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认识西方民主的真实——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

 

西方没有2000年民主传统

本刊记者沈聪（以下简称记者）：钱教授，您好。西方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特定的含义，请您先谈谈什么是民主？

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以下简称钱乘旦）：按照一般的理解，民主是所谓“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也就是君主制；第二种是“少数人的统治”，也就是贵族制，或者说是精英制、寡头制；第三种是所谓的“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这就是民主。

迄今为止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两种民主形式，第一种是古典民主，就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第二种是现代民主，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范围内、以代议制形式存在的民主。

记者：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发源于古希腊的城邦雅典。请简述一下古典民主的历史。

钱乘旦：古典民主也叫城邦公民民主，它发生在古代希腊这块土地上。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古希腊出现许多很小的政治实体，叫城邦。城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地域狭小。后世的人经常会把雅典和斯巴达拿出来作为希腊城邦的典型来讨论。古典民主基本上通过这样几个机构在起作用：一是执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二是议事会，负责政务，相当于现在的政府；三是公民大会，一切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参加、参与讨论城邦事务。斯巴达的制度比较精英化，权力比较集中。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局是雅典被打败了，斯巴达却胜利了。战争的结局造成了希腊思想界一边倒，许多人说雅典的制度不好，斯巴达的制度反而好了，其影响不仅在那个时代起作用，而且在以后一千多年时间中都起作用。雅典不仅在战争中被打垮，自身的制度也发生变化。它丢掉自己的民主传统，转而实行僭主制。最后，希腊北方一个叫马其顿的地方，征服了整个希腊。这以后，亚历山大登场了。他带着由整个希腊组成的军队打向东方，一直打到印度河边。亚历山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君主，古典民主就此结束了，以后再没有恢复过。

而罗马起先是一个城邦，后来变成一个共和国，再往后，就变成一个帝国，领土越来越大。历史的事实是：古罗马似乎是人类政治制度的试验场，它有王政，有僭主政治，有共和制、贵族制、帝制，也有强人政治和军事统治，人们想得到的政治制度在古代罗马都出现过，唯独没有民主制。

记者：西方人说：雅典的制度是永恒的，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延绵不断。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钱乘旦：不认同。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在西欧封建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主权被分割。在这样的政治结构里，在领地和庄园里，领主是他这块领地上绝对的主人，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完全谈不上民主的权利。按历史学家的说法，西欧这种状态大约延续了一千年，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说的“黑暗的中世纪”。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包括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这些变化使西方迅速追赶并超过了东方。西方崛起的第一步，就是依靠专制主义王权（absolute monarchy）来统一国家、消除分裂的。专制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支撑点、以高度集中的权力作为统合手段的新型国家，它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是大家所知道的“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回溯每一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几乎都经历过专制主义阶段，早起步的国家早经历这个阶段，晚起步的国家晚经历这个阶段，不经历专制主义的地方不形成现代国家，晚走一步，就比其他国家落伍许多。

我们梳理了从古希腊到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西方历史，跨度从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800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可以称为“民主”的时期只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公元前404年）这一段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存在。大家可能感到惊讶：完全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西方有2000年的民主传统！

西方现代民主的历史只有89年

记者：如您所述，自公元前4世纪以后，民主就在西方丢失了，一丢就是2000年。那么现代民主的源头在哪里呢？

钱乘旦：丢失的民主是古典民主，它和现代民主不是同一个东西。现代民主不是从古典民主发展出来的，它的源头在中世纪。

专制国家出现的时候很有道理，因为它帮助西方走出了封建状态，走进了现代；但它又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以民族的代理人自居，却剥夺了民族的权利。这是专制主义的悖论。为了扭转这个悖论，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这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缔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叫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王位是被保留的，不像克伦威尔时期那样把王权推翻；但国家的权力中心转移了，转移到议会手里，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议会取得国家主权，这是英国的创造。

记者：很多人以为有了议会就有民主，议会统治就是民主制。您认为呢？

钱乘旦：这是一种误解。议会只是一种形式，它可以在任何制度下发挥作用，为任何制度服务。英国的议会在13世纪末就形成了，发展到“光荣革命”，经过大约400年的演变，议会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但议会的角色却不断变化。在封建时代，议会是等级君主制的议事场所；在专制时代，议会是专制王权的统治工具。英国的都铎王朝是一个专制的政权，却通过议会进行统治。这个政权非常有趣，人们通常以为议会和专制权力水火不相容，但在都铎时期，议会和专制王朝却水火相容。议会反抗王朝的统治是在斯图亚特时期，那个时候，议会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是革命的大本营。复辟以后，议会再次成为王朝的工具，但后来又发动“光荣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制度。由此可知，议会是英国历史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希腊、罗马的继承人。

“光荣革命”以后，议会成为权力的中心，但民主制度并没有到来。“光荣革命”解决了一个人统治国家的问题，但创造的是“少数人的统治”，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精英的统治或贵族的统治。“光荣革命”之后的150年是典型的贵族时代，在英国，就是几十个大贵族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

恰恰由于“少数人的统治”，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长期以来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产生了两个新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一个是工业家—企业家—资本家集团，他们构成资产阶级；一个是穷人—受苦人—打工者集团，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是工人阶级。这两个集团都反对贵族政治，要求进行变革。

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旧制度终于开始变化。这个过程在英国历史上叫议会改革，从1832年—经过总共5次议会改革—到1928年，英国实现了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职业、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的平等选举权，现代民主制度也在英国最终确立。1928年离现在多少时间？只不过89年！这就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真实年龄。

美国的制度和英国的制度相差并不大，美国有议会（“国会”），国会包括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有国家元首（“总统”），还有几乎和英国一样的司法体系（“普通法”）。但是英国有国王，美国不要国王；英国有贵族，美国不要贵族；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只有“英国宪政”（British Constitution），美国制定了一部宪法，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美国与英国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让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彼此对立、互相制衡，这叫“三权分立”；英国的三权是不分立的，它们融合在同一个议会之内。

作为一个新的国家，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它必须有合法性。就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而言，它们都不存在合法性问题，这些国家的合法性是由历史赋予的。美国人认定：是人民给了这个权力，人民把权力交给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既然得到人民的授权，就可以行使这个权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决定这个国家今后的命运，同时也决定国家范围内人民的命运。古典民主由公民直接行使权力，代议制却是由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人民！这种合法性理论是由美国人发明的，这个发明就奠定了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础——所谓“代议制”民主。 从这时起，民主的内涵（“多数人的统治”）和民主的实践（“代议”）就分手“拜拜”了。

 

西方代议制的最大悖论：理念与现实背离， 原则与事实脱节

记者：现在有一些人把西方民主体制推崇为世界典范。您怎么看？

钱乘旦：看西方的选举制度，如果说代议制的合法性依据是“人民授权”，那么运作原理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仍然以英美为例，看看“人民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简单地说，英国议会选举采用“领先者获胜”的原则。英国现在有600多个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一名下议院议员。假设某个选区有5名候选人、100个选民，每个选民都投了票，经过激烈的选战后，候选人A得20张票，候选人B得20张票，候选人C同样得20张票，候选人D只得到19票，候选人F得到21张票，那么，得21票的候选人F就胜出了，他成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议院议员。这就是“领先者获胜”。但问题来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怎么体现呢？我们知道他只得到21票，是个明显的少数，不投他票的有 79人，他们才是多数；可是另一方面，他得到的票比其他候选人都多，所以也是个多数，叫“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讲到这里，大家发现西方人很会制造概念，相对多数明显违背多数原则，然而只要“相对”一下，就变成多数了。假如，在整个英国600多个选区中只有这个选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其实不大；但如果在几十甚至一两百个选区中都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就大了。换句话说，选出来的这一届议会，不是由多数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少数选民选出来的。少数选民选出了一个多数的议会，这个议会组建一个多数的政府，这届政府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统治。

美国的总统选举采用选举人制。一个选区选出的选举人，哪一个党占了多数，这个党就“通吃”，把所有选举人都归到自己名下；当一个州各选区结果都出来后，哪一个党得到了更多的选举人，这个州的全部选民就都归这个党了；然后，再用同样的办法到全国去计票。这种“通吃”的办法有可能使少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变成由“多数”当选的候选人，再用多数的名义进行统治。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意大利这些地方采用比例代表制，就是根据大选中每一个政党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议会席位。然而现实却是：参加竞争的党派会很多，选票会很分散，没有哪个党可以获得多数选票，于是只好组建联合政府，让参加政府的各党选票相加总和可以超过50%，以保证“多数”原则得以实行。但这样的政府是很不稳定的，党派联盟很容易破裂，政府更迭非常频繁。

“相对多数”能确保在选举中产生一个“多数”，尽管这个多数有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相对多数”把选票集中在两个党手中——所谓的“两大党”，其他党派、其他政见、其他选民早就被排除了，尽管这些“其他”加在一起，可能是真正的多数。所以，理念与现实背离、原则与事实脱节，是代议制民主的最大悖论，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解决。

民主不是万能药，民主又是个好东西

记者：您认为民主的功能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

钱乘旦：要知道民主能做什么，首先要知道民主不能做什么。

第一，有人说，有了民主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其实，民主制度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相反可能是腐败的温床。雅典的政治其实是很腐败的，尤其在伯里克利时期，当时有公民大会，也有500人大会，并且都发挥实质性作用。但一些精明的人拿钱去收买大会的成员，让他们按自己的旨意行事。通过收买，精明的人就能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比如制定某项政策，或者罢免某个官员。与此相似，英国的“旧制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买选票，贵族们花钱，让选民按他们的意图投票，选出他们指定的人。在韩国，不少总统上台时都以反腐败开始，然后又因腐败被赶下台，等等。无数事实说明，民主不解决腐败问题。解决腐败问题的是法治，是严格的法的约束，以及社会的监督。

第二，有人说，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英、法最早发生工业革命，原因是有民主制度。这是不对的，完全说反了。前面说过：由于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被改变了，这样才产生了民主的要求。因此，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没有工业革命，是没有现代民主化进程的。看一看世界各国的历史，工业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既非一个人统治又非多数人统治的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第三，有人说，民主是和平的保障，民主国家不发动战争。这是西方人为自己辩白。伊拉克战争是谁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是谁发动的？越南战争是谁发动的？相关的例子多得很。

第四，还有人说，有了民主就有法治，首先要民主，才能有法治。但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还以英国为例。英国大宪章的实质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依法办事，国王也要遵守法律，所谓“王在法下”。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到英国革命推翻专制王权是430年，到“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是470年，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走向民主化是60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里，法治始终被看作是英国最宝贵的传统。任何游戏都要有规矩。民主也要有规矩。只要有一人不守规矩，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民主、什么是坏民主。“好民主”的前提是高度的法治，“坏民主”发生在没有法治、或法治不健全的地方。香港的 “占中”行为就非常危险，因为它企图超越法治；台湾的所谓“太阳花学生运动”已经破坏了法治的根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难以估量的。

但如此一来，民主还有什么用呢？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要解决的是与政治权力相关的问题，即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更替。按照民主的制度安排，人们只要按规矩出牌，就不必用暴力手段解决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政权更替。

第二，民主提供了一个出气口，让民众泄愤。民主的出气口就是每个人手上的一张票。不满意就不投他的票，气就算出过了，情绪也发泄了，尽管这张票事实上没有用，不满意的那个人还是当选了。不过那也没办法，民主的程序就是这样。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确立以后就趋于稳定了，在此之前常常是动荡不定的，甚至有溃乱的风险。

第三，在理论的层面上解决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即“权力是谁给的”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也有其他合法性来源，比如武力打天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权力更替的方式是非常暴烈的，总是对社会造成破坏。世袭制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然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了。相比之下，民主的合法性更契合于现代的理念，所以它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价值。

尽管说民主解决不了很多问题，但有这三个用途，就已经很好。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建设民主。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

记者：借鉴历史，应如何建立适应我们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

钱乘旦：西方的模式建立在西方的土壤上，搬到其他地方就水土不服。21世纪，西方用武力推行它的“民主”，结果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都陷入动荡，“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阿拉伯之冬”了，惨痛的教训已经警示了世人。非洲很多国家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模式，结果造成部族混战、国家动乱、生灵涂炭。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是建设出来的，不是拿过来的；民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民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希腊城邦的公民民主。尽管如此，他已经指出了古典民主的重大弊病，就是混乱。现代西方的代议制度克服了混乱，却背弃了古典民主的基本原则，即“多数人的统治”。我们这样来考虑问题：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贵族制（寡头制）也是一种权力向上的政治结构，权力一层一层向上负责，最终集中到一批人手里。民主却是权力向下的，国家的每一个层级都对人民负责，人民则监督国家机关。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可以创造出很多具体形式。

代议制民主并非一无是处，它的作用仍然显著，但是，可否设想一种更高层次、更贴切的民主，让人民由被动选举变成主动检查？我们可设想一种 “考核的民主”。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干部考核是由组织部门进行的，基本上是领导检查下级的情况。可以设想把领导考核和群众考核结合起来，让群众参与干部考核；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政府的工作作出评价，得不到群众认可的官员，应该离开领导岗位。官员向群众负责，而不仅仅向上级负责，这就把权力的指向扭转过来了，官员们应该意识到，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

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西方代议制应该不是标准的版本，也不是唯一的版本。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让人民参与制度设计。民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积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完善。如果说西方社会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酝酿民主化，那么经过150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初步完成这个过程。美国到1970年，民权运动告一段落，才走完民主化进程。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注意，民主建设需要有法治的保障，在法治保障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能在中国得以完善。

责任编辑：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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