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视域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结合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情况和新任务，高度关注当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不可分，这是由工人运动的特点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工人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健康、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才能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产物。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发展中，这种结合愈益明显。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根本问题。

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和团结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与团结。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经历的各个阶段，以及最后必然走向国际性团结联合的趋势作了详尽分析。他们指出，在起初阶段，“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并且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工人运动国际联合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们仍然为此进行孜孜不倦的努力。在革命失败后及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走向联合的趋向，并为此作出积极的准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19世纪60年代初，工人团体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加强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成为各国工人群众的共同愿望。各国工人运动出现走向国际联合的新趋势。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之中，为推动各国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小礼堂举行了由英国、法国及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也就是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人们所称的“第一国际”。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并被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第一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论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缘由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

在第一国际纲领和章程起草的最初阶段，英、法等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力图把民主主义作为第一国际的指导思想。后来，文件的起草权转到马克思手中。马克思发现，已经起草的纲领和章程既不符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结合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重新起草纲领和章程，并很快完成《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两个重要文件。马克思为维护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确立第一国际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及策略路线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在结合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认真总结了1848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实现经济的解放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指出：“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工人运动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国际工人运动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两个重大事实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一是英国工人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顽强斗争，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立法，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何对经济生活人为的干预都会导致“自然秩序”的破坏的谬论。二是“合作运动”，尤其是工人自己发起建立的合作工厂。马克思指出，这个运动证明，大规模的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资本家和雇主的参加下，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自己加以组织领导，从而证明，雇佣劳动制度最终将被历史淘汰，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繁荣发展和工人阶级日益贫困事实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并不能给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带来根本的改善。马克思指出：“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 即使在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 。工人阶级只是指望在点点滴滴的改良中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第二，工人阶级要实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争得政治上的权利。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及以后的工人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使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对政治斗争情绪消极，甚至产生了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经过社会改良的方法来达到自己解放的目的的想法。蒲鲁东、拉萨尔等人鼓吹的机会主义开始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马克思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重新强调了政治斗争的意义。马克思指出：“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不会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而且他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马克思号召：“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

第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论述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各国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大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在工人运动重新出现高涨时，他们又重申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想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并且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 。这两个重要文献还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第七条还具体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论述对以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和发展。

第一，进一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1848年以后的欧洲革命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巴黎公社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发展。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将逐步深化和尖锐，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更使无产阶级处于水深火热的处境之中。“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 。因而，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及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的连续失败的条件下，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巴黎公社革命的办法不可避免。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巴黎公社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暴力革命思想已经作过多次精辟论述。巴黎公社革命这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腥风血雨的武装较量，对马克思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始终牢牢掌握住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克思对这条经验予以高度的重视，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 。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想彻底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自身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巴黎公社革命的另一条经验就是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公社。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 。

第三，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人阶级的国家的认识。巴黎公社举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找到了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新型政治组织形式。这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最伟大的历史功绩。马克思总结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 。

第四，完善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必将遭到反动阶级的反抗，因而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

第五，进一步论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巴黎公社革命是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它本身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其中成员绝大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马克思根据这个沉痛的教训，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同时，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们对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在整个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来，没有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的斗争，因而运动惨遭镇压。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组织同盟军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理论的新探索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的策略进行了新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

巴黎公社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他们深入考察历史上的社会革命，特别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等著述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作了深刻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论证了公社建设的主要经验：人民当家作主，对国家公职人员实行选举、监督和罢免制；反对特权，一切社会公职人员的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应当成为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式并组织民族的统一等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此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想仍然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巴黎公社革命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无产阶级应该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

此后，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暴力手段和和平手段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情况有别，因此革命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夺取政权。1871年，马克思在论及当时各国革命形势时曾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目的，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获得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充分准备。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郑重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

进入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制的作用日益重视，提出了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标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突破了他们以往对普选制的认识，19世纪60年代，他们一度认为普选权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骗工具。到70年代初，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用普选权的最初战绩中，看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 ，开始逐步阐明它的重要作用。70年代末，他们进一步指出，议会斗争使工人党“有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的和不断壮大的队伍” 。

 

三、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东方社会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却日益高涨，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判断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革命的相互影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亟待解决的课题。与此同时，古代社会史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东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道路从而科学揭示社会形态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在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双重需要的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从近代追溯到古代，从现实展望到未来，从西方拓展到东方，深入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

东方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过程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研究。1853年春天，由于西方列强和沙皇俄国之间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马克思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很有兴趣，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克列姆、贝尔尼埃、萨尔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并作了摘录。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英国议会的蓝皮书和东印度公司的历史。通过广泛阅读和认真研究，马克思注意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是东方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认为印度村社的封闭、孤立使其“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 。在他看来，东方社会要改变停滞状态迫切需要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还严厉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他在考察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政策对中国国内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指出中国革命也将对英国并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但是，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社会将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将通过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探讨中，对历史上几种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通过研究发现，“亚细亚所有制”是一种比“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更原始的所有制形式，并指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自给自足是其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用以指称人类社会的最早形态。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术界对人类史前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著作。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愈演愈烈，一些俄国革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得到马克思的指导。在此背景之下，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问题，深化了有关认识，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马克思科学区分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进一步修正和深化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以后，认识到亚细亚农村公社同原始氏族公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因夹杂着私有制因素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形式，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原生形态，是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原始氏族组织，而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反对俄国民粹派将俄国农村公社神秘化、独特化的做法。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独有，西欧在遥远的过去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从当时来看，在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存在形态。在对这种农村公社历史方位的理解上，马克思借用地质变化规律来说明原始公社的演变——“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新的类型” 。由于俄国农村公社表现出较早类型原始公社所不具备的新的历史特点，特别是其所有制兼有公有和私有的双重性质，因此，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及其历史残留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这一概念用以表征人类社会发展最早阶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概念是“原始社会”、“原生社会形态”。通过对原生社会形态及其历史演变轨迹的考察，马克思对当时在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农村公社作了如下历史定位：从时间序列看，它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物；从空间序列看，它是历史的“残迹”，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

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一个以俄国为研究典型，从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固有的二重性出发，以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为前提，以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为必要条件的可能性设想。这一设想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残存的农村公社是古代公社的最新形态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条件下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的思想，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和开放性。这些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解决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当然，这一设想主要是针对当时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来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起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等具体论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看待这些具体论断，需要人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思考。恩格斯在晚年曾特别告诫向自己求教的俄国人，希望他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 。

 

四、社会历史观的多方面阐述

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完善是在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19世纪下半叶，唯物史观面临着重大问题与挑战：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能成为现实，大量有关原始社会材料的收集、整理、总结工作急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化和歪曲等等。恩格斯晚年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述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五封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原始社会发展的研究及对唯物史观论证的深化

唯物史观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时，对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原始社会结构也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历史材料的短缺和当时人们认识的局限，对人类社会的起源更多的是科学的猜想。因而，必须利用科学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面貌。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揭示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本细胞，证明了原始氏族制度从母权制进到父权制的一般进程。这一卓越发现，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和基本特征，为解开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历史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对摩尔根的重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十分详细地摘录了摩尔根书中的观点和材料，作了许多批语，补充了若干材料，打算把摩尔根的书介绍给德国读者，但马克思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为了补偿亡友的遗愿和驳斥“讲坛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分子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1884年3—5月，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结构、评语和评论，在摩尔根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全面、系统地探索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在《起源》中，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揭示了家庭、私有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阐明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对抗，剖析了国家的起源的实质，证明了国家由阶级产生、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规律。

《起源》以丰富的史实材料为根据，科学地分析了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填补了人们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弥补了唯物史观此前关于史前社会研究方面的不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新概述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批判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歪曲，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这部著作在全面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同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阐明和发挥。

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是很清楚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证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但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攻击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巴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经济派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只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攻击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歪曲。他们机械地庸俗地解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被他们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状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尤其在青年中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驳斥巴尔特等人和“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瓦·博尔吉乌斯等人写了五封重要书信，全面论述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贡献。

 

五、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文化观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科技、文艺、伦理、宗教、军事等方面，文艺观、伦理观、宗教观等都是这一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自然辩证法》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注重自然科学，虽然早在他们与以往旧哲学斗争的过程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的许多基本思想，但由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所以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阐发。直到1873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才开始写作《自然辩证法》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目的首先在于，根据充分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发科学的自然观，完成自然观方面的根本变革。其次，就是要创作一部直接同《资本论》衔接起来的著作，它不仅要揭示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且还要揭示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过程是怎样有规律地超出自然界的范围辩证地过渡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去的。再次，为了批判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潮，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攻击。虽然这部著作没有最后完成，但是却集中地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许多精湛的思想。

《自然辩证法》深刻揭示了从自然界向社会历史过渡的辩证法。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统一提供了结合点和关节点。

恩格斯考察了宗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宗教发展的规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提出宗教的发展是一个由对自然的崇拜发展为多神教，由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相联系的。恩格斯指出，统一的神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 。此外，恩格斯还论述了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全面地揭示了宗教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揭示宗教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同时，还预言了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既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归于消亡。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仍然处于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支配之下，宗教是不可能消亡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宗教才会消亡。

责任编辑：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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