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扫除历史虚无主义迷雾

庄子在《秋水》篇中曾经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转换成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就是一个人的见识受到他所认识的时空和掌握的理论方法制约。近些年来，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史研究的热潮中，对改良与革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出现了怀疑民主革命、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赞颂改良，甚至为封建社会的糟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唱赞歌的声音。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在1840年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受到长期形成的大一统的封建上层建筑压制，也受到来自外部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在夹缝中艰难挣扎，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力量来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1977年10月，邓小平在同加拿大林达光教授夫妇谈话时就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

如果说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则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实质上是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这一理论很快就有了坚定的追随者。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手段和设想的制度，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时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的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即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西方、通向“大同世界”路径。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新生的苏联对中国所表示出的友好，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好感和向往。更何况这种体制本身又被赋予了一种理想色彩，即使单纯从道义的角度而言，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对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因此，一生追求中国独立富强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提出：“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所谓的苏联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1939～1940年间，毛泽东相继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他指出，鸦片战争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强调，“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后的十年间，毛泽东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共七大，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内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在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第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第二，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第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又一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将包括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以及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等几个构成要素。

1949年，“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被作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肯定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则是处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的准则。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型和不能动员起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加革命，因此领导革命的重任才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因此革命的性质也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极其经济是保护和联合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农村包围城市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

责任编辑：王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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