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岩：从经学角度解读《诗经》

 

王德岩 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

点击观看视频

《诗经》的主流解读方式，是偏于文学、文本的方式，而且在文学里，还偏于把《诗经》视为民歌，重视《国风》里的劳动者之歌，以及关于自由、爱情的诗，这些都符合当时的精神。但是，这样的解读对于《诗经》来说，是很不全面的，这个不全面表现在很多方面。

第一，我们在充分解读了《诗经》的文学性，特别是解读了《诗经》中《国风》的很多诗的文学性的时候，实际上窄化了《诗经》的范围。《雅》《颂》里面那些诗，特别是《颂》里面的那些诗，它所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在大众中广泛传播。

第二，关于《诗经》在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在传统生活中的位置，在传统政治中的位置，我们现在基本不讨论，这大大地削弱、减少、窄化了《诗经》的文化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和讨论作为经的《诗经》。“经”的含义前后都是有转变和变化的。“经”是长的意思，具有长久的、永恒的价值。这个含义古今都是相通的。传统上的《诗经》的“经”有经天纬地的意思，“经”是作为当时一切生活方面的价值依据的。比如，《诗经》可以作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价值依据，这是今天已经没有的功能。所以，传统的《诗经》“经”的含义和现代有差别。但是，我们现代依然需要保留了它的“经”的部分。这里面我们分两个层面讨论。

第一层面，作为传统六经的第一经《诗经》，它包含哪些内容？有哪些功能？有哪些作用？我们如何认识它？

第二层面，作为现代文化元典，它的作用、长久不变的价值和对今天生活启示，我们依然可以讨论和保有。这是我们现在或以后进一步解读《诗经》，充分挖掘、发挥《诗经》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诗经》作为六经第一经的含义

先说六经第一的这个方面。我们有“六经”，这是我们经典体系，六经的次序是有争论的。经学里有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是按照《诗》《书》《礼》《乐》《易》《春秋》，把《诗》作为六经第一经而开始的。这个学派解读六经是按照学习经典的次第来排的。毫无疑问，在传统体系中，《诗经》是首先要学的，因为孔子说“兴于诗”。而且这些经典中，小孩子最适合学《诗经》，孔子对此有很多论述，甚至我们今天的“庭训”（一个人家教很好，我们叫幼承庭训）从哪而来的呢？就是孔子教他的儿子学《诗》、学《礼》开始的。所以，《诗经》作为六经第一，是从经典教育体系来说的。

在古文经学的体系中（古文经学把经典作为历史的东西来看），按照经典成立的时间先后来排列，那就是《易》《书》《诗》《礼》《乐》《春秋》。《易》传说是伏羲最先创立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尚书》从尧舜禹时期开始；《诗》是按照商来排的；《礼》《乐》是周的，《春秋》是孔子作《春秋》。

《诗经》作为经的成立是有一个过程的。最重要的是周朝建立以后，它有一个治理奏乐的过程，在礼乐体系中，《诗》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过几百年不断完善、成熟，形成了《诗经》最后一个文本。

孔子在首开私学教育的过程中，把“六艺”（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育的教材和依据，在这个时候还不叫《诗经》，而是叫《诗三百》。比如，在战国《庄子·天运》《庄子·天道》里，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荀子·劝学》谈到关于读经的问题，依次谈到当时的“五经”，就包括《诗经》，但是尽管当时已经列入经典了，但《诗经》的名字仍然叫《诗》或者《诗三百》，而不是叫《诗经》，《诗经》这个名字是很晚的。汉代建立时，经过了秦朝“焚书坑儒”，各经典都消失了，但是保存得最好的就是《诗经》，因为《诗经》是大家背诵的，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楚汉战争，背《诗经》的那些人并没有去世，所以最早设立博士的汉文帝时期，就设立了《诗经》博士。这时候也叫《诗》或《诗三百》，一直到宋代才有称《诗经》，到元、明时定名。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本书上面写着《诗经》，这已经是比较晚的书了。

在《诗经》的流传过程中，作为经典是有版本体系的，最权威的被作为标本版本就是《毛诗》，最初《诗》有齐、鲁、韩“三家”，最后都消失、散失、亡佚了。东汉的《毛诗》被立在学观当中，经过《郑笺》的注释和改定流传下来，后人读《诗》的时候只能读《郑笺》，到唐朝孔颖达作了一个梳，《毛诗》《郑笺》和孔颖达《正义》后来成为十三经的权威版本，这是《诗经》的第一个权威版本体系。

 

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抛开之前体系，用当时的文化眼光来重新解读《诗经》，更加重视《诗》的文本，宣扬《诗》的教化和修身作用，成为从元开始解读《诗经》的最权威版本。现代以来有许多《诗经》学的名著，但是还没有像前两个版本这样被统一接受的代表性版本，我们对《诗经》的新认识刚刚100年，还远远不够成熟。

《诗经》作为传统的六经第一，它的解读给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子。我们的“六经”也好，“五经”也好，到后来的“十三经”，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经过孔子和儒家整理的。孔子在《论语》里面对于《诗经》的很多阐发，是我们后来解读《诗经》重要标准或指引。比如《论语·阳货》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我们学《诗》有很多作用，可以兴发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生命体验都被抒发出来。学习如果上来就是理论知识，对于小孩子来说很枯燥。可是读《诗》不一样，它像唱歌一样，可以抒发我们的情感。可以观，可以让我们通过《诗》去观察社会、自然、事态、人群。可以群，用《诗》可以表达，可以跟人交往。可以怨，我们不高兴了，心里有郁积了，一定要抒发出去，如果一个人有很好的修养，可以通过高雅的艺术化的方式把它抒发出去。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抒发渠道，这种怨可能转化为对自己、对他人或者社会的一种毁灭性伤害。通过《诗》的作用，把内心的怨给和平地通过雅的方式抒发出去，我们的情感会得以升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我们既可以在家里用《诗》来陶冶感情，完成人伦；又可以出去以《诗》来侍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是传统上我们认识天地宇宙万物一个重要文本，传统《诗经》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博物学，这里面鸟兽虫鱼太多了，小孩子通过《诗》可以认识各种各样的东西。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你把诗三百背诵下来了，老师给你讲了，但是让你去治理某个地方，你不能去通达，作为外交使官，不能非常完美地按照外交礼仪来表达我们的意思，为国家争取利益，你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呢？可见，《诗经》在当时是有非常实际的文化传递作用和表达作用的。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一个人最好的修养是由《诗经》入手来学习、兴发；然后学礼让我们走向社会，通达了礼，我们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有所立；成于乐，音乐在当时是包含了诗、乐、舞一体的综合艺术，在音乐中我们可以达到对生命的完整体验。

在《论语》里面约有10处提到了《诗经》，这是后世解读《诗经》的重要线索和标准。

《诗经》在传统文化中的运用

古人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日常生活中怎么应用《诗经》？我们今天主要把《诗经》和唐诗宋词一样，作为一个文学文本来看，来欣赏其优美的文学性、丰富的文学色彩。但是，传统上的《诗经》是被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到生活，当然也包括文学各层面，比今天要丰富得多。

 

第一，《诗经》是圣人传道之书。孔子重新编订《诗经》，把《诗经》与其他“五经”一起作为教材。孔子或儒家，以及之前的文化巨人，对中华文化总体精神的把握，通过“五经”或者“六经”传递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人之道”。《诗经》在传统上最核心的功能，作为经最核心的功能，就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圣人已经不在了，我们通过什么去寻找圣人之道呢？通过经。所以《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圣人的“圣”表现在，他是传道的枢纽、管道。天下之道是通过圣人而传下来的，百王之道是一的，而圣人又通过什么传呢？是通过《诗》《书》《礼》《乐》把“道”灌注到其中。所以我们发掘、继承、传承《诗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人对我们文化总体性的把握而透过《诗》传下来的。

司马迁在《史记》序里也曾经这样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说诗实际上是圣贤发愤之作，发愤以后所做的是传道。所以古代解读《诗经》的书，首先是把《诗》作为经来读，作为传道的枢纽来看。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这种长久以来由圣人通过经典所传下来的文化精神，是我们的“道”，这是我们通过《诗经》所要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这是《诗经》之经的核心。

    第二，《诗经》涉及众多典礼仪式乐歌。传统社会，特别是周代社会是一个礼乐社会，在最重要的社会场合都要有相关礼乐，要唱诗，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一是祭祀，祭祀宗庙、郊庙。二是朝会，诸侯觐见、册封、使聘、宴飨、出征、凯旋等国家大事场合，都会有典礼仪式。三是大夫之间的宴饮。《诗经》里很多很多典礼场合的诗，表现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典礼仪式，这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是相关的。比如《周颂·有瞽》《商颂·那》描写了祭祀典礼的奏乐状况，《小雅·楚茨》描写了祭祀典礼逐次演奏乐歌的全过程，《大雅·崧高》《小雅·出车》是朝会庆功的乐歌，《仪礼·乡饮酒礼》是按贵族宴会的礼仪演奏乐歌程序记载，《小雅·鹿鸣》《小雅·白驹》都是宴宾的乐歌。《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婚嫁的乐歌，《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是女子出嫁时唱的祝福歌。《诗经》的这些篇章都是跟当时的礼乐文化有所对应的。

比如《螽斯》，螽斯就是现在说的蝈蝈，据说它能生99个孩子，所以《螽斯》这首诗也在婚礼上唱，祝福结婚以后两个人多子多福。“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故宫的螽斯门的典故就是源自《诗经·周南·螽斯》，寓意多子。所以，在不同的场合唱不同的诗来祝福，是《诗经》在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仪礼·乡饮酒礼》对《诗经》的运用。《仪礼·乡饮酒礼》描述了乡饮酒礼的过程，比如：“乐正先升，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乐正先站在某个地方，唱歌的人再进入，然后他们开始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唱完歌主人出来献酒。接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笙开始进入，在堂下北面立，乐器奏的是《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中间就是唱《鱼丽》，笙吹《由庚》；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接下来就是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和《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诗经》在不同典礼有固定的运用，这是当时《诗》深入礼乐文化的一个具体例子。

 

第三，《诗经》在当时起着雅言和外交语言的作用，那就是赋诗言志。前面提到，孔子曾经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意味着什么呢？学了《诗》以后可以做外交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春秋时期，在外交场合赋诗来宴答的例子非常多。这说明，当时在外交场合赋诗是一种固定的表达方式。比如，《春秋》赋诗一共出现了28次，《国语》引《诗经》31条，《左传》引《诗经》217条，其中记列国公卿引《诗经》101条。是怎么用的？当时作为一个外交官，列国公卿见面之后，赋诗并不是自己创造一首诗来唱，而是要点诗，由乐工来唱。关键是这个人要对《诗经》非常熟悉，他要非常明白的知道《诗经》的诗可以表达什么样的外交意图，什么样的情感倾向，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谊。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赵孟为客礼，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注：‘鹊有巢而鸠居之。喻晋君有国，赵孟治之。’”说当时赵孟为客礼，穆叔就赋了一首《鹊巢》，《鹊巢》是《召南》里面的一首诗，说“鹊有巢而鸠居之”，赵孟听了之后说，我受不了这个，你太夸奖我了。穆叔取的是什么含义呢？这首诗表达的是晋国的国君虽然有赵国，但赵武是上卿，这个国家是由赵武来执政治理的，这是赞美他在这个国家的重要作用。赵武当然要谦虚一下，说“武不堪也”。这样，穆叔就通过赋《鹊巢》非常得体地恭维了赵武的政治地位。

又如，《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注：‘梅盛极则落，宣子欲鲁及时共诗郑，取其汲汲相赴。’”晋国的一个上卿范氏来聘，襄公享之宴请他。然后宣子就赋了《摽有梅》这首诗，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说树上的梅子还有七颗，梅是需要及时采摘的，希望好青年们来求婚。下一段说已经只剩了三颗了，希望青年们赶快表白。最后一段就是梅全部落了，只要可以商量就可以答应。这里面其实是表现梅子盛极而落，女子希望求婚者要及时的待嫁意愿。而是在这里，范宣子外交出访是希望和鲁国一起去讨伐郑国，说再不讨伐时机就错过了。诗本身是女子希望跟他求婚的男士抓紧时间，而范宣子赋《摽有梅》是希望与他们结盟的国家一起去讨伐郑国，抓紧时间。这里是通过赋诗，表达了他们的外交诉求。

《左传》有非常多这样的通过赋诗来表达外交诉求的例子。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申包胥哭秦庭”。伍子胥借吴国的力量为父报仇，击破了楚国，楚国大臣申包胥到秦国搬救兵，秦国不理，说我们商量商量。申包胥说，我们已经危在旦夕，不能再商量了，他就站在秦庭之外不吃不喝哭了七天七夜，感动了秦国国君，最后答应了他。怎么答应的呢？“秦哀公为之赋《无衣》”。《无衣》里面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就意味着我愿意出兵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秦师乃出”。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当时正式的外交场合，一些外交意图是通过典雅的赋诗来表达的。因此，诗在当时是最重要的雅言，可以说在正式场合，不学诗无以言。在正式场合不能说粗俗的语言，只能非常典雅的表达，因此，不掌握共同的雅言工具，就无法非常委婉而又得体的表达出外交诉求。

当时列国外交都是通过赋诗言志。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往鲁国行聘，可是庆封对诗、对礼的掌握不够好，在宴会上失仪，鲁国人就瞧不上他，让乐工赋《相鼠》这首诗。相鼠就是讽刺一个人没有礼仪的。说相鼠都有皮，而你这个人却没有仪节，人没有礼节，你不死还等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批判、辱骂和讽刺。但是庆封不懂，就走了。第二年，庆封又去，又失仪，人家又让乐工赋《茅鸱》（《茅鸱》不在现在的诗歌文本中），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意思，可他还是不懂，所以他也不成交涉。

因此，当时的官员在外交场合不会赋诗是会引起严重问题的。比如《左传·襄公十六年》，晋侯会诸侯，各国大夫赋诗，齐国的高厚赋诗不得体，激怒了晋国君臣，然后逃跑了，各国大夫联合起来要“同讨不庭”，这就引起了列国的讨伐（国际争端）。所以我们看到，作为当时的大臣，能够熟悉诗，能够得体地赋诗，能够专对，是一种非常核心的本领，没有这项本领是无法进行外交的。因此，会读诗、精通诗的大臣，在重要场合就会更加受尊重。战国时期，晋公子叫重耳逃亡到秦国，要争取秦穆公的支持，为了出席秦穆公的一个重要宴会，重耳的主要谋臣狐偃说：“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我不如赵衰的诗学得好，所以你带赵衰去做使从吧。所以，诗学得好是能够作为重臣出席重要典礼场合最重要的功能和标志。

 

第四，《诗经》教化修身的核心功能。《诗经》教化修身的功能一直没有消失。孔子把《诗经》作为他教学的教材，这也使得《诗经》具有教化和修身的功能。在《礼记·经解》里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失之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你发现一个地方的人，普遍温柔敦厚，这是《诗经》教化出来的。当然，仅用《诗经》教化出来的温柔敦厚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人一味的敦厚，就可能会显得比较憨厚、憨直，就可能失之愚。所以最好的就是性情比较敦厚但是也很聪明，这就是深于《诗》。所以，《诗》当时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就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上面的人要通过学《诗经》来教化百姓，使百姓性情温柔敦厚，建立情感的共同体；而下面的人要通过《诗经》来批评国政，采诗官采了以后，唱给天子听，唱给朝臣听，以此来了解民间的想法。“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中戒”，用《诗经》来劝谏的时候比较委婉，这样不至于产生激烈的冲突，比较容易被接受，这是当时的一种应用。因此，《毛诗序》里面说《诗经》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我们可以用《诗经》来使家庭和睦，夫妇感情稳定，上下父子之情也很好，这样人伦就比较敦厚，人的教化就显得很成功，就可以移风易俗。因为一个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道德的方式，通过礼乐教化的方式，让风俗变好。在传统上，德在先，教化在先，而后才是法的问题。

传统的《诗经》学，把《诗经》理解成一个教化的体系。中国古代有采诗以观民风的说法，又有公卿士大夫陈诗献诗之说。无论是采诗还是陈诗献诗，诗在这里都着眼政治风俗之化，而不是用来审美。 《毛诗》及《诗集传》都把《诗经》总体视为教化之典。比如《诗集传·国风》里的《周南》《召南》，周迁都以后，将这两个地方分给了周公和召公，但是这两个地方是被文王教化过的，因此是教化的典范和楷模，朱熹就把《周南》之诗和《召南》之诗理解成了理想的教化以后的样子来解读。比如他就认为周南是文王教化之地，这个教化从哪儿开始呢？从家庭开始的。所以《关雎》是写的后妃之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是文王后妃，是后妃之德的典范。在当时，夫妻之情、夫妇相偶之情是教化之基，因为一切的家庭都是从夫妇开始的，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父子才有君臣。《关雎》《葛覃》《卷耳》《樛木》都是写后妃之德，《螽斯》是祝愿多子多福的，也是写家庭的，《桃夭》是祝福女子出嫁的，这都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健康的夫妻之情、家庭关系。《兔罝》是写的“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当时一个猎人能够成为公侯干城，可见从王者的家庭已经进入到其所行化之地。这些人民一是非常勇武，二是能保卫国家。下面的《芣苢》《汉广》《汝坟》都是行化到了地方。古代说仁义教化百年而后行，《召南》几乎都是跟《周南》对应的，《鹊巢》对应《关雎》，《采蘩》对应《葛覃》，《驺虞》对应《麟之趾》。朱熹解《诗经》的体系中，将《周南》和《召南》二者相对应，皆着眼于文化王之化。当然国风以后，很多诗是抱怨的、讽刺的、批判的，他就认为是辩风和辩雅。因为进入东周，东周国势减弱，天下礼崩乐坏，看到讽刺不好的现象，也会让自身警醒，通过警醒让自己的修养更好，这也是着眼于修身的方式。

第五，《诗经》的教学之用。传统经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于教学，不仅是孔子，周礼·大司乐》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武》。” 乐语、乐舞、乐德都包含在《诗经》内。当然，孔子也是以诗教弟子，《论语》里记载了很多孔子与其弟子们读诗的讨论。比如在《论语·学尔》里，子贡就问孔子，一个人如果穷的时候不谄媚别人，富了也不骄，是不是很好？孔子说可以，但是还不够好。真正好的是什么呢？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就是穷的时候内心充实快乐，富的时候好礼，想不到贫富差别的问题，这才好。所以子贡引《诗经》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说我跟老师一说，老师就给提出了更高、更好、更完备的要求来，这样我就可以不断砥砺，更完美，这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们都可以通过修身，把自己塑造得更完美。

第六，《诗经》是博物之学。孔子说：“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内容丰富了，几乎囊括了当时的所有方面，包括人文和自然方面。我们通过学习《诗经》，可以认识很多东西。有人统计过，《诗经》说到的草有105种，木75种，鸟39种，兽67种，虫29种，鱼20种，其他日常器用物约三百余种。自古以来有很多研究《诗经》的名著，最早的是晋代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通过读《诗经》，可以学到很多博物学的知识，在当代这被看作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现在小孩子通过学《诗经》就可以认识到很多动物、植物，我们可以边带他们去植物园、动物园边去学《诗经》，这样《诗经》也会变得很生动。

 

作为文化元典的《诗经》

在现当代文化体系中，《诗经》的经仍然有很重要的份量——文化原典，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诗经》是民族开辟的史诗。《诗经》里面包含了我们民族早期的文化，是民族开辟的史诗。先说周，《诗经》通过这六首诗详尽地叙述了周创建、繁荣，包括《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都收于《大雅》，叙述了从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伐纣胜利的周人建国的重大事件，后稷、公刘、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六位英雄祖先。《生民》叙述了周始祖后稷的降生和贡献；《公刘》叙述了公刘领导周人由邰迁豳的过程；《绵》叙述了古公亶父率周人迁居周原的过程；《皇矣》叙述了太王兴邦，太伯王季让国和文王受命的过程；《大明》写的是文王奠基，武王灭商，至此周王朝建立。《诗经·商诵》也叙述了商早期的传说。我们可以把《诗经》视为中国的“圣经”和“荷马史诗”，一个民族开辟的历史在这里面用诗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第二，《诗经》是最重要的文学原典。白居易《与元九书》里说：“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所以，诗是文学史的起点。翻开中国文学史，你会发现，中国文学史的每一次新变化都是以回到《诗经》作为口号或号召的。《诗经》成为文学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文学变革不竭的源泉和动力。从汉代兴起了诗，有了“建安风骨”，这个风骨就是从诗而来的。南北朝之后，唐朝诗歌兴盛时，也是号召回到《诗经》这样一个起点。 所以李白说“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总结起来 ，《诗经》所表现的不是单纯的吟风弄月，而是关心当时的社会、人情、历史、礼仪等，这样的视角给了中国诗歌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此，当诗歌发展到瓶颈，走向虚无的时候，它就会希望回到《诗经》关注社会、文化、自然、人生的基础上去，所以会有回到《诗经》的举动。历来中国人的文学理论也是以《诗经》为先的，而且传统的《诗经》是诗、乐、舞合一的综合性艺术，因此她对中国的音乐、舞蹈有广泛的影响。

第三，《诗经》是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化典籍。《诗经》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些基本精神的成型过程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可以说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体现，比如爱国爱家的乡土情结，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孝为本的伦理观念，礼乐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而而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精神在《诗经》里都有充分的体现。因而，这就使它成为了一部具有中华民族精神原薮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这是中国后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首先，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之后，各种经书籍都被烧毁了，可是《诗经》在经过“秦火”之后保存得最好。因为当时的《诗经》是背诵下来的，所以《诗经》本身还在。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存先秦古籍，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玉，字字可宝者，《诗经》其首也。”《诗经》是最可信的元典。其次，从经学角度来说，《诗经》在经学里是最可靠的经典。经学是传统学术的主流，不了解经学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读完《诗经》可以奠定我们了解其他任何中国学术的基础。再次，《诗经》具有非常高的语言价值，可以说《诗经》是当时华夏各民族的雅言系统。据统计，《诗经》有3900多个单音词，5000多个词，这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先秦汉语的代表。不仅中国人通过《诗经》来研究语言，国外的学者们也都通过《诗经》来研究我们的语言，比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诗经注释。第四，《诗经》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周代社会文化最可靠的史料。“六经皆史”。现代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都要从《诗经》中取得可靠的材料。最后，《诗经》体现了当时的人类生活，它所反映的民俗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整个世界民族由原始走向文明的过程。所以，《诗经》的人类学意义现在也很受重视。著名人类学家葛兰言从人类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对整个东亚或者说世界汉学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诗经》也是世界文化元典。《诗经》不是我们独享独有的，早在唐宋时期，《诗经》就已经成为东亚文化圈共同的经典。朝鲜、日本都把《诗经》作为当时士大夫官员必读的经典，11世纪以后的越南也是如此，甚至以《诗经》考试。到了17世纪，《诗经》通过传教士传到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英译本的《诗经》就有几十种。《诗经》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因为它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太丰富了，世界上所有大学讲世界文学或东方文化，都要研读《诗经》。《诗经》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有一个美国学者曾经把美国学者把《诗经》与古希腊史诗、英国莎士比亚戏剧并列，认为是世界古代文学史上三大杰作。所以，《诗经》不是我们独有的，全世界都在读《诗经》，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也是共同的文化元典。

综上所述，对于《诗经》的阅读，百年以来其实是有所偏向的，对《诗经》的文学性和文本语言的研究成就非常大，成果非常多。其中，在重视文学性的前提之下《国风》的研究更被重视，而《雅》和《颂》研究得较少，不大被关注。在《国风》里，那些被认为是劳动人民之歌的内容被研究得更充分。《诗经》是诗和经的结合，《诗经》作为经典的部分，所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极大，文化份量极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原型和文化元素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获得丰富的文化宝藏和文化内容。所以《诗经》是诗和经的结合，我们既要重视诗，也要重视经的方面，全面学习是学习《诗经》最好的方法。在当下，我们特别应该注重其作为“经”的意义，应该更多的去继承传统的经的方面，把它于现在已经取得的诗的方面的研究相结合，来更好地发挥这部文化经典的伟大文化意义和世界性的文学意义。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责任编辑：叶其英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111/9817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