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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城市建设与城市建筑
2017年09月01日 16:28
古今中外的建筑物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文景观,其中渗入的科学设计元素与艺术设计元素越多,那么,在今天被人们观赏的价值就越丰厚。人们往往会通过这些建筑物的存在去追溯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观察建筑物、研究建筑物几乎成为人们追溯历史的一把钥匙。
一、西方建筑的发展及当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
建筑的审美、城市的审美是我们当今社会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国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以后,大家不再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吃饱、穿暖、医疗上了,而是放在了人居环境方面。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我国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寄予了殷切希望。其实,艺术是相通的,建筑本身也是一门艺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到建筑艺术,希望提高全民族的建筑文化觉悟,或者说建筑文化的审美高度。
大家出国工作或考察时,比如说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面,这位朋友无论是退休的老人还是在工作的中年人,他们一般都会如数家珍地给你介绍他们的家怎么美、怎么有建筑艺术,这个院子怎么好、房子怎么好,甚至给你讲讲这座建筑的历史。而我们对建筑的表达,基本上是以一种“起绰号”的方式,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表达我们对建筑的理解。比如北京的“鸟巢”、“水立方”,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给起的绰号。那么,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愿意给我们的建筑起绰号呢?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以自己的大众审美评判着建筑。今天的大众审美无疑也代表着我们现代文化的一种趋向。由此,建筑师有时候就变得非常局促,一方面,建筑师设计建筑,希望在自己的专业层面有所追求;另外一方面,又确确实实怕被大众的审美裹挟着出问题。
(一)西方建筑的发展演进。西方历史上从两河流域发源,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古埃及、古罗马等等。在此,我们找几个节点来简要看看西方建筑的发展。
第一,中世纪古典主义建筑。我们出国考察、出国旅游,到欧洲看得最多的是教堂。世界最著名的教堂遍布欧洲各个地方,雕梁画栋,非常精美。可以说,最美的雕刻、最美的绘画都在教堂里,最高的建筑艺术也在教堂里。在西方,教堂一盖就是上百年,甚至有超过三百年还在盖的教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由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主持工程,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修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教堂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罗马人自从发现了混凝土之后,就可以建造大跨度建筑了,于是穹顶就出现了,大渡槽就出现了。
中世纪城市里边基本上除了教堂,就是民居。在教堂里面既可以教学、宣道、授业,也可以医治创伤,从人的肉体创伤到人的精神创伤,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在教堂里解决。教堂俨然成了一个上帝惠及平民百姓的场所。那个时候,教堂就是一种象征,一种统治的象征、一种奴役的象征,政教合一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特征。到圣彼得大教堂,你进去以后会觉得空间大得不得了,其中的雕梁画栋,精美到无法想象的地步。高大的空间,甚至在里面说一句话都听不清。这种建筑的营造原本就不是为人的,它是为神的,为神永远统治人类而造。
第二,现代主义建筑,即是后来所说的“玻璃盒子”。现代主义在建筑界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的影响和古典主义是截然不同的。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四位建筑师:美国人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和密斯·凡·德罗,法国人勒·柯布西耶,德国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说到德国的格罗皮乌斯,会想到包豪斯。包豪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有的一个学派,慢慢地包豪斯变成了一个代名词,与艺术、技术、工艺、人文相结合的代名词。一说家居有包豪斯的味道,建筑有包豪斯的风格,指的就是这个。这四位建筑师向古典主义宣战了,这个时候建筑所呈现出来的外观完完全全和古典主义不一样,就是后来我们说的“玻璃盒子”。这四位建筑师提出了以下关于现代主义建筑的观点。
一是“建筑是居住的机器”。工业革命带来了机器,机器的制造和发生、发展对人类是一个大的贡献。人类发明机器、制造机器,让机器为人类做工,机器是被人操纵的。由此,他们提出“建筑是居住的机器”。也就是把建筑作为人们生活、工作的工具,而不是压在人们头上的大山。“建筑是居住的机器”,一语石破天惊,向古典主义宣战。
二是“形式追随功能”。就是说,教室要像教室的样子,医院要像医院的样子,别都盖成教堂、都盖成穹顶。比如说开会的会场,就要有六面体,方方正正的,下面有座位、上面有讲台,而且还要开窗,形式一定要符合功能。我们今天说的学校要像个学校的样子、医院要像个医院的样子、住宅要像个住宅的样子,说的就是“形式追随功能”的意思。
三是“少就是多”。说的是形式简单、高度功能化与理性化的设计理念,反对装饰化的设计风格。即简化结构体系,精简结构构件,讲究结构逻辑,使之产生没有屏障,或屏障极少的建筑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可以按多种不同功能需要而自由划分为各种不同的部分,同时也可以按空间艺术的要求,创造内容丰富与步移景异的流动空间和建设时空感。一方面,在建设艺术造型上,净化建造形式,使之成为不具有任何多余东西,只是由直线、直角,长方形与长方体组成的几何构型图;另一方面,精确与严谨的施工,选材与对材料颜色、质感与纹路的精心暴露,却使造型显得更加明晰、精致、纯净与高贵,具有百看不厌的形式美。
四是“装饰就是罪恶”。古希腊的柱子不是直上直下一根木头,是石头拼起来的。上面有一点收紧,中间鼓个肚,这两条线非常漂亮、有弹性,很像古希腊的人体。当然,它在结构设计上也有意义,重心往下偏,比较厚重。到古罗马时期,经济高度发展了,铁器出现了,可以开凿、雕刻。于是,古罗马人开始在柱子身上刻槽,很美,而且还在柱子上面雕了两个“小耳朵”,在上面雕一点像花瓣、叶子似的东西,我们叫“芹菜叶”。但这“耳朵”对结构没任何意义。这些东西多半都是一种奢侈,代表一种艺术的品格、代表一种艺术的积累,跟受力没关。由此说,装饰就是浪费,浪费就是罪恶。当然这个柱头后来凝练成西方最重要的建筑成就之一。西方现在有五个柱式,从最早的古希腊到最后的古罗马,最华丽的柱头叫科林斯柱式,非常漂亮,学美术的人在画素描的时候就会画到这种建筑。古希腊、古罗马带有非常多装饰性的特征,事实上,它和结构、受力无关。
第三,后现代主义建筑。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我们说是现代主义的作品。你说这房子真“丑”,不仅仅你说“丑”,有相当一批人都说丑,很多人就把它怪罪于现代主义,说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一种机器、一种功能,强调的是一种效益,动不动就要讲逻辑。以人为核心,是人要操纵机器,但这东西没文化,它显得那样的粗鄙、那样的简陋。那需要怎么做呢?希望在这上面有一点特征,就是在这样一个方方正正的建筑里面,画上一点古典主义的符号,将古典主义的东西抽象出来变形,变成一种符号,贴在现代主义的“方盒子”上。这批人认为,反对现代主义,但不能复古到古典主义。一定要向现代主义宣战,因为现代主义没有文化,现代主义是文化的沙漠,但可以用这样一种古典主义的符号来调侃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这就成了一个时代特征,即是“后现代主义”。
再往后发展,基本上展现了各种各样的建筑风貌,已经总结不出什么流派了,因为多元化了,这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二)当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当代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实践很多。诸如:法国著名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2001年普利茨克奖获得者瑞士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伊拉克籍英国女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北京银河SOHO建筑群、广州大剧院和香港理工大学建筑楼等。外国建筑师的这些设计不可否认的具有现代艺术感,设计也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大量的建筑设计还应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以适宜人居为标准。像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雷姆·库哈斯,北京银河SOHO设计师、第一位普利兹克奖女性获得者扎哈·哈迪德这样的设计鬼才,他们是建筑设计师中的前沿前卫。然而,这“就像巴黎时装周的设计,不一定适合大众穿出去。”建筑设计要讲求“场所精神”及“古与今”的传承与发扬,在用现代的轻薄、高科技材料的同时,还应反衬古建筑的厚重,形成一种对话,向过去的历史致敬。
二、关于中国式的建筑
(一)城镇化建设的矛盾性与复杂性。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当时《时代周刊》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揭开城市建设的新篇章,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时代周刊》在做广告的时候,旁边加了一句话,叫“It is a good time”,小平同志说的是“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我们开始了城镇化建设的新篇章,从珠三角开始,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打开了;后来又继续开发长三角;再后来是京津冀、大北京;现在是全面城镇化建设,就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乐观。城市的建设非常复杂,它既带有功能的特征,又带有民生的这种理性推理的特征,同时还带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特征。
香港的铜锣湾曾经是一个让我们很纠结的地方,它融合了最发达的城市建设,也融合了最底层的棚户区;它既有现代的西方文化,又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相融合的地方。我在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叫“复杂性”;一个叫“矛盾性”。为了解释这个词,我引用狄更斯的一首诗,将其翻译成中文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又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相信的时代,又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又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又是一个失望的冬天。我们从前人能得到一切,我们从前人得不到任何。”我们今天的城镇建设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前车可鉴,但是又有创造性的矛盾体。
(二)地域特色是一座城市发展所不可忽略的。传统城市正因为有着很强的内部认同性,才具有外部认同性。“认同”这个词,就是所谓标志性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可以识别的问题。城市特色、地域特色变成了城市最重要的一块。如果我们把这一块放弃掉、忽略掉,一味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所谓现代化的复制,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大的。现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上千座城市都差不多,归纳出一句话叫“千城一面”,这种现象令人堪忧。我们不能将文物保护仅仅停留在保护几处古迹这样的一个层面,而应当将其上升到文化传承与延续的高度。
欧洲的很多城市,今天看起来仍给我们很强的震撼力,并不在于它有多么新的玻璃幕墙,而在于一个城市空间里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读到几百年前的古典建筑,也可以读到当下最新的、最时尚的建筑。诸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瑞士的伯尔尼、法国的巴黎。
拿破仑三世在位时,下令让一个官员去做巴黎规划,巴黎的规划是一次规划而成,巴黎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今天城市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奇迹和典范。巴黎的规划发展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从中解读出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二战”以后,德国科隆整个城市被毁,科隆大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德国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科隆大教堂。恢复后的科隆大教堂,尽管是复建,但是我们今天再到科隆去,无疑是因为这个标志性建筑将你拉回到科隆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去。德国人的这种做法在很多西方城市里同样在做。
(三)城市肌理构成城市发展脉络。紫禁城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六百年了。在紫禁城外侧,曾经叫关厢这一带,曾经是那些衙役、小官僚住的地方,它构成老北京特有的肌理——里坊制。里坊制最著名的城市是北京和西安。城市形成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格局,四合院成为北京特有的文化。当然,不仅仅是北京,在我国北方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四合院很早就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看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地区,布鲁克林大桥和自由女神像就在这里。早期的欧洲移民去美国的时候,坐船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知道美洲大陆到了。当初开发曼哈顿的时候,曼哈顿就像一张白纸,该怎么做?首要的就是修路,这路间距都一样,从下到上,从南到北。横着画,东西向叫“街”;南北向叫“大道”。百老汇大道把曼哈顿分成“东曼哈顿”和“西曼哈顿”。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东西向的“街”,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方向不一样,单数的街往东;双数的街往西,都是单行线。这就使汽车能很方便地沿着街区转弯。纽约一个街区大小约为60米乘以100米,而北京市里很多街区间的距离在500米左右,这么大的街区,怎么转弯?纽约除了铁路和公路之外,没有立交桥,可是,纽约有700多万辆车,然而其效率一点都不低。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以60米和100米的间距划格呢?他们完全是从市场开发出发的。一个地段要想把地卖出去、想让人开发,一定要让它的商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我在这块地里面盖的房子都要临街,要想一块地里面的房子都临街,那这块地就不能太大。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多半都是中间是庭院,房子在周边建。所有的房子全临街,通过过街楼,进入内院。他们的街区低层全部是商业,有书店、有咖啡店、有酒吧,还有博物馆、画廊。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城和纽约曼哈顿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北京城中间是一个紫禁城,不能穿越,我们南北向的路穿越起来非常困难,东西向虽然有个长安街,但也难以穿越。在这样一个大格局下,不把主要的城市功能中心迁走,还等什么呢?!
梁思成和林徽因二位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回到中国,在东北大学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后来抗战开始,他们又回到美国继续深造。1946年回来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他们走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庙宇、亭台建筑。到今天为止,那些古建筑都是世界上不可多得也不可复制的文化宝藏。梁思成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是我国建筑理论的基础。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梁陈方案”。“梁”指的就是梁思成;“陈”指的就是陈占祥,一个从美国归来;一个从英国归来,他们一起向中央提出来一个方案,即是把北京行政中心搬到城市的西侧,将老北京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老北京城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它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人类的财富。
(四)一座城市必须要有“背景”。巴黎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很美的,因为有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可以从历史一直走到现代。它的现代的顶端就是拉德芳斯大门,穿过拉德芳斯大门就是大学区,面向全新的、新世纪的欧洲。这是香榭丽舍大道的这条轴线。那么,除了这几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外,别的建筑给你们留下印象了吗?没有印象。因为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旁边的建筑都隐退到后面去了,他们的高度差不多,色彩差不多,外立面差不多,我们把这样的建筑叫做“城市背景”。
一座城市必须要有“背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底关系”。从美学的关系来说,“图”和“底”是一对矛盾,有“底”才有“图”,没有“底”全是“图”就完了。我们的长安街就全部是“图”,没有“底”。我们所有的沿街建筑都希望变成标志性建筑,建筑师没办法,只能每一栋建筑都设计得跟别人不一样,每一栋建筑都不追求协调。每一栋建筑都想突出出来变成“图”,而不愿意变成“底”。我们的长安街把那么多优秀的建筑摆在一起,它们就变得不那么优秀了。所以找到城市里边的“认同点”是很重要的。
(五)充分保存城市中的自然景致。当我们纠结房子盖成什么样、应该怎么盖、不应该怎么盖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生活的城市和环境并不是一开始就充满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亭台楼阁和高架桥的。事实上,一开始赋予我们的,是很多自然景观和特色,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2016年刚开完的“G20杭州峰会”非常成功,获得高度评价。我个人觉得,很多人高度评价的不仅仅是“G20”的那几幢建筑,而是它的城市、它的环境。如果杭州没有西湖,还叫杭州吗?!如果一座城市里边有一个自然景致,有一笔自然赋予我们的财富,就一定要把它好好保存下来。但是,这一点往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杭州的成功不在于盖了几栋房子,而在于成功地将自然遗产保护了下来,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六)城市复建要把建筑原真性地保存下来。国际上有一个《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这是1964年5月31日,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员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决议,后来被称为《威尼斯宪章》。它要求人们不能去复建或凭空造一个假古董。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多得,而且人类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的。人类文化遗产分不同的层次,我们要在不同的层次上用不同的原则来保护它。
历史就是历史,如果部分倒塌的,可以把它复建,比如两千年前的雅典卫城都倒塌下来了,神庙,你可以用今天的石块垒起来,但是一定要用今天的材料,按照当时的工艺,至于为什么要用今天的材料,旁边要加以说明,就是要实现一种原真性的保存,并且还要标注上复制时间以及复制工匠或者建筑师的姓名。你到雅典的卫城上去看,两千多年前的神庙被立起来了,立起来的这个柱子上面斑斑驳驳,有深黑色的、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深黑色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原物风化了;黄色的大概是十几年前工匠补上去的;白色的就是今天工匠新补上去的。这就是让后代知道这个历史到底有多长,哪一块是历史上存在的,哪一块就是后补的。
(七)城市规划的延续性与突破点。规划要有它的延续性,规划就是法。芝加哥大火已过去两百多年了,大火过后重新做规划时颁布下来的法律,到现在两百多年了,都没有人违背。波士顿被誉为“世界文化名城”,因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耶鲁等著名学府在那里。曾经波士顿就像北京一样有立交桥,可是,1991年到2007年这十几年间,历届政府连续地接力棒式地干一件事,就是把立交桥拆掉,所有的过境交通下地。这件事在世界城市发展上被称为“大开挖(Big Dig)”。这件事对美国这样一个土地私有且政府投资有限的国家来说非常难。把立交桥拆掉以后,原来立交桥的位置成了步行街,上面有公园、文化博物馆,这些与大学结合起来,俨然就是一座“文化名城”。
再比如,法国赋予总统一个权利,就是总统在位期间可以批复建设一个公共建筑。从埃菲尔铁塔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包括卢浮宫改造,都是总统批的。由此,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巴黎被誉为“现代大规划的典范”,为什么巴黎很多重要的建筑被誉为“现代城市建筑的典范”,包括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么有争议的建筑也被批准,确确实实是文化创新、建筑繁荣的一种标志。
讲这些国外的做法是为了给我们今后的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的上海现在也开始把立交桥拆了,将外滩“亚洲第一弯”匝道拆了。当然,北京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比如说颐和园的环境就一直都保护得非常好。
(八)新建筑向老建筑致敬。我们发现很多的古典建筑旁边,都有全新的建筑,不胜枚举。法国的尼姆有一个希腊式的神庙,是个一千多年前的老建筑,要在它旁边新建一个会议中心,而且周边全是古建筑,该怎么做?会议中心的建筑师是著名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得过普利兹克奖,也是设计首都机场T3航站楼和香港汇丰银行的建筑设计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外墙全部是玻璃的,用轻薄透的钢结构来做。福斯特说,我用现代化的材料,用柱廊的方式,向老建筑致敬,我没有用石材,是用现代的、高科技的材料来反衬古建筑。古典文化的庄严跟我形成一种对话。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也是这么做的。波士顿的汉考克大厦旁边就是三一教堂,三一教堂旁边坐落着一个高耸的玻璃幕墙,贝聿铭说,我做玻璃幕墙让蓝天、白云倒映在里边,让它消解在空中,而底部的镜面玻璃倒映着三一教堂的古建筑,向它致敬。这是有深厚中国文化素养的贝聿铭先生对“古”与“今”的理解。
(九)城市建筑策划凸显责任。由于畸形政绩观和GDP追逐症的影响,国内城市“大拆大建”成为普遍现象。现在我国二类民用建筑的使用年限是50年,就是说,到51年时就要进行检测,若它需要加固,就进行加固,而不需要加固就评估还能使用多少年,相当于保质期,这就叫结构安全使用年限。不同的建筑使用年限不一样。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建筑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寿命缩短了将近一半,这是对我们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能将我们的普遍建筑的使用年限延长一半的话,将会节约多少社会资源啊!
西方建筑的寿命可以到100年,我们的只有30年,拆了以后再重盖。广州陈家祠投资8个亿,4年就拆了;北京四星的凯莱大酒店,拆了;沈阳五里河体育场,见证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拆了;浙大滨湖校区,拆了;2016年教师节9月10号,武汉大学美丽的校园拆了14.4万平米的一栋楼。这些建筑并不都是质量问题,有些是建筑规划不够合理。
据不完全统计,建筑过早拆除导致碳排放增加,资源浪费在“十二五”期间超过千亿元。在国外,所有的建筑设计任务书,政府投资的项目,必须要经过审查,要找专家论证,没有经过审查论证就拍脑袋自己做的任务书,很有可能出现过早拆除的状况。我国很多项目过早拆除也是因为设计任务书出得不对,即便建筑再好看,但不好用。因此,我们明确提出将这件事纳入程序。今天我们有施工投资审查,以后可能政府投资的重要项目都要有设计任务书的审查和标书的审查。因为设计任务书的审查和标书的审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漏洞,没有人去审查,建筑师照设计任务书去做,可能就错了。
建筑师做建筑策划,来解决业主、发展商和甲方怎么样做设计的问题,而不是由业主随意编制一个设计要求和设计任务书从而导致以后的浪费,导致以后的设计失败。这就需要有一系列、一整套的方法,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国家起步较晚,而且在我们国家现行职业教育里还没有完全涵盖这一块。好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清华大学已经开了好几年建筑策划课了,近几年的注册建筑师考试里面也加入了这方面的考题。
我一直认为建筑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包括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安全,比如说抗震的问题、消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作为一个作品呈现在社会上、呈现在环境里,它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一直强调,建筑师是一个“社会人”,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家,除了说他建造的房子永远都会放在那,影响到城市景观、环境之外,它更多地会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安全、使用功能。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子不好用,大家每天都在抱怨,那就说明这个建筑很失败;如果说好用,但它花了很多钱,那么也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建筑设计。怎么做一个贴切的建筑,这是非常重要的。
(十)城市的发展跟大事件是有关联的。城市的发展一定要有机遇,这个机遇对城市建设而言,就是大事件。大事件无疑带动城市的大发展,主要反映在城市建设和城市风貌上,它有很多的场馆要建设。
城市的发展跟大事件是有关联的。奥运会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我们一直在说鸟巢非常好,它天人合一,它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带给我们建筑设计师、环境设计师更多的是我们对环境的理解,所以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比如要考虑怎么样来研究赛后利用,在奥运会的很多成功的例子里面,包括射击馆、柔道、跆拳道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立足长远使用、满足奥运会,把奥运会18天的使用放在第二位。
世博会告诉我们:城市的土地完全是通过一些事件本身来形成的。沿着黄浦江周边的这个地块,由各种各样的工厂占据,但通过世博会这个事件本身将土地盘活了,那么土地增值就不是几十倍的概念,而是上百倍。与此同时,给城市风貌带来的巨大影响远远超过了工场的搬迁。
三、关于建筑的创新与发展
文学评论家雷达有一段话,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呢,却又很难说得清。现代以来至今,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国外文学思潮及观念已被中国作家所接受,虽未明言,中国作家在融入世界文学主流和结合本国文学传统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心目中对伟大文学的看法。一直以来,总有人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出现不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不了我们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现不了新的曹雪芹,出现不了新的鲁迅或者胡适式的大家呢?尽管有人抱着良好愿望,一直断言,说,这是个应该而且必将出现文学巨匠的时代,可巨匠似乎迟迟不肯露面。诚然,我们拥有不少优秀的富有才华的作家,有的作品也已呈现出若干大手笔气象,看不到这一点,总是妄自菲薄也不对;可是,与我们心目中伟大的目标相较,距离还是显而易见的。这跟我们今天的建筑评论非常像,我非常认同。当下,关于建筑的创新与发展,我们主要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量产与库存之间的矛盾。一个作家出名了,很多人都约他写书,要求两个礼拜给我写出来,我给你卖过万册。两个礼拜出书,脑子里边没有东西啊,所以只能抄别人或者抄自己的。量产和库存之间的矛盾在今天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里也有呈现。就是恨不得三天出方案,一个礼拜出施工图,三个月就盖好。建筑师肚子里空了,脑子里空了。碰到这种情况,他怎么办?只能抄。我们要给建筑师一些时间进行创作,这些事情是有规律的,而且是有科学规律的。
第二,拥有精神骨骼和血肉品性。说中国的小说“精神缺钙”现象日益严重,我非常认同。我们的文化界、文艺界,包括建筑界已经迅速告别了神圣、庄严、豪迈,走向了日常的自然经验陈述的个人化叙事。今天动不动就是福布斯排行榜,动不动就是GDP,动不动就是利润,动不动就是成功人士凌驾一切之上。浮躁、自我抚摸、寻求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这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时代的一部分特征。当今文学最缺少的就是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而这是一个民族文学精神能力的支柱性需求。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其人文价值和精神内涵一定会打折扣。建筑也是一样的。
第三,不能忽视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现在最缺少的就是面对着欲望之海、现象之林时,我们能够真正地把握住一个整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整体文化自觉性的问题。
第四,提升宝贵的原创能力。“原创”二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要长期的观察、体验,需要经过沉重、深切、紧张,甚至是悲剧性的思考,这一点必须得有。同样,建筑师也要能够经得起这样一种痛苦,这样一种思考是必须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好的设计获得过大奖、金奖。大家有机会去杭州的话可以去看看,西湖边上有一个中国美院,它的老楼就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李承德建筑师做的设计,前后做了八年,用灰砖一点点做出来的,它旁边就是潘天寿纪念馆,非常好的一个建筑。很多地方都很入画、很入眼。这些东西,你得慢慢地磨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法,更重要的是精神,创新需要精神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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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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