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孙冬虎：从燕都蓟城到人民首都

北京城在历史上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西周初年的蓟城。《礼记·乐记》说：周武王在取得讨伐商纣王的战争胜利之后到达殷商故地，“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称：武王追思古代圣王，“褒封”尧帝的后裔于蓟；又封功臣之一召公奭于燕。这样，人们一般把“武王伐纣”之年视为燕国与蓟国的开端。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结果，时在周武王十一年即公元前1046年。

实际上，司马迁所谓“褒封”，只是来自关中地区的周人对尚未真正控制的商代北方旧族在名义上的承认。正如《春秋公羊传》何休注所云：“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这就意味着，势力核心在今永定河以北的蓟国，至少在商朝后期就已经存在，作为城邑的“蓟”更不是从武王“褒封”蓟国的时候才白手起家。尽管如此，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也只能以“武王伐纣”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参照，确定城市起源的大致年代。蓟国之都蓟城的中心区域，位于北京广安门外。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周年，在滨河公园建立了蓟城纪念柱，上面镌刻着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拟定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考古发现，作为蓟国南邻的“燕”，原本是在拒马河流域自然成长起来、与商互通婚姻的部落方国。周王把代表关中势力的召公分封在燕地，正是为了控制这些商人的旧好。但燕国的始封也不像《史记》笼统记载的那样，而是在武王伐纣将近十年之后，由周成王所封。春秋时期，实力强盛的燕国灭掉了蓟国，并把自己的都城从今北京西南43公里的房山区董家林一带迁到蓟城，开始了《韩非子》所谓“以蓟为国”，也就是以蓟城作为燕国都城的新时代。1962年在董家林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燕都遗址，但北京城的起源只能从被燕国“鸠占鹊巢”的蓟城算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蓟城西北隅有蓟丘。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西便门外白云观西侧，还残留着蓟丘的遗迹。北宋沈括出使契丹时看到，此地生长的菊科草本植物“大蓟”，张开的叶子像车盖一样巨大，中原地区难得一见。他在《梦溪笔谈》中推测，这可能就是以“蓟”作为地名的原因。

蓟城扼守着华北平原的北部门户，既是从中原地区沿着太行山东麓交通大道北上，穿过居庸关、山海关等燕山孔道与塞外来往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原政权经略北方的基地、防御游牧部族内侵的军事重镇。汉代以蓟城作为诸侯王的封国所在或幽州的治所，前燕慕容儁在此短暂建都。隋炀帝为用兵辽东，开辟了自南而北通达蓟城南郊的运河，即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以此强化了它的水路交通优势。唐太宗远征高丽的大军在蓟城誓师，班师后计划在城内东南隅修建寺院缅怀阵亡将士。武则天时期建成后命名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征引至少不晚于唐代的《郡国志》说：“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宏观看来，自春秋战国，历东汉、北魏以至隋唐，蓟城城址并无迁移。依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唐代墓志、房山石经山的唐代石经题记等材料，当时幽州治所蓟城的“四至”大体可以推测为：东垣在今烂漫胡同稍偏西，西垣在会城门稍东，南垣约在陶然亭以西的姚家井以北、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北垣应在头发胡同一线。

蓟城旧址崛起的辽南京与金中都

五代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蓟等十六州（俗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在契丹扶植下建立后晋政权。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契丹把幽州提升为陪都之一，称为南京或燕京，由此拉开了历史上的北京从北方军事中心转变为国家政治中心的序幕。

辽南京的大城城垣与唐代幽州城基本相同，皇城以西南隅的幽州子城为基础改建。受到汉族“天子面南而立”观念的影响，所有宫殿都以南门为正门。但是，皇城四门只有东面的宣和门可以出入，其余三门设而不开，以此体现契丹族崇拜太阳、以东为尚的文化观念。宣和门之上修建五凤楼，标志着它实际上具有皇城正门的地位。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以后的和平岁月里，辽南京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居民众多、宗教兴盛、商业手工业发达、多民族杂居的城市。

金朝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三月，立志一统天下的海陵王完颜亮，征调天下军民夫匠营建燕京。在此之前，他已派遣画工到北宋故都开封，描绘那里的宫室制度、建筑布局，交给左丞相张浩等人，按照图样建设燕京城。海陵王确定的营建方针：根据燕京原有宫殿与庙宇的分布情况，规划布局金朝中央的官府衙署；加宽道路，拓展四面城墙；尽量把皇宫放在国都的居中位置。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的考察，金中都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以南的黄亭子，西南角在右安门外的凤凰嘴，东南角在永定门车站以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的翠花街，这是蓟城旧址上崛起的最后一座大城。

天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153年4月21日），海陵王颁布《迁都诏》，改元为贞元元年，将首都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迁到燕京并改称中都。伴随着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历史上的北京上升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并为随后在元明清各朝以迄当代基本连续地成为全国首都，做了政治文化传统与民众心理认同的准备。

多民族统一国家另择新址的元大都

从西周蓟城、汉唐幽州到辽南京、金中都，前后相继的城垣虽有拓展，城市选址却基本不变。蒙古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到达燕京，驻在中都东北郊大宁宫园林区的琼华岛（今北海公园白塔山）。鉴于城中宫殿早在金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已被蒙古军队焚毁，西湖（莲花池）水系作为都城水源也难以为继，忽必烈做出了放弃旧城、以大宁宫为中心修筑新城的重大决策。元大都的拔地而起，开辟了历史上的北京作为统一国家首都的新纪元，也是城市规划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转折。

刘秉忠是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他首先依据大都的地理形势，拟定了都城、皇城、宫殿的相对位置；然后以什刹海东端的海子桥（亦称万宁桥，今地安门桥）为基点，从这里连接丽正门外第三座桥以南的一棵大树（史称独树将军）作为基准线，划出大内的中轴线，亦即大都的中央子午线，在此线之上依次确定了皇城正门、大内正门、正寝延春阁、大内北门的位置；再以中轴线为准，划出与它平行或垂直的经纬网状的街巷胡同，从而确立了全城“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整体格局。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着手修建宗庙宫室，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大都整体竣工，旧城部分居民奉诏迁入新城。郭守敬是大都水系的规划设计者，他不仅巧妙地开凿金口河运输西山的木材石料，最卓越的贡献在于根据城市周边的河湖水系特点，从昌平白浮泉开始，把西山的泉水引来接济漕运。漕运畅通既保障了大都以粮食为主的物资供应，也促进了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从明清北京到人民首都

明代北京在继承元大都已有格局的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北墙南缩、南墙外拓、增筑外城三次重大变迁。由此奠定的城市轮廓与街巷格局被清代的北京全面沿袭，到清末民国时期才予以局部调整，1949年以后又陆续进行大规模改造，直至形成今天的城市格局。

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公元1368年9月14日），徐达统率明朝军队占领元大都，这座失去首都地位的城市随之改称北平。一周之后（9月21日），鉴于北平城的规模已经僭越国都南京，不符合传统的礼制要求，遂命大将华云龙废弃安贞门、健德门一线的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重新修筑。九月初一（10月12日），徐达将新开辟的北墙城门命名为安定门、德胜门。嗣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为使皇城布局具有足够空间，南城墙由今长安街一线向南扩展大约二里远，到达今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北京内城（北城）的轮廓由此被长期固定下来。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筑外城，是明代北京城垣与城市格局的第三次变迁，城市的总体轮廓从“口”字形最终定型为“凸”字形。清朝定都北京后，沿用明代旧城，总体布局和街道系统基本未变。唯有八旗军民分驻内城，原住内城的汉人迁入外城或郊区。晚清民国时期，北京迈开了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为了发展城市交通，1914年以后实施了改建正阳门、拆除瓮城，打通东西长安街、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等工程。

古老的北京在1949年完成了从帝王之都到人民首都的巨大转折，最具标志意义的是内外城城墙的拆除和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城墙的拆除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迅速改变了北京古老的城市格局。关于其间利弊得失的讨论和思考，几十年来从未中断，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球潮流的今天尤其如此。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正如侯仁之先生《北京旧城平面设计的改造》论述的那样：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旧日突出于全城中轴线上的紫禁城则退居到类似“后院”的次要地位。长安街上拆除了封闭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三座门，加宽路面，开拓了广场东西两翼的远景，空间关系更加开敞豁朗。长安街向东西两方径直延伸的干路，彻底扭转了几百年来北京旧城南北中轴线在平面设计上的支配地位，新市区的扩建得以沿着东西向的新轴线发展，也不排除南北向传统轴线的进一步改造。1991年至1996年，侯仁之先生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三个里程碑的思想。他所选取的作为时代标志的明清紫禁城、新中国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传统中轴线向北延伸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是北京从帝王之都走向人民首都与国际都市的象征。

（作者：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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