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两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两论”80周年之际，一起学习这两篇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很有意义。

一、“两论”的写作背景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同志“两论”的写作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在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世界走向工业化、生产力高速发展之际，中国因为落后的思想和制度，陷入了挨打的境地。从此，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沉重的历史课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理论和道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一次次的尝试，付出的是血的代价，得到的是深刻的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封建改良主义、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资本主义等思想和道路，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正是在“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有志之士在黑暗中看到了远方的灯塔，有了新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送进中国来了，但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呢？这又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处在一个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泥沙俱下。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样也是十分庞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当时，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激烈论争。如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人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这场论争从本质上说，是一次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需不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五四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论争过程中，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土壤。

尽管这时候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很有成效，但带有着明显的幼稚性、机械性，主要表现：一是宣传还处于零星的翻译层面；二是多为通俗的普及读物；三是作为政治思想理论简单介绍，而没有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这样，大多数人因为既没有条件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不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因为缺乏在中国的实践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深不透，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这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犯教条主义的一个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性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成功和失败中开始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进行理性思考

二十世纪前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有共同性、普遍性，又有差别性、特殊性。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就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课题是之前的革命者没有回答好的一个时代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课题。共产国际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很好的指导。刚从襁褓中走出、迈向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使我们党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认识感觉“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这推动着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深刻思考，并以此为指导，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三）经过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从哲学层面进行总结、论证、升华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

我们党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党内在理论上与“左”右倾错误进行斗争的历史。“左”右倾错误的实质，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压制工农运动，进行阶级调和，提出“二次革命论”，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结果，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其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是过分地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而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地位作用，导致在实践中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则是既不懂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不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不作为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甚至苏联经验神圣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正是因为中国革命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有了实践检验和思想斗争的经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才逐渐在党内立起来，“左”右倾错误才逐渐被全党所深刻认识。这时候，从哲学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进行总结、论证、升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清算曾经严重危害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以及批判错误思想路线的各种世界观，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阐述中国革命应选择的道路，指明中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就水到渠成了。而“两论”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哲学和政治任务。

1935年遵义会议，我们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由于红军长征，战事紧张，虽然对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没有时间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进行彻底的解决。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长征途中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政策和策略上思想不统一，教条主义抬头。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避免出现类似前两次的失败呢？这在客观上也迫切需要我们党从哲学上做出回答，以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指导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这样一个哲学著作。

（四）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充分地实践和理论思考，形成系统哲学思想的主观条件已经具备

“两论”也是毛泽东同志本人长期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的理论升华。他从1921年到1937年经历了16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领导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役战斗，经历了与“左”右倾错误政治路线的斗争，受到过排斥打击，斗争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又非常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这也是一切革命导师的共性特质。

毛泽东同志思考问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认为凡是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且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著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著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精神。

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理论思考和概括。他分别于1935年的12月和1936年的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一步地发展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

由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毛泽东同志开始大量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相关读物，并从哲学层面思考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还组织了在陕北的一些著名的学者，组成哲学研究会，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学习哲学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他把学习扎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扎根于中国大地。二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他的著作都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正是在这些理论准备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不断地系统化、理论化。

 

二、“两论”的历史贡献

“两论”分别从实践和矛盾的范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中国化的论述，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基本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两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确立，进入成熟阶段。

第一，“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表现在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实践论》指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回到实践中去验证和发展，这样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矛盾论》则是重点解决如何认识矛盾这个问题。我们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就可以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怎么分阶段、不同阶段的任务是什么。这些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特殊矛盾、主要矛盾、根本矛盾以及矛盾的转化等哲学理论来解决的。可见“两论”的结合，完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二，“两论”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在“两论”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概括。

在实事求是方面，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灵活运用。

在群众路线方面，强调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在独立自主方面，提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第三，“两论”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质的飞跃。之前的哲学思想，一个特点是就某个方面进行论述，另一个特点是就解决具体革命问题进行论述。“两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对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升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新高度。

第四，“两论”对毛泽东同志之后的论著起着基础性作用。如《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所有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都是对“两论”的运用、发展和具体展开。

“两论”及1942年开始的在全党进行的延安整风，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全党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高度的团结统一，凝聚成磅礴力量，一举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确立的、列宁发展的，其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哲学笔记》等，为人们构划了一个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框架。“两论”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

《实践论》从现实出发，对社会实践进行分类，提出物质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有三种基本形式：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种分类有助于同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实践论》详细阐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联系，提出两个飞跃的原理，同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使列宁提出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更加具体化理论化。《实践论》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关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真理是具体的”思想；《实践论》关于“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论断，使列宁“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思想更加具体深化。

正是以上这些贡献，“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950年12月《实践论》发表后，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前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

 

（三）彻底批判了“左”右倾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在经历了革命曲折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转化过来，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有力地说服；对于在实践中认识到了危害的同志，也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揭示，以达到彻底的目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少犯类似的错误。实践证明，觉察到了并不等于立刻理解了，只有从思想上看透其本质，才能深刻地认识到危害性。

《实践论》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批评了教条主义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东西，不注重实践，不考察实际情况，在认识论上颠倒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不承认“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对于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主观和客观相分离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是由于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思想落后于实际。他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思想脱离实际。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矛盾论》从唯物辩证法主要是对立统一观上揭露了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了教条主义者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强调，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而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各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两论”从总体上揭示了教条主义者的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揭示了教条主义者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知与行相背离的根本特征。从而彻底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

（四）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革命面临的矛盾非常复杂。在有些国家，革命的任务可能就只有一项，或是反对阶级剥削，或是反对民族压迫，而中国革命却面临三大任务，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这就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把握无产阶级革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掌握斗争方法。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指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性，也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等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开创出来的，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两论”的现实意义

“两论”虽然写于80年前，但是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具有普遍意义。今天学习这两篇著作，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两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两论”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准确抓住时代命题，抓住时代的重大问题、主要矛盾，作深入分析和系统回答，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古老而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当前，我国正处于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关键时期，处在由大向强迈进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新特点。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同时，也积累和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有过去长期积累而成的矛盾，也有在解决旧矛盾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从特点看，这些矛盾问题是深层次、体系性的矛盾问题，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所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牵扯，具有很强的关联度，是“问题风险综合体”，以至于解决一个问题，往往要牵扯一系列问题，甚至全局。

面对这些问题挑战，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大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力量，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学习教育，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坚持哲学的真理性，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政治优势。

从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党整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广泛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可以说，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当代中国发展变化更加迅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哲学理论学习，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把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三）努力掌握锐利思想武器，切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不限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特点。

“两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学到观察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而且可以学到如何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现在很多干部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我们要把“两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这一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发展动力、全面依法治国这一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保证有机联系、科学统筹起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体现了全面、联系的观点，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体现了统筹兼顾的要求。落实好这一战略布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增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既要在每一个“全面”上下功夫，又要在科学统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整体上下功夫，使之共融共通、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我们要把“两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上。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体现了党的唯物史观和矛盾运动的规律，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我们要把“两论”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上。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仅需要有思想自觉，更要有能力自觉；不仅要明确任务，更要有完成任务的“桥或船”。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就是为了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两论”的哲学思想，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明确了方向、思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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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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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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