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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

2018年01月19日 18:29

王昊　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一、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深刻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过多或过少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人口数量过多时，如果人口增速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速，人均收入就会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而人口数量过少会造成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人工成本就会提高，经济竞争力会下降；第二，青壮年劳动力会减少，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不足，经济缺乏活力。

人口年龄结构也会深刻影响经济发展。无论是人口个体还是人口总体，都有一个精力最旺盛、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个人容易获得成就，国家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对于个体来说，人的才能和技能增长最快的阶段是25岁到45岁之间，在人文社科领域创造力比较旺盛的时期可能会推迟10年左右。据研究，人的衰老从26岁开始，到38岁时衰老就开始加快了，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的精力和才能增长最快的时期就是这一段时间。

一个国家的青壮年人口占比越高，经济发展越有活力；青壮年人口占比越低，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降低劳动生产率。人的智力和体力随着年龄不断增大而提升，到了45岁以后会下降，此时劳动力生产率也会随之降低。第二，影响技术创新。劳动力年龄越大，创新性智力会衰退，会影响其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第三，降低劳动力流动性。人的年龄超过45岁或更大的年纪以后，他的流动就比较困难了，流动性越低，资源配置效率就越低。第四，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财政收入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老化，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就会增加，相应的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二、京津冀正处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红利时期

京津冀地区在“十五”规划之后发展比较迅速，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社会就业人数增长率的增长拐点。这个拐点形成的背后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原因是京津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们对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向好预期。

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两件大事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影响非常大：一个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另一个是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两件大事对北京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5年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发展战略，滨海新区还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发展日新月异，带动了天津的发展。

再看河北，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启动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京津冀区域发展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河北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增速，京津冀自“九五”时期起就开始进入高速的发展轨道。“九五”“十五”“十一五”这三个时期，北京、天津、河北的GDP增速同时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这在京津冀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可以说自“九五”时期起，京津冀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又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区。

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拐点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我国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主要包含两点：第一，依靠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工业是城市发展中的基础部门，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高，就引起农村中的农民不断向城市流动，促成城市化过程。农民向城市的不断流动还会产生巨大的居住需求。第二，政府通过提供居住用地，依靠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得财政收入以支撑城市建设，促进工业化。这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特有模式，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比较大。比如，“十五”时期以来，北京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依赖度大体在55%到60%之间（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6》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更为迅速。根据统计，美国的城市化率由20%增加到57%，大概耗时80年，而中国城市化率由20%增加到57%，只耗时约35年。因此，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京津冀地区“十五”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形成拐点的一个根本原因。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利用现阶段的人口红利

京津冀大量外来人口的增加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口大量的向北京和天津集中，带来了京津的交通环境、生态环境，资源方面的承载压力；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年人口向北京和天津集中，使人口总数中的青壮年人口占比扩大，有利于京津冀社会的转型升级。外来的人口基本都是以青壮年为主，北京、天津和河北正处于青壮年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在青壮年人口占比比较高的情况下，有利于政府进行产业升级和改革，实施各种发展措施。京津冀自然人口增长率正处于一个优势的阶段，但是京津冀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这种拐点上升的优势是不可持续的。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1987年达到最高，然后开始下降，这种趋势是短时间内甚至几十年内都是难以改变的。我们来推算一下，1987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2032年已经45岁了，1987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有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将造成在2032年之后我国的青壮年人口占比会比较快速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冀的发展一定会受到青壮年人口占比趋势不断下降的这种影响，所以京津冀要充分利用现阶段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挖掘自身潜力，夯实发展基础，推动京津冀社会经济顺利发展。我们需要做好以下这三个方面：第一，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的结构体系，创新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第二，消除劳动力的流动障碍。第三，推动民企的发展和国企的改革。

第一，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结构体系。在京津冀协同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利用人口资源丰富且年轻人占比较高的良机，完善城市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京津冀城市群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经济联系比较弱。大多数的城市和北京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与天津的经济联系就减了一半，而与石家庄的经济联系就进一步缩减了，与唐山的经济联系就更弱了。第二个弱点是城市结构不完整。城市结构体系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世界级城市群就是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形成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城市生态系统，大中小城市呈现出金字塔式的分布结构，这样的城市生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但是，如果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中间有断层，那么城市的生态平衡就会受到破坏。在京津冀地区，在超大城市与大中小城市之间存在一个断层，缺少一个500万到1000万的特大城市。而城市群的规模结构不完整就制约了城市群的功能发挥和健康发展，就像一个生物生态链一样，中间缺了那么一环，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随着雄安新区周边地区的人口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人口加速向雄安新区的转移和聚集，未来雄安新区人口规模随着雄安新区的不断发展壮大有可能达到500万，它可能成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消除制约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北京要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把城市核心区以及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医疗、教育的资源向河北疏解。河北要加快改革做好配套服务，促进各个项目的落实。要以雄安新区的设立为契机，促进区域的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要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三地人才的共享机制；要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协调、制度衔接和服务贯通，逐步建立京津冀区域科技和人才信息共享、人才自由流动、人才培养合作的新机制。

第三，要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企业，所以经济转型的根基就在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抓住时机发展民企。政府要积极为民企发展创造条件，现阶段人口的数量和年龄结构都处于非常有利的时期，这是改革最好的时机。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两者结合起来。京津冀企业改革难点之一就是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安置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会释放比较多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安置和转移需要依靠民营企业的发展来吸收。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会降低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因此，在现阶段，政府需要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提供更好的服务，促进民企的发展。

二是在促进民企发展的同时，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我们既需要扩大需求来寻找出路，更需要从供给侧这个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里面有两个途径是需要予以重视的：第一，要加强企业之间的并购、合并、重组。并购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途径。并购重组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不仅是化解产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许多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所需要的技术，促使企业转型升级。第二，我们更要积极推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结构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股权结构中，国资非国资互相出资入股，尤其是可以以优先股的方式进行入股。这种以优先股的方式进行入股的方式，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是有利的。其次，要重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中，董事会成员的组成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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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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