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重跃：战国时代的历史巨变

 

蒋重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点击观看完整视频

点击观看精彩论述

一、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性质

“传统”这个词是发生在过去，但延续到今天的。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战国时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我们的学术前辈早就发现了。明末清初有一位大思想家叫王夫之，他把中国的历史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叫古，一个叫今。古今的交会点在哪里呢？他认为在战国，所以他说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古和今这两个阶段在战国时代交会了，而且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今天的学者们都承认，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深刻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学者王夫之来说，如果我们要问他这个变革的性质是什么，没有现在知识背景，恐怕他也不能很好地说清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借鉴其他文化里一些大学者的说法。

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9世纪就发现，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变化时期，他把这个变化大体上认为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基本上也这样认为的。那个时代的那场遍及世界主要文化地区的大社会变革的性质，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马克思为什么这样说？马克思用什么方法来向我们展示这个社会的性质？那就是他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它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以及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又形成了一种矛盾的辩证发展关系。多重矛盾的运动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于是就有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导，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应该是某一种社会性质向另一种社会性质的转变。

 

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也发现，那是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在他看来，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在古代的希腊、印度和中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社会变革，尤其是出现了思想的繁荣、文化的繁荣，他把这个时期叫做“轴心时代”。为什么叫“轴心时代”？大家知道，门和门框之间有一个连接点，我们管它叫合页，那就是轴，门轴一转，门开了，我们从这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大概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也有一个轴心转换的时间段，在那之前是一个时代，门一转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所以他用“轴心时代”来表示那个时代的那场深刻变革。变革的标志是什么呢？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思想家；在印度出现了很多宗教的、社会的思想流派，也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最有名的是释迦牟尼；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以及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百家。亚斯贝斯对于我们的启发在于他的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几个主要的、当代的文化就是“轴心时代”文化的延续。或者换句话说，世界上主要文化地区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生活在那个时代所产生的轴心文化里。以他的观点来看，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所开创的轴心文化时代。

法国学者古朗日也是在19世纪很有影响的大历史学家。古朗日有一本名著叫《古代城市》，他敏锐地发现，那个时期世界历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在政治体制上叫做从比较狭小的人类共同体向大规模的甚至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发展，也就是从城邦向国家（地区），最后发展到世界性的帝国。与之相应的人类信仰，也从狭小的、世俗的信仰发展到城邦的信仰、地区的信仰、民族的信仰，最后发展到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的普世信仰，比如基督教。他的著作与学术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那个时代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有一本书叫《古代法》，这本著作对不仅从事法学研究的人产生了影响，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们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从那个时代开始，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那以来人类社会反复地发生着一个性质相同的社会进步的运动。用梅因的话说，从那以来，所有标志着人类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是“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这个说法对于我们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性质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什么叫身份呢？身份就是你生下来是什么地位，你终身都是这个地位，不但你本人是这个地位，你的下一代还有可能是这个地位。什么是契约呢？契约就是协议。什么人可以签订协议呢？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平等的人之间才可以签订协议。用他这个话来理解就是：这个时代之前是血统的时代，是靠出身来决定社会地位的时代；从这以后发生了变革，新的时代是靠自由和平等的身份来生存的时代。这个说法对我们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它的性质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春秋时期，列国纷争，夏、商、周都有一个王。到了西周后期周幽王的时候，犬戎攻掠，周吴王室不得不东迁，从西安附近迁到了洛阳。过去叫西周，迁都之后叫东周。东周和《春秋》记载的时间大体上是吻合的，这样历史就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东周存在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所谓东周列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的一个特点是天子的权力越来越小。天子的势力越来越弱，而诸侯的力量越来越强，诸侯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到了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七雄为主的局面。

上图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数量非常多。秦那时候还比较小，楚、吴和越的势力很强，齐国也很大。

 

这是战国初期的形势图。

这是战国后期的形势图。战国后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秦国的范围扩大了，势力明显增强了；楚国受到了挤压；赵国力量仍然很强。中间绿色的两块就是韩国，韩国的北面有一块地叫上党，电视剧《大秦崛起》里，韩国把上党交给赵国，引起秦和赵之间的争夺，最后发生了长平之战。

刚才说到，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大学者们都发现，公元前五5世纪到3世纪或者是8世纪到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亚斯贝斯把它叫做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我们仍然与创造那个文化的前辈们分享着同样概念。比如孝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孔子那个时期创造的基本人伦概念在今天仍然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推行。还有法家韩非的思想，今天仍然能够得到我们强烈的共鸣。那么，那个时代变革的具体情况怎样，我们来看一下。

 

二、战国时期的时代课题和它的思想者

战国时代的课题和它的思想者是什么样的？还是王夫之那句话：“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同时还要加一句话：“上下一日百战”。“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背景，对于诸子百家都适用。同一个大时代背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想呢？因为大背景下还有一些小背景，每个学派都在自己的小背景下来思考面对的具体问题，于是就有了思想的不同发展。对于韩非来说，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个大背景里，最让他聚焦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下一日百战”。

在这个时代，经济上，铁器普及、私田扩展、城市繁荣、商业发达、信贷活跃；文化上，风气开明、教育进步、思想深化；在社会上，变动尤其剧烈，总体情况是个人自由度扩大，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于传统贵族来说，春秋时期宗法制解体，很多贵族人士下降为普通平民。分封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天生的弱点就是随着人口的发展，儿子的数量比上一辈增多，分封到几代人之后就没有土地、财产可以分封了。怎么办呢？除了嫡长子继承之外，其他人就变成了自由职业者。所以到了春秋时期，许多贵族仅仅是个身份，没有实际意义了，大家也成为自由职业者了。第二，由于私田的扩展，很多下层人民致富了。致富以后，随着贵族宗法制的解体，社会对于血缘身份的限制放松了，所以很多下层人士的社会地位上升。第三，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士人。士在春秋时期是贵族最低一个等级，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大量的士实际上已经不具有贵族身份，或者是只具有贵族的身份而不具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下层人士身份上升之后，也被当做士来对待。所以在社会上出现了大批以“士”的称呼来指代的人群。士其实不光是读书人，只要你有一技之能，有自由的身份，就可以被认为是士。

这个时期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士人的个人意志觉醒，唯利是图的社会风尚形成。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用”，士靠一技之能生存，有人用你就是你成功的标志。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士人，比如聂政、荆轲、侯嬴、冯谖。孟尝君养士，其中一位士就叫冯谖，我们中学课本里就都讲过《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士的才能不同，有的经天纬地，可以当宰相，像李斯；有的仅有鸡鸣狗盗之能，但只要对能够供得起他们的人有用，他们就能有用武之地。所以春秋时期的历史资料里，凡是留下姓名的人，基本上都是贵族。也就是说，春秋时期是一个贵族施展才能的时代。

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史书或者历史资料里记载的在战国时期创造历史的人物，有很多不是贵族，而是平民。普通百姓也能够创造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这直到今天还在感动我们后代的读者。英国法学家梅因说的“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在这里面就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养士”的风气，比如养士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夺秦国的兵权来帮助赵国）、平原君赵胜、楚国春申君黄歇。除了四公子之外，还有很多有名养士人物，秦国丞相吕不韦养的士有几千人；秦国嫪毐发迹之后，家里居然也有养了几千个士。各国有身份地位的人养的士，加起来数量非常可观，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型行业所有从业人员的数量。

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有何变化？这一点尤其重要，跟我们所讨论的韩非“上下一日百战”的主题直接相关。第一，体制变革，春秋到战国，分封制变成郡县制。从西周到春秋实行分封制，天子把一块领土分封给他的兄弟子侄或者姻亲，使他们成为诸侯去镇守领土；诸侯再把管辖内的一部分领土分封给兄弟子侄，使他们作为大夫去管理领土。于是在那个时代就形成了所谓的世亲世禄制。天子分封出去的领土基本不再归天子管，诸侯分封出去的领土也不再归诸侯管。战国时期，君主不再把扩张来的土地进行分封，而是直接派人代理他去管理。代替君主去管理领土的人，是由君主任命的，君主随时可以罢免。也就是说，那块土地变成了君主直接管理的地区。由此，君主与下面管理人员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是分封者与被分封者的关系，而是最高元首（或者叫首脑）与下层工作人员的关系。由于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改革，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央集权，君主中央集权制与文官科层制度这个新的形式就出现了。

 

第二，在政治上，战国时期天下的形势是，七雄为主的诸侯国纷纷称王。春秋时期延续着周代的传统，有霸政，口号是“尊王攘夷”，诸侯打着“尊王”的旗号，只有一个王。战国时期，诸侯自己称王了，称王意味着他要统治天下。七雄都称王，都要统治天下，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兼并战争，消灭对方让自己来统一天下。而春秋时期却实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般情况下，战争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尤其是同宗姻亲的诸侯国之间。

那么，诸侯国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旧势力的斗争。旧势力是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新势力是代表君主集权统一的群体。七国都有这种矛盾，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韩国。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君主集权问题，“重人”当道。“重人”就是国君的兄弟，最亲近的贵族。“重人”掌权而君主没办法管理他们，不得不把很多权力交给他们，使自己处于弱势。这一点是最让韩非痛心的。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韩国的矛盾，就是“上下一日百战”，这句话据说是黄帝说的。在韩非看来，这句话最能代表现实的问题。在他看来，韩国的现实问题就是上级和下级之间一日百战，处于永不停歇的矛盾和战斗之中。他对于韩国的政治现实很痛心，经常给国君写信要求改革，但是没有得到重视，于是他把自己的悲愤情绪写成了一篇篇文章。大体上，韩非面对的历史小背景就是这些，而他的思想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尤其是“上下一日百战”的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韩非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但仍然可从只言片语的材料中看出最核心的问题。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所谓公子就是诸侯的儿子，因为战国时期诸侯已经称王了，他就是王子。中国古代君主王室实行媵妾制，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其他妃子、夫人甚至没有身份的妇女生的叫庶子，韩非就是一位庶子。显然，他在王室里面虽然是王子，但不处于核心位置，可是韩非的学问和思想水平却相当高。有公子的身份，不在核心，却又有才能、有学识、有思想，所以他的处境不会太好。司马迁说他为人口吃，不善道说，也就是口语表达不太顺畅。据心理学家研究，大思想家、学问家往往有口语表达并不太好的情况。人类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

据说韩非子的老师是儒家大师荀子，韩非子和李斯是同学，李斯后来在秦国得到重用。司马迁说：“李斯自知不如韩非。”李斯是楚国平民，经过努力学习在秦国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却“自知不如韩非”，这句话耐人寻味。

韩非当时在国内写了很多文章，一些文章流传到了秦国，秦国君主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之后，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孤愤》说的是什么呢？孤单的“孤”，愤慨的“愤”，这两个字就足以说明韩非所在的险恶环境：一面是国弱，两三年就遭遇一次大的外敌入侵，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魏国，南面是楚国，西面是秦国；另一面，自己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险恶的宫廷，不断提意见却得不到重用。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什么心情？所以《孤愤》不用看内容，就能想象到是有多么压抑。

那么，秦王嬴政为什么对《孤愤》这么感兴趣呢？难道他也被外界压制吗？嬴政小时候，其父亲在赵国当人质，人家说他叫赵政，这时候他有孤愤。当了秦国的国王之后，他就没有孤愤了吗？恐怕也是有的。所以他对韩非的《孤愤》应该是有共鸣的。韩非在《五蠹》中指出，有五种人妨碍君主集权，妨碍国家强大。秦王嬴政作为国君，对韩非的这个观点应该是认同的，因为他也在极力加强集权。所以秦王嬴政看到这两篇文章时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后来，秦国攻打韩国，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按照司马迁的观点，韩国此举应该是想利用秦王嬴政对韩非的好感，来促成一次外交活动，以解除秦国大兵压境的压力。结果韩非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就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被秦王关起来了。是什么事情呢？韩非到秦国一段时间后，燕、赵、楚、魏四国要联合起来攻打秦国，秦王嬴政派臣子姚贾带着很多的宝贝到四国去活动。姚贾买通了各国政要，让几国的联军自动撤回，放弃联合进攻秦国的计划。但韩非却对此事提出了郑重的批评，他认为这是拿着国家重宝，纵容大臣里通外国。就说是他们拿着国家的钱，去发展自己的势力。按理说，这个观点跟韩非历来的主张是一致的。可是他这么一说，势必要把姚贾等人逼到绝处。如果他的观点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认可，姚贾还能活吗？所以，姚贾和李斯就联合起来了。其实，这在秦国是一贯的做法，打仗如果通过外交能解决，一定想尽办法用外交解决，这样损失更小。

经过激烈争辩，秦王嬴政下令把韩非关起来了。韩非本来是满腔热情，且他批评此事并不一定是针对姚贾，而是他一贯的观点，认为国家最大的危害就是大臣里通外国，用国家的资源去发展自己的关系。可是不分时机、地点、场合，一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现实中就会遇到困难。另外，韩非还有一个很深对他不利的情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君主是龙，龙有逆鳞，顺着他说没问题，一旦触碰了龙的逆鳞，就一定会被龙杀死。他被关起来后，自认为已经碰到了秦王嬴政的逆鳞，难逃一死。据司马迁说，恰恰在这个时候，李斯把毒药送来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这样死在了秦国的牢狱之中。

    三、韩非思想的三个理论基础

韩非虽然不在了，他的思想在秦国却得到了重视。在《史记》中，秦二世、李斯、赵高等嘴里就常说韩非的名言。这说明韩非的思想在秦国君臣中是很有市场的，其影响已经产生。韩非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重大影响。那么，从轴心文化和如今新传统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理解韩非的思想？从中我们能发现些什么？

一个人能成为思想家，肯定在某一领域有自己的见解，不仅要有某个具体主张，还要有深刻的理论思考。比如韩非，他要成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或者说法学家，那他必须在政治思想、法学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仅有自己的主张还不能成为大思想家。要想成为大思想家，不仅在自己的领域要有具体主张和思想，且被人认可，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不是拍拍脑门支几个招，还要能够把所支的招在用理论说清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韩非能够作为先秦诸子的一员，作为中国文化新传统里面的重要一支，除了因为他在法学、政治思想上有建树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从理论上把自己的主张贯彻下去，说清楚。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他有哪些理论上的思考。我们的社会思想也好、政治思想也好、法学思想也好，大体上都离不开三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第一，对人性要有深刻的理解，如果只谈政治、经济、法律，而没有对人性的理解，不叫理论家，只是一个技术工作者而已；第二，在历史观上要有的自己见识，你的政治主张、社会主张、法学观点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第三，要对天地万物、宇宙世界有一个根本的理解，这就是哲学思想。今天的哲学思想内容太多，我们仅把韩非的人性思想和历史观简单做一个介绍，看他怎样看待人性、怎样看待历史，怎么样在这两者的基础上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一）韩非的人性论

关于人性的问题，儒家是非常感兴趣的。孟子讲性善论，荀子有性恶论。孟子讲性善，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在对人的管理上要实行仁爱。荀子认为人有求生的基本动力，这种动力有可能发展为不好方面，所以对人一方面要有仁爱，另一方面要有教化，要用理义甚至刑法加以约束和管理。韩非是荀子的学生，那他又是怎样看待人的呢？韩非和孟子、荀子不太一样，他不是概括性、理论性地说明人性的问题，而是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例证，来向我们展示他对人性的看法。

 

韩非的人性论和他的政治主张是息息相关的。在人性论上，他列举了这么几方面的现象：一是百姓。韩非虽然是王子、贵族，生活在宫廷里面，但是他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是有深入细致观察的。制造车子的人和做棺材的人在人性上有什么不同？韩非认为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两种人很不相同的，制造车子的人希望人人都当官，人人都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每天多一点人去世。但其实这不是人性好坏、善恶的问题，而是各自利益的问题。对于制造车子的人来说，当官的人多了，有钱的人多了，买车子的人就多了，他的车就能卖出去，他的利益就能实现；对于做棺材的人来说，死人多了，买棺材的多了，他的利益才能够实现，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样的。韩非从这个现象中得出一个结论：人性无所谓善恶，而是受个人利益驱使。

韩非说，如果卖车子和卖棺材的事例还不能说明问题，毕竟两姓旁人之间为了利益而争夺是很正常的，那是否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之间就可以不考虑利益了呢？不是。于是，他又举了一些现象：一个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没有把他养好，孩子长大后抱怨父母，这种情况有没有呢？可能会有。另一方面，大家都说养儿防老、孝顺父母、养生送终，可是韩非却说了另一种情况，儿子长大了，因为条件不好，所以赡养父母方面做的不好，父母就经常愤怒地骂孩子。这种情况在社会上有没有呢？也是有的。不幸的是，这些情况都被韩非发现了，于是他得出结论：儿子和父亲是至亲，一个抱怨，一个骂，哪有天生的善良和仁爱可言？他说，再看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你想种地，家里面人手不够，花钱请人，工钱给足了、饭菜做好了，他就尽心尽力地做，简直比亲儿子干得还好。亲儿子不给钱恐怕都不愿意干，干了之后还会抱怨。他说，根本就没有人性善恶这一说，就是利益驱使。利益到位了，即使是两姓旁人，也会像兄弟一样好；利益不到位，亲人之间也会像仇人。韩非说的这些，确实是发现在生活中的某些真实情况。

儒家讲究血缘亲情，父母对于儿女天然地具有爱心，而韩非却说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生了儿子大家互相庆贺，生了女儿就不是庆贺了，甚至有杀掉、溺死的。儿子、女儿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生儿子受贺，而女儿却遭到溺杀呢？他说，因为父母考虑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养女孩几十年是给人家养的，而儿子是自己的，给自己养老，把媳妇娶进来，生的还是自家的孙子。当然，这是当时的家庭制度。

普通百姓是这样，那么贵族呢？王室贵族身份高、品德高，受的教育多，是不是好一些呢？韩非说，那些诸侯国的国君，大国万乘之主，中等国家千乘之君，表面上很风光，他的王后、太子却希望他早点死的。为什么呢？君主在，哪一天不喜欢这个王后、太子了，而换他喜欢的那个人的儿子做太子，那太子不就完了？如果国君早点没有了，王后就变成了太后，变成太后就会更好，因为她的儿子当了国王。所以犯罪学说，案子的结果对什么人有利，这是一个思考问题的线索。韩非的思想就是，国君死了对谁有利？王后和太子。他还引了古书《桃左春秋》的一句话，说当国君的人因病去世的不到一半，一大半是非正常死亡，这就是“鸩毒扼昧”。“鸩”就是毒药，用毒药毒死的。“扼昧”就是勒死的。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因为王室里面是不让带兵器进去的，只能拿东西把他勒死。

韩非说，现实生活中的老百姓、贵族都是这样，那大家敬仰、崇敬的圣人们呢？难道他们也没有善良的人性吗？韩非说他们也没有。大家都说尧舜禹禅让天下是品德高尚、性善的表现，韩非却说，尧舜禹之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是因为他们干的活太苦了，住的是草房子，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粮，喝的是菜汤，后代的奴隶都比他强，不做天子对他来说好事。他推掉了这种艰苦的生活，逃脱了苦役般的工作，这哪是性善、仁爱的表现呢？这分明就是趋利避害。由此，韩非得出结论，搞政治不要考虑性善、性恶的问题，他说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利益，就看他喜欢什么、惧怕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就想办法立赏来激励他们；他惧怕什么，你就设罚来恐吓他们，有了这两条，政治就能搞好。

 

比如内控制度，就是管理制度。管理也讲奖惩，就是激励和惩处的问题。通过考核之后，实施激励和惩处。那么，这它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人性的假设，不要想人性天生是善还是恶，人就是趋利避害的。以此来设计管理制度，那就是赏罚，这与2000年前韩非的人性论是一致的。韩非在理论基础上给予了论证：人性是这样的，所以只能用赏罚。

（二）韩非的历史观

中国古代学者不太喜欢或者不太习惯对历史划分阶段，所以真正给历史划阶段的人不多。刚才讲，王夫之将历史分为古今分两大段，战国是转变的时期。法家的情况略有不同。儒家为什么对历史阶段兴趣不大呢？儒家对古今有两个判断，一是今不如古，今天世风日下，不如古代；另一个观点是古今虽然分为两段，但是古今一体。什么一体？道理还是一个道理，人心还是一个人心，尧舜禹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学习尧舜禹。这是儒家的观点。道家也是如此，但道家不讲圣人。法家的韩非讲阶段，他为什么讲阶段呢？他认为，不同阶段人的品德是不同的，不能混淆。上古有上古时期的情况，有上古时期的品德；中古有中古时期的情况，有中古时期的品德；当今有当今的情况，有当今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古、中世、当今。每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道德标志，也就是时代的主题、核心价值观。上古时期人民互相比拼道德，中世人民互相比拼智谋，中世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西周到春秋。当今就是战国，当今道德和智谋都没用，人民互相比拼力量。所以，不同时代的主题不能够互相混淆，在当今时代就不能讲道德。他举了徐偃王（西周时徐国国君）的例子，因为讲道德，结果灭了国。当今时代也不能依靠智谋，只能争于气力。他说，如果你在争于气力的时代，期望通过道德和智谋而取胜，那就像守株待兔一样。

所以韩非的历史观是什么？世异则事异，事异者备变。时代不同了，做的事情就要变化；做的事情变化了，办法也要随之变化，今天就不能用古代的东西。这一点和儒家完全不一样，儒家强调古今一体。法家是要想办法加强力量，什么办法呢？练兵种田，有了粮食有了士兵就强了，在这个时代就能够处于不败之地。电视剧里，赵国和秦国的长平之战，最关键的什么？粮食。人有了，没有粮食，饿得拿不起武器。粮食成了最关键的东西。怎样才能够有更多的粮食呢？得有更多的人生产。怎么样能让更多的人来生产呢？把更多的人招来管住，激励他们生产。就是法家的办法。所以韩非讲法、术、势在历史观上是有可靠根据的，虽然这个观点我们可能不认同，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7/1103/97212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