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塑造视域下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三年多了。三年多来，我国国内学术界、实业界乃至政府部门从地缘政治、经济学、文化、历史、经济地理等多个角度，以及理论和对策的不同层面进行了解读分析。从国际上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小国家都在关注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有不同的解读。我国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理论上并没有解决“一带一路”的定位问题，并且“一带一路”在对内、对外宣传的口径上也不是一致的。“一带一路”似乎成了一个筐，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和“一带一路”挂钩。在此，我结合自己的学习和体会，从国际公共产品塑造的角度来谈谈“一带一路”。

一、“一带一路”是我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

2017年4月18日，外交部王毅部长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讲到，“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重要公共产品，它是中国首倡，但为各国所共享。我们注意到，在这之前的很多个场合，我国的领导人还有官方曾多次提到“一带一路”是国际公共产品。

（一）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搭车论”的背景。早在2015年3月，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2014年，习主席在出访蒙古时候，除了提到欢迎大家参与，还特别讲到了“搭车论”，提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紧接着，在2014年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 习主席再次强调了“搭车论”。

多次提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搭车论”，有其一定的背景和含义在里面。一方面，对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免费搭车者”进行了有力回击；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宣示，中国准备更加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二）“一带一路”属于公共产品的界定。第一，公共产品的界定。公共产品的特性是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联合国的一份报告里面提及全球层面上的公共产品，需要集中供给的公共产品，包括：基本人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全球和平、跨越国界的通信与运输体系、协调跨国界的制度基础设施、知识的集中管理、全球公地的集中管理、多边谈判国际论坛的有效性。

第二，公共产品大体分六个层次、两大类型。从层次上来说，公共产品包括：全球的、大区域的、小区域的、区域间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独占六个层次的公共产品；从类别上来分，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即混合品两类）。

第三，公共产品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公用性、可靠性和持久性。公共产品是得到多数成员和成员国的认可、接受、采用和推广的。公共产品的使用有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国际危机的缓和，以及国际和平事业的推动。一言以蔽之，公共产品是有助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乃至人类进步的基本福祉和需要的。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毫无疑问，是面向全球的一个国际公共产品。

（三）“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所具有的特性。第一，规模巨大。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提出的规模最大的对外经济合作倡议，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传统的一个继承、发展和提升，其复杂程度超越了我们以往所开展的各类经济技术输出、引进的程度。从全球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冷战以后，由单一国家提出的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本身在理论上是一个开放的机制，所以国家的数量不是固定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参与，有近40个国家和我国商签了共建合作协议，国际产能合作也拓展到近30个国家。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记者会上介绍说，“一带一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倡议，可以而且应该向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开放。从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名单看，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金融机构、媒体等各界人士，还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从地理面上来看，覆盖到了亚洲、欧亚、欧洲地区，也有北美、拉美和非洲地区。之前有一个统计，“一带一路”覆盖地区国家人口超过了43亿，经济总产出超过了21万亿美元。我认为未来这些数字还会继续扩大。

与此同时，为了推动“一带一路”，我国率先搭建了支持金融平台。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各类专项基金。据统计，实施“一带一路”PPP项目需要9000亿美元左右。现在我们所搭建的金融平台可使用的资金预计是3000亿美元，规模远远超过冷战以后发达国家推出的许多合作计划，也超过了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大部分的援助计划、开发计划。现在“一带一路”的资金规模已经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份额，即4768亿特别提款权。那么，为推动“一带一路”所搭建的这些金融平台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撬动更多的资金资源参与“一带一路”。

第二，高度开放性。从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后，我国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希望同其他国家一道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反对人为地制造排他性的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的分割和贸易体系的分化，而且要积极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的这种高度开放性和我国始终坚持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倡导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并且贯穿了很多新的理念在其中，体现在倡议框架的思路、相互之间的关系、合作重点的设定等各个方面。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里，我们明确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我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开放合作。让“一带一路” 的相关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包括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进来，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其所蕴含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新的国际关系理念。这个“共”字不仅仅是我国和其他国家，也包括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之间相互的共商、共建、共享。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倡导者，实际上是在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推动各方共同实现互联互通的大目标。

“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一带一路”倡议写了进去，呼吁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地凝聚共识，欢迎“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的环境。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首次将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了联合国决议，欢迎和敦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便利区域互联互通的举措。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的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2344号决议，再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了决议的内容。2016年9月20日我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备忘录。所有这些，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以及所达成的共识，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多边体制、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对全球治理在理念和方案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路径创新。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对周边外交战略布局的新思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们妥善处理与周边诸多邻国的关系提供了目标和抓手。我国是一个疆域非常辽阔、边境非常漫长的大国，妥善处理与周边诸多邻国的关系，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重要地位。我国已经从重视“大国外交”向优先开展“周边外交”进行转变。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由于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第一个因素，我国快速崛起使得我国维护自身安全能力增强，同时也使得一些周边国家产生疑虑，外部的大国对我国的制衡开始加深。第二个因素，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时期是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一方面，为了应对我国快速崛起和阻挠我国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上升；另一方面，为部分周边国家抱团对抗我国打气撑腰。第三个因素，外部反应综合症，就是说周边国家从我国的经济调整发展中，尤其是周边一些中小国，实际上是获得巨大利益的，但是其对我国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于是，企图借助外部大国力量来制衡我国。前两年，我国周边的领土主权争端不断，就是说，我国周边地区开始进入对抗升温和矛盾多发时期。

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必须要确认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当中的重要战略意义。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的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实现共同发展。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近年来，我国正在从更多强调互惠到现在强调互惠的同时更多惠及周边，强调从全局着眼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质量。就是说，我国在地区事务中更积极地扮演经济发动机和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四）“一带一路”成为推进周边战略的一个指向和抓手。按照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将我国周边划分为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四大板块，包括与我国陆海毗邻的29个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六大经济走廊的经济建设，这也是我们讲“一带一路”的时候提到的骨干、骨架。六大经济走廊，即是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这六大经济走廊，除了新亚欧大陆桥和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之外，其他四个都是我国周边的。东南亚板块，就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抓手，利用我国和东盟外交平台，加强我国和东南亚国家进一步的经济融合。中蒙俄经济走廊的设定，实际上是面对东北亚板块的，就是要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加快实施中蒙俄经济走廊为依托，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区域安全、促进其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开始提的时候，是以中亚板块为指向的，中亚这个板块应该是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支撑，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来务实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欧亚大陆板块多边贸易协定，促进古丝绸之路，特别是沿线经济的复兴。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面对的是南亚板块，以这两个走廊为支点，我们要做的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加强我国与南亚在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来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还提出了五通，即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随着这五通的推进，会产生一个规模效应，因为五通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内涵可以操作的。比如说，在欧亚地区建立海陆互联互通，尤其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畅通可以为沿线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和商贸合作项目和机会，可以不断为周边国家、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还可以共同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以减让关税、打通世界市场为主要目的。以减让关税为主的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是在5%左右。如果通过五通推我们所提出的开放、包容、共享的新的全球化模式，可以使全球经济增长达到10%-15%。

归结起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合作共赢、普惠开放，坚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我国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从上面讲到的这些特点，以及具体的实施路径来看，“一带一路”确确实实是我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在人类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案。

二、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的角色转变

一般来说，国际公共产品是由大国设计提供的。在国际社会当中,只有拥有强大国家实力的国家才有意愿和能力向国际社会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俱乐部的成员。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来提供的。从世界经济层面来看，“二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其所主持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合作与稳定机制，以及国际消除贫穷和发展机制，均是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顺利进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带来了战后相对持久的经济繁荣。由于美国长期在国际秩序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利益，形成和巩固了美国霸权。我国在公共产品领域从初期的旁观者到后来的参与者，再到当今的倡导者，那么，促使我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身份转换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动力在起作用，我们主要从内外两大因素来谈。

 

（一）内部原因。第一，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我国具有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自信。

1.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美国GDP规模是18万亿美元；我国是11万亿美元。

2.我国和美国在世界贸易规模中的差距非常小。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2016年美国反超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实际上，我国和美国在世界贸易规模中所占的比重差距并不是特别大。    

3.我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和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我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这两年，我国已经从外资流入国变成了外资输出国。虽然我国对外投资起步比较晚，但是增长非常快。200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仅有9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比重不到0.1%；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投资比重提高到4.9%；2015年，占比提高到8.7%，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4.我国还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2016年之前，我国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2016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首次跌破3万亿美元；2017年4月又重回到了3万亿美元以上，即使到3万亿美元，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从1979—2010年，我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2%提高到了9.3%，年均提高0.3%；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5.5%，比2012年提高4%。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并且增速长期位居世界主要世界经济体最前列。“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是14.2%；“十二五”时期，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30.5%，跃居全球第一；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3.2%。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随着我国自身实力的扩大、增强，以及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我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的角色已经开始变化。从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真正成为了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第三，我国今天迫切需要保护海外国家利益。我国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和倡导者身份的转换，与我国实力增强带来的国家利益在海外的拓展、延伸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同步的。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复杂的海外利益格局。我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延伸主要表现在，我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国还有大量的对外经济合作、对外援助、外汇储备。有规模庞大的央企投资涉及境外，有几千家单位在境外投资，央企在境外的资产现在超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在海外已经有了打造能源战略的通道，无论是海上、陆上，基本架构已经搭起了。我国海外能源运输通道，包括中缅油气管道、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这也属于我们的海外利益。另外，2014年我国公民出国旅游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次。那么，我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怎样避免受到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和威胁，这也是我国海外利益构成的一部分。

当规模庞大的海外利益受到直接侵害，并且威胁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时，就要求政府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力的建设，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做出安全保障的规划。对我国政府来说，凭借外交、经济、法律乃至军事手段来维护我们国家海外利益的压力和要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在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同时，我国还必须加强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并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制进程，强化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国家海外利益的护卫。

（二）外部原因。当我们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国际社会不会对我们提出这么多的要求；而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大国的影响力，就会被国际社会赋予更多的期待和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与过去我国作为参与全球化的跟随者、追赶者时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当下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于“二战”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出现了全球治理失灵和公共产品供应短缺等问题。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战后70年取得了相对长期的稳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调整阶段。

从全球范围来看,冷战后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全球化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整合,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产生了碎片化的现象，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气候问题，最主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

1.“南北失衡”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在提升，然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并没有减轻，反而更深更大了。从过去20年的统计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近2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之比已由1990年的3.9倍下降到目前的1.6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从人均水平和规模来看，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达到了4万美元左右，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人均差距远远大于经济总量差距。

2.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的局面并没有得到相应调整。除了经济和发展问题之外，其他一系列问题，比如恐怖主义泛滥、重大疾病的传播，以及地区层面的，由于利益和观念因素的差异，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领土冲突、制度冲突和观念冲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恐怖组织ISIS壮大并在多个地区挑起事端；亚洲南海领土争端的加剧；东北亚朝核问题等。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妥善解决的方案。

第二，国际社会对霸权主导的这种国际治理体系非常不满，改革的呼声强烈，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在当前形势下，随着我国大国实力的提升、大国地位的奠定，承担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希望我国能够用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发展经验来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国作为一个大国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合作平台，就要率先做出更多的投入，这既是我国自身利益所在，也是我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使然。

在全球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对我国政策的选择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也加速了我国身份转换的进程。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希望我国能够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成为更广阔领域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而我国需要重构自己的国际身份，逐步适应在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时扮演更积极的倡导者的角色，以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

三、“一带一路”推进中我国面对的挑战及需要处理的关系

（一）进入21世纪，全球化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差异性，从中寻求共识并共同发展。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本着各国自我选择发展模式，在交往中强调相互尊重和理解，并且在努力理解对方的原则下寻求对话和共商。在经济合作层面，“一带一路”是在共商、共建与共享原则下，在推进与加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共基础建设的同时，以双方利益最大化，来推进产能合作、通道打造，最大限度地创造公平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愿景是为解决当下全球应对的经济低速增长和债务的困扰，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下的一种新途径，也是我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一种新努力。

 第二，从发展前景来看，“一带一路”肯定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它是指导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服务于我国和平发展的长期规划。从“一带一路”所设定的这些方案来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可以照搬或者参考的经验模式，因此，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找到答案，从实践中找到办法。

（二）在公共产品供应方面，我国面对双重身份的挑战。一方面，我国是新兴大国，我国国家实力和美国的差距在日益缩小；另一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按人均来算的话，我国人均财富水平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

第一，双重身份使得我国在政策选择时面临政策两难。第一,这个政策设定要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第二,这个政策设定又要回应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兄弟。我国能不能担当起大国责任，首先取决于自身的硬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但仅仅靠这种硬实力以及担当大国责任的意愿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提升软实力，由此增强我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克林顿时期，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有一句话：软实力的重点在于增加公共产品，证明你获得地位不只是为自身谋利益，也是为了提升别人的利益。所以，我国要想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就必须开始提供公共产品，表明自己是为了更广泛的利益，就是有意愿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第二，我们需要提升制度学习和议程设置的能力。在我们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将关系自己切身利益并需要国际合作的议题列为优先议题。这关系到我国对国际议程设置的能力。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在国际制度领域（国际制度也是国际公共产品）还是一个新手。就是说，我们对国际制度的运作、管理相对是陌生的、不足的。在这个议程设置当中，我们还是受制于发达国家，由此导致我国国际话语权偏弱。

第三，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参与的实践过程当中，我国应注重提高自身的能力。一方面，我们向发达国家取经，学习参与各个领域的国际制度；要学习多边主义，学习用新的安全观来看待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学习地区主义的观念，参与地区合作的进程。同时，要保证供给效果的优质化，促进公共产品供给，获得制度公信力。就是要做到既提供了公共产品，又没有像霸权国家那样去称霸。另一方面，我国还要提升自己话语塑造的能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对于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国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予相应高度的评价，这与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较弱是有很大关系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是靠泛泛的宣传就能够得到的，而是需要加强话语塑造、有效传播和良性互动。

（三）正确处理新型义利观和经济效率问题。在公共产品供应当中，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即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带来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困境产生的主要动因就是“搭便车”，这在国际层面表现的非常明显。“搭便车”在经济学当中，是要力图避免的结果，换言之，经济学涉及很多的制度和治理机制，其目的就是要避免“搭便车”，“搭便车”是造成公共产品供应短缺的原因。

现在，我们欢迎很多周边国家搭便车，就是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我们的“亲诚惠容”理念在义利观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来接受多少国家“搭便车”。如果周边所有国家都来“搭便车”，那我们这辆车能不能拉得动；如果大家都在搭中国的便车，我们有没有能力来拉这个车。这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当中的一个老问题。

最近，特别是这次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高密度地推出了一些访谈、宣传，我国的一行三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领导都出来发声，表达了“一带一路”在投融资这一块是需要国际社会支持的，不能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也不能是单向资金的支持，应以市场化为主。我们欢迎“搭便车”，又要尽量避免“搭便车”造成不良后果。

（四）正确处理一体化或者制度化和开放的关系。“一带一路”和过去以往区域合作模式是不一样的。以往区域合作模式，一种是功能性的一体化；一种是制度性的一体化。一般讲，制度化水平高，相应地，效率高。制度化水平高，就是要求让渡部分国家权利，设立超国家机构，但是，这种一体化合作的准入门槛是很高的，是以规则标准竞争为导向的。“一带一路”的提出，更注重的是依靠我们这个区域，首先是亚洲地区各个国家主体、经济主体自身的文明特点、发展特征和资源禀赋来形成发展合力，实践的是一种“合作发展导向的一体化”，而不仅仅是通过一套无差异或标准化的市场准入、税制、劳动力与货币规则来挖掘各自的竞争力。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五）积极应对投资风险问题。“一带一路”主要的投资来源是贷款。截至2016年底，我们国家两大政策性银行，一个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的贷款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元，累计余额超过了1100亿美元；2014年到2016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的贷款5400多亿元人民币。此外，我国的商业银行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资金融资的来源之一。中国工商银行，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放贷款的规模达到了235亿美元。那么，如何保证我们投出去的这个钱不会亏本，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问题。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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