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分不开的，是同他们不断破除旧思想的束缚，不断追求理论创新分不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受他们家庭影响和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是他们个人勇于社会实践和勤于理论探索的结果。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的转变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坐落于摩塞尔河谷的特利尔城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担任过特利尔律师公会会长，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少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和坚强信念”的人，性格刚烈、粗犷，行事果断，说话铿锵有力并伴随着手势。对于志同道合者，他总是能够很好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对于论敌，他善于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辛辣的讽刺。他忠诚老实透明，厌恶虚伪，心胸坦荡，表里如一。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确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看做自己一生的主要特点。 正是这种勇于斗争、坚韧不拔的个性，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伟大成就。

1830—1835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语言和写作能力过人，显露出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坚持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学专业学习，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当时黑格尔思想的中心。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的还是法学，但他更爱好哲学和历史学。这一期间，马克思逐步摆脱最初信奉的康德（Immanuel Kant）与谢林（Schelling）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完全在黑格尔思想的笼罩下。德国学者海姆在描述这一“黑格尔时代”的情形时写道：“那时全部学术都从黑格尔的智慧的丰盛餐桌上得到滋养；那时一切学科都为哲学学科服役，目的不外是想从绝对者领域的最高监督以及著名的辩证法的无所不通的威力那里给自己弄到一些东西；那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就必定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愚人，一个落后的和可鄙的经验主义者；那时人们都认为，国家本身所以在不小的程度上感到安全和巩固，正是由于黑格尔老人已经论证了它的必然与合理；而且那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不信奉黑格尔的学说，这在普鲁士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的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罪过。”　1937年4—5月，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修养期间，阅读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和他的学生的一些著作，被黑格尔思想的宏大和辩证法的精妙所吸引。他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并很快享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推崇。布鲁诺·鲍威尔称他和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学术生活“充满精神上的乐趣” 。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耳”，是自己和鲍威尔的思想源泉。赫斯更是把马克思推崇为“当今活着的唯一的哲学家”，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体。

显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哲学，不过不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哲学，而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然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又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水平。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完成于1941年3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地研究“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未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私有制看做是无需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看做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做是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恩格斯针锋相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足在于，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私有制的批判主要侧重揭示其反人道性。

 

二、唯物史观的发现过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世界观的首次理论探索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通过法哲学的批判解决，而必须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深入到经济学。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于1844年4—6月的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而这种“经济事实”就是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异化劳动概念是《手稿》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无论是对哲学、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建立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

“异化”一词的原意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是在人的权利的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表示人们自愿订立契约，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黑格尔第一次从哲学上规定了异化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主体活动的结果成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异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绝对观念”自身。可见，黑格尔讲的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以人和自然为对象。他讲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并崇拜上帝，受上帝支配。只有消灭宗教，让异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返回人自身，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不是精神的异化，也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因而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基本表现和基本内容：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这两个概念。生产者通过劳动创造出物质产品，这是劳动的对象化。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对象化过程。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又是劳动异化过程。黑格尔没有区分异化和对象化概念。

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同劳动者相异化，是因为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活动，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前两个异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创造物质产品而得到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于是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 这表明，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 。

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可见，马克思并不满足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说明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而是进一步用因果关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是，对于作为私有财产原因的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未能解决问题。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人的劳动的必然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既是私有财产的结果，又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变异化劳动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就把异化劳动理论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虽然坚持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人本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使得共产主义的论证具有哲学人本学的色彩。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从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必然性。

首先，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不过，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各个国家相互影响，某一国的历史冲突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才发生。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足以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引起历史冲突的矛盾。

其次，共产主义不是地域的历史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逐步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引起了各个工业国家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这种时代，“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思想后来在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再次，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异化消灭了的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消灭的社会。这一切，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

最后，共产主义是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总的概括就是：“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

 

三、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32年才正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初步的系统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哲学的贫困》：科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阐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平等是我们的唯一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他认为，历史就是永恒理性消除不平等而达到平等的历史。他不满意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大资产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矛盾百出的，这种经济体系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做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蒲鲁东把自己写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自己经济理论的著作命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笑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内容是极其贫乏的，只不过表明它是一种哲学的贫困。这样，马克思把原来蒲鲁东的讽刺的说法倒过来用于讽刺蒲鲁东本人，命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主要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后来认为：当时“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阐述。蒲鲁东把平等看做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认为经济学范畴是永恒的平等观念的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学范畴的体现，人类历史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经济范畴演进的历史，是永恒理性不断克服不平等而逐步实现平等观念的过程。蒲鲁东在经济学研究中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蒲鲁东根本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

其次，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阐述。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 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作为其抽象反映的经济范畴，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理性的特性，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马克思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规定了它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蒲鲁东把平等或公正不仅看做是人的理性的永恒原则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看做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例如他从公平原则出发，抨击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奉为自然前提的财产所有权违反公平原则，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口号。他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罪恶，提倡建立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没有货币的公平的劳动产品交换，就是因为前者违反了公平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同以抽象的理性或善恶观念为尺度一样，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一种主观的尺度和标准。它要求历史应该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它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平等和善恶观念虽然是衡量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尺度，但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应该是历史规律，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第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种理论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二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主要理论根据。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各种人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共同特征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变的人的理性或自然本性基础上，用是否符合人的理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赞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尺度。

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看法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把未来共产主义看做是一种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现实的运动，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仅仅是原则性的，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处于经常的变化和改革之中；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从头脑中想象出一种符合人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并详细地加以规定和描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一方面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的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看做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诉诸局部的共产主义实验，或者诉诸道德的呼吁，总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在这以前，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加速了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

第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局限于工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运动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载体，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武器。从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其每一步发展都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转型。

第四，《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四、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的理论

1848—1852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付印，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经受了这场席卷全欧、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多彩的欧洲革命运动的检验。

对革命形势、任务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决心，进而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采取革命行动的依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革命进程中和革命失败后，总是把向群众深刻揭明革命形势当作自己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1849年底，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斗争已陆续被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引起欧洲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众贫困的加深，不可避免地将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对抗；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东方殖民地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如印度人民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都会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第一篇《国际述评》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临近的征兆和新的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他们分析了法国当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跟二月革命前相比，反动势力虽在加强，但革命力量也在日益壮大。工人的觉悟比以前高得多了，特别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由于税收负担沉重，遭到破产，消除了对路易·波拿巴的幻想，被卷入运动，投入了革命队伍，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商业和政治方面深受大资本的压迫，也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1848年的革命已经结束，革命运动已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不会迅速到来，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冒险主义分子关于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强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要利用暂时的休战时期，钻研革命理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设，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们当时预测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

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途径的进一步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取解放必须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1848年革命验证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根本思想，证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充分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高度地评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 ，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 。他们从1848年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这一事实中进一步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今后的历史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

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基本条件的科学论证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就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他们又在前述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工农联盟的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第一，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必要性。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革命，充分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离间工农关系，争夺农民，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产阶级是否同农民结成联盟，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大起义、德国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阶级力量，是进行有成效的革命的前提条件。“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 ，“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德国革命问题时，再次强调了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

第二，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的背叛和出卖，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同盟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农民的小块土地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后者只能日益成为大资本榨取和吞食的对象，使农民遭受的奴役和贫困日益加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不可调和；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 ，农民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境遇、地位和利益的共同性是工农联盟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不仅如此，随着无产阶级的崛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展开，农民会日益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

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作过专门论述。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论著中，围绕保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不断革命的根本策略原则，进一步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作了系统的论证。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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