我抚摸、寻求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以上这些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部分特征。当今文学最缺少的就是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射行业的火光，其人文价值和精神内涵一定会大打折扣。建筑也是一样。

 

三是不能忽视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现在最缺少的就是面对着欲望之海、现象之林时，我们能够真正地把握住一个整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整体文化自觉性的问题。

四是最关键的，就是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要防止或者要反对复制、反对抄袭，“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长期的观察、体验，需要经过沉重、深切、紧张，甚至是悲剧性的思考。同样，这样一种思考对建筑师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好的设计获得过大奖、金奖。比如，西湖边上有一个中国美院，它的老楼就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李承德建筑师做的设计，前后做了8年，用灰砖一点点做出来的，它旁边就是潘天寿纪念馆，是非常好的建筑。很多地方都很入画、很入眼。你要慢慢地磨，要靠创作来抵抗抄袭、模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习总书记说的文化复兴。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不代表建筑界，也不代表清华大学，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互动环节】历史大事件和城市建设的关系

观众提问：请问庄教授，您能不能讲一些大事件和一个城市建设的关系，比如亚运会、奥运会、G20、APEC和城市建设的关系。

庄惟敏：城市的发展一定要有机遇，这个机遇对城市建设而言就是大事件。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就是大事件，包括“G20”峰会。大事件，无疑带动了城市的大发展，主要反映在城市建设和城市风貌上，所以要借助这样一个机会。世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 180天世博会就开完了，开完了之后这块地上的建筑都要拆除，上海市政府就借着这样一个机遇，整合了黄浦江两岸的土地，让黄浦江两岸的土地增值，这就是机遇。原本黄浦江两岸都是各种工厂，最后迁出去的是江南造船厂，这个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巨大的造船厂，为了上海世博会也调整搬迁了。当时有人说不值得，后来发觉这是一个策略、战略，它被迁出去之后，对黄浦江两岸土地的增值，以及给城市风貌带来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工厂的搬迁。这就是大事件带来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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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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