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一带一路”视角下中东当前局势分析

 

李绍先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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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东概况及其与中国的关联度

（一）中东概况

“中东”是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提出的一个地理概念。“中东”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今天我讲的“中东”，不仅包括西亚部分，同时包括北非部分，地理范围要大一点。中东是中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通道。2016年1月，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外交的开篇之作，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就去了中东，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历史上，中国同中东地区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埃及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伊朗和中国的合作源远流长，沙特是中国在阿拉伯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中东位于“一湾两洋三洲五海”之地，是联系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咽喉地带。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经在中东地区繁衍生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丰富了这一地区的文明历程，同时也成了民族纠纷和冲突的“多事之地”。中东是双重“十字路口”。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在全球地理位置上，中东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在这里，穿越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贯通黑海和地中海，是欧洲和亚洲的结合部；在这里，从地中海穿越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是亚洲和非洲的结合部。自古以来，中东是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西方和东方的要道，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枢纽和咽喉，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列强逐鹿、兵家必争之地。第二，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碰撞与融合上，几千年来，东西方文化在这里频繁交流，多种民族在这里汇聚，我们不妨以“一二三四”概而言之，即：这里是一个祖先，两个民族，三次流散，四次战争。中东，人们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从宗教上讲，世界三大一神教（只信仰一个神的宗教）都诞生在这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圣城。文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中东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看看库尔德人的历史，我们就能窥见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大多数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主要分布在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地区：东起伊朗的克尔曼沙阿，西抵土耳其的幼发拉底河，北至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南达伊拉克的基尔库克，远及叙利亚的阿勒颇。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在西亚北部，其范围大体从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和阿拉斯等河上游起到伊朗的哈马丹为止，包括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若干地区，以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的一小部分。这个古老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独立愿望，却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独立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8月10日，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国、法国、沙皇俄国为主的国家联盟）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色佛尔条约》，该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系列条约的一部分，条约规定拟建立由大国庇护的亚美尼亚国和库尔德国。

后来，由于形势发展，特别是以凯末尔为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小亚细亚进行激烈反抗，协约国于1921年2月21日至3月12日，在伦敦召开和会，同时邀请了奥斯曼帝国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参加。会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要求废除《色佛尔条约》。同年9月，土耳其军队于沙卡利亚河击败希腊军队，法国和意大利随即宣布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并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和。1922年，土耳其在对希腊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协约国同意废除《色佛尔条约》，并于瑞士洛桑重新展开和谈。由于大国利益出现新的相持情况，且当时库尔德人内部存在巨大的分歧和矛盾，《色佛尔条约》所拟建立库尔德国就没有实现。库尔德人，这个中东人口中仅次于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的第四大民族，就这样分布在土耳其（45%）、伊朗（31.2%）、伊拉克（22.4%）和叙利亚（4.9%），少数散居在黎巴嫩、约旦等不同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出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库尔德人也掀起了民族独立和自治运动。一方面是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土耳其出现了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主要成员由土耳其库尔德人组成，其宗旨是在地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为达到库尔德人自治甚至独立的目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军进行了15年的交战。2000年，库尔德工人党宣布采取和平手段实现其独立目标，并在2002年更名为库尔德自由民主大会。一方面是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近些年来，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闹得轰轰烈烈。库尔德人跨界而居的特点给他们进行武装斗争提供了回旋余地，在一国遭到打击后就马上转战到另一国。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朗和伊拉克建有基地，而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又常常以伊朗为基地从事反政府活动。为了镇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萨达姆政权曾经不惜动用化学武器。库尔德问题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而闻名于世，成为中东地区仅次于巴以冲突的第二大热点问题。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获得了自治，基本具备了国家雏形，拥有了国家机器的全部要素：政府、议会、司法、军队、财政等等。尤其是最近两年，伴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肆虐，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抵抗“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一个“库尔德国”已经呼之欲出。预计在未来三、五年，库尔德问题可能会成为中东地区第一大热点问题。

作为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和五大古老民族的长期共存地，中东复杂的人文脉络和悠久的历史底蕴，导致其地缘政治最为复杂。中东位于“两洋三洲五海”之地，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古往今来，有很多名人，比如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美国伟大的外交家基辛格都讲过“谁掌握中东谁就管控了世界”之类的话。在中国，研究中东问题的人都熟知一句话：“中东是大国的竞技场，同时中东又是大国的坟墓”，指的就是，历史上每一个强大到可以称霸的国家都要到中东争夺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而这里又布满了陷阱，在这里争夺充满了风险。撇开远的不说只看近的，如历史上曾经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大英帝国和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折戟中东。

（二）中东与中国的关联度

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特色鲜明。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进程中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中东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通道，中国将与各国灵活、多方位地对接，提供不同的双赢、多赢、共赢的合作方案，增强政治互信，推动文明共建。中国和中东的关联度在近年来越来越密切，具体来讲，主要在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

1.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快速发展

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利益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东是中国第七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从中东国家主要进口原材料和化工产品。原材料分为石油类和非石油类。中国，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5年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首次突破60%，达到60.6%，成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和消费国。近年来，国内原油产量一直稳定在1.9亿-2亿吨，但这个产量相比国内巨大需求还差得较多，每年需要进口原油量约2亿吨。当前，中国石油消费增速超过了GDP增速，预计2020年石油年消费总量将达到6亿吨左右，而203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的80%需要依靠进口。现在，我们发展清洁能源，用天然气取代煤炭，而天然气的主要来源也是中东，特别是波斯湾。第二，中东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中东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2014年，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对于一些传统的出口市场，如欧洲、日本甚至包括美国市场，中国的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或出口增速明显下降的现象，唯有对中东的出口仍有大幅度增长。尤其是2010年、2011年，在所谓“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大乱局的背景下，中国对中东的出口连年以两位数的增速增长。

2.中国和中东的安全利益越来越密切

中国西北部是穆斯林聚居地区，生活着2000多万穆斯林。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广大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一直得到中国政府和其他不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尊重和保护。但是，由于受国际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少数宗教极端分子，置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大局于不顾，公然破坏国内稳定的政治局势，恶化民族宗教关系，并企图分裂国家领土。另外，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影响，中国国内恐怖组织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且这些恐怖组织开始利用互联网和经济全球化，与境外恐怖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威胁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东形势和中国西北部的安全形势互相关联。

3.中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越来越重大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中东黄皮书：中东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的新推动。黄皮书分析称，“一带一路”建设对发挥中东国家的优势和潜力、加快经济发展及打破政治动乱与经济发展缓慢的恶性循环具有针对性，双方在能源安全、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合作领域最具经济互补性和互利合作潜力，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开展大规模的互利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作为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中东形势的动荡、动向对世界产生普遍影响，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处的国际环境产生的影响尤其深刻。举例来说，1990年8月2日，萨达姆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伊拉克军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接着发生海湾战争。由于海湾风云突变，中国异常被动的国际环境迅速得到改观。1997年10月29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确认，将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中美关系，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海域上空对中国进行侦察时，撞毁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方歼八飞机一架，致使飞行员王伟罹难。美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导致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同年9月11日，美国爆发“9·11”事件。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回应，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以消灭藏匿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并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宣布开始对阿富汗发动军事进攻。随着美国采取全球反恐行动，将其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中国的国际环境又一次迅速改观。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发展宣言。战略机遇期就是国际环境变化中出现的对中国发展非常有利的一段时期。从以上中美双边政治关系大事记可以看出，中东和中国的战略关联越来越密切。

 

二、中东大乱局及其发生的原因

（一）中东地区政治秩序崩溃

1.“伊斯兰国”异军突起

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域，在历史上曾经叫黎凡特。黎凡特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2014年6月10日，极端恐怖组织“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简称“ISIS”或者“ISIL”）突然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摩苏尔人口上百万，是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随后该组织一路南下，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占领了广大的地域，2014年6月29日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简称“IS”）。

2014年8月，美国及其盟友在开始在伊拉克对“伊斯兰国”发动空中打击；2014年9月，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了叙利亚。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宣布空中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势力。在一年多里，“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域面积不断扩大，势力不断扩张，占领区面积一度达到25万多平方公里，统治或控制人口至少有600万，有人认为达到1000万。在“伊斯兰国”肆虐下，叙利亚原有的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坍塌，伊拉克原有的政治秩序崩溃。

2. 叙利亚原有的地理版图和政治版图坍塌

虽然叙利亚现在还标示在地图上，但是它已经处于完全碎片化的状态。叙利亚内部现在主要有四股力量：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库尔德武装、“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一股势力就是“伊斯兰国”，曾经大约占到叙利亚领土面积的一半。叙利亚北部，大约占总领土面积的十分之一，为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所占领。叙利亚的最西部，也就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周围，为叙利亚政府军所控制。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出兵以后，叙利亚政府军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消灭它，打倒它。尽管如此，叙利亚政府军能够掌控的地域大约占原领土面积的15%到20%。其余部分被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武装占据。政府军、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以及“伊斯兰国”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其中，反政府武装有效忠于“基地”组织的，有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有世俗的。所有这些力量都互不统属，背后都有各自的支持者，而且内部也互不统属，派系林立。具体来讲，现在叙利亚战场上的武装力量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叙利亚政府军、效忠于“基地”组织的“胜利阵线”（有的译为“努斯拉阵线”）、带有宗教色彩的伊斯兰武装组织（“伊斯兰军”）、由成百上千支世俗力量武装组成的叙利亚“自由军”、库尔德武装以及“伊斯兰国”。叙利亚现在处于一个完全被撕裂、撕碎的状态。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突然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实施打击“伊斯兰国”。随即，美国指责俄罗斯重点打击的并不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而是对叙利亚政府军形成巨大挤压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事实上也是如此。俄罗斯在很短时间内打破叙利亚战场原来的僵持局面，使叙利亚政府军的被动态势迅速改观，让叙利亚政府军立于不败之地。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受到了很大打压，包括俄罗斯从空中的打压以及叙利亚政府军从地面的挤压，可以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一举扭转了叙利亚战场态势，这才有了后来的停火谈判。我认为，俄罗斯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确保其在叙利亚西北部城市拉塔基亚的军事存在。在巴沙尔政府一路颓势的情况下，俄罗斯果断出击，通过让巴沙尔政府立于不败之地，使得自己在叙利亚的原有存在长久化。第二，要夺回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发言权或部分发言权。自2011年3月爆发叙利亚危机以来，叙利亚形势的主导权完全被美国掌控。俄罗斯通过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夺回一定的发言权，使得俄美双方在以后的行动中可以共同推动叙利亚停火谈判。第三，打破外交困境，摆脱自2013年11月以来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和美国、欧洲形成的僵局。俄罗斯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美合作，实现了俄美对话接触。在达到了目的之后，2016年3月，俄罗斯突然宣布从叙利亚撤军，正像之前突然宣布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那样。

3. 伊拉克原有的政治秩序崩溃

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战争宣告结束，伊拉克逐渐被分裂成三部分。巴格达以南，是战后伊拉克政府基本能控制的地方，这里生活着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拉克总人口的60%。伊拉克北部，由伊拉克库尔德人实际控制，伊拉克中央政府难以把权力深入到那里。由于与库尔德人存在基尔库克省管辖权争议，伊拉克中央政府展开了对基尔库克省的收复行动。巴格达以北和以西部分，生活着逊尼派穆斯林。前萨达姆政权就属于逊尼派。逊尼派失去政权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被边缘化，但主要势力依然在这个地区进行反抗。2014年6月，在“伊斯兰国”出现后，这三部分就更加固化了，即：伊拉克政府在南部还能行使权力，伊拉克北部由库尔德人实际控制，中部和西部被“伊斯兰国”掌控。这个一分为三的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很难想象伊拉克将来还能回到萨达姆时期拥有统一主权国家的局面。

（二）中东政治秩序的历史演变

300年前，世界上有两大帝国，一个是西亚的奥斯曼帝国，一个是东亚的大清帝国。16世纪，苏莱曼一世在位之时，奥斯曼帝国日趋鼎盛。17世纪，其领土更达最高峰，号称“五海帝国”，即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与波斯湾、阿拉伯海。黑海和红海完全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是它的内海，地中海有三分之二属于奥斯曼帝国版图。18世纪后期，特别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兴起工业革命，奥斯曼帝国日益成为欧洲列强瓜分的对象，和当时大清帝国的命运一样，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个被称作“西亚病夫“，一个被称作“东亚病夫”。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版图绝大部分已被瓜分，仅剩下黎凡特，也就是地中海东岸的这片土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为首的军事同盟称为协约国，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四国组成的联盟称为同盟国，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对立双方。1915年，英国一面答应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战后在“肥沃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一面与法国进行瓜分这一地区的秘密谈判，策划出《赛克斯-皮科协定》。

英国代表M•赛克斯是当时英国的中东问题专家，法国代表G•皮科是法国外交官，协定是由他们两人在密室里商定的。1916年5月16日，协定在伦敦正式签署。协定曾得到俄国赞同，作为交换条件，英、法同意俄国吞并安那托利亚的东北部。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剩余的版图被一分为三地瓜分了，并拟定在战后落实。这个协定，把奥斯曼帝国最北端，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北部连同黑海，划给了俄国；把小亚细亚半岛土耳其的南部以及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划给了法国；把奥斯曼帝国最南端，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划给了英国。从1916年5月协定签署，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赛科斯-皮科协定》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1919年5月，土耳其发生凯末尔革命；1922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封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迅速兴起。1917年3月，俄罗斯帝国爆发二月革命，导致沙皇下台，俄罗斯帝国解体；同年11月，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革命后改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不再参与瓜分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黎巴嫩和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包括西利西亚），由法国直接占有；伊拉克中部和南部以及巴勒斯坦的海法和阿克两港，由英国直接占有；巴勒斯坦由国际共管；在叙利亚东部和摩苏尔（合称“甲区”）以及伊拉克北部和外约旦（合称“乙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独立的阿拉伯邦联国家；“甲区”和“乙区”分别划为法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上个世纪20年代，法国对它的委任统治地分而治之，人为地建立了黎巴嫩，设立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按照当年法国的设想，对它委任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这块版图，它要建六个小国，虽然后来那些小国并没有成立，但是黎巴嫩还是建立了。英国在委任统治地区同样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先后成立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巴勒斯坦。英国后来对这一地区失控了，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以色列。

现在的中东版图脱胎于一百年前的英法密谋，它的边界划分是人为的而非自然形成的。中东的边界只有一条是自然形成的，那就是伊拉克和伊朗的边界。除此之外的边界，都是大国人为划分的，这种划分没有考虑人口、民族与宗教文化，没有顾及地理、河流与山川，给相关国家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关系，以及后来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关系。这些隐患在今天终于爆发，维持一百年的版图崩溃坍塌。未来，中东地区面临重构政治版图和政治秩序。

 

（三）导致中东大乱局发生的两大主要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中东政治秩序在维持了一百年后崩溃解体，导致出现这个大乱局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第二，“阿拉伯之春”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

1.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

中东有四大地缘政治力量：以阿拉伯民族为主的国家，波斯人占66%的国家伊朗，土耳其族占80%以上的国家土耳其，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以色列。这四大地缘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四大地缘政治力量形成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微妙的平衡，有人形容这个平衡为危如累卵，就像堆起来的蛋，随时都有塌下打碎的可能。

以伊朗为例。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巴列维统治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铁杆盟友，当时美国在中东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一个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以色列。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尖锐对立，一度差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这个平衡被打破。伊朗从美国的铁杆盟友，变成美国的头号敌人。在伊斯兰革命中，什叶派领袖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大肆清洗国王势力，特别是军队，导致伊朗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迅速衰落，招致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觊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不到一年，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发动了入侵伊朗的战争，即两伊战争。由于两伊当时都是美国的对手，所以美国在背后操控，让它们两败俱伤。两伊战争历时八年，双方死伤超过500万人。除常规战争外，在战争过程中还采取袭城战、袭船战、袭击油田等破坏敌方后勤、经济设施的手段。伊拉克还对伊朗军队、平民动用化学武器。

1988年8月20日，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经济一落千丈，欠下了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巨额战争债务，却打出来一支非常强大的超过百万人的军队。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当时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这让萨达姆按捺不住发动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8小时之内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科威特虽然是弹丸之地，但它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的十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8月7日，美国军队开赴沙特阿拉伯。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

海湾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局部战争，同时也是人类战争史上迄今为止现代化程度最高、使用新式武器最多、投入军费最多的一场战争。海湾战争主要战斗包括历时42天的空袭，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展开的历时100小时的陆战。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

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年12月2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瓦解，造成美国一家独大。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在中东西边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和谈，在中东东边同时遏制伊朗、伊拉克，让被战争削弱的伊拉克和伊朗相互制衡。在美国的大力参与下，中东又恢复了地缘政治的平衡。上世纪最后十年，中东出现了非常难得一见的和平稳定局面。期间，中东和平进程还取得了很大进展：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5月4日，巴以在开罗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的协议；5月12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立。1994年7月25日，约以在华盛顿签署《华盛顿宣言》，宣布结束两国敌对状态；10月，约以正式签署和约；11月，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等等。

这个平衡是怎样被打破的呢？2001年9月，“9·11”事件发生后，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回应，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以消灭藏匿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塔利班，并通过《美国爱国者法案》。接着，美国在中东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2001年10月7日打响的阿富汗战争，一场是2003年3月20日打响的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客观上给伊朗消灭了两个死对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伊朗因此坐大，并在本地区独大，这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伊朗有两个特点，第一，伊朗是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中东的两个主要民族，这两个民族千百年来战争冲突不断。第二，伊朗是什叶派国家。全世界约90%的穆斯林是逊尼派，约10%是什叶派。伊朗全国8000多万人口中，90%以上是什叶派。由于历史原因，靠近伊朗的阿拉伯国家都分布着什叶派人口。比如，巴林，什叶派人口占总人口的70%；伊拉克，什叶派人口占总人口的60%，主要聚居在和伊朗接壤的伊拉克南部；沙特、阿联酋、阿曼、也门等国，也都有什叶派人口的分布。虽然沙特等这些海湾国家什叶派人口分布比较少，大约为10%-15%，但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沿岸盛产石油的东方省。伊朗的这两个特点是非常敏感的。历史上阿拉伯世界都是逊尼派居于统治地位，而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伊拉克推广民主，伊拉克战后出现的政府无一例外都是什叶派主导的。作为波斯人和什叶派国家，伊朗不仅通过什叶派的纽带将影响力深入到伊拉克，而且和传统上的盟友叙利亚连成一片，同时通过叙利亚影响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伊斯兰教自公元七世纪初兴起以来，将近1400年所从来没有过的，作为波斯人和什叶派国家的伊朗，能够深入到中东腹地黎凡特，这就引起了中东地区以逊尼派为主导的阿拉伯国家的恐慌。在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就形成了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逊尼派集团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集团，双方尖锐对立。

在伊拉克，随着萨达姆政权被推翻，逊尼派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被严重清洗。逊尼派的主流精英不接受伊拉克战后的政治秩序，在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聚居的巴格达以西和以北地区出现了众多武装抵抗组织。这些组织中就有“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叫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本·拉登副手，基地组织三号人物，2006年6月7日在联军部队空袭中身亡，后来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继任至今。伊拉克出现的这些抵抗力量，得到了本地区大多数逊尼派国家千丝万缕的支持，虽然美国在伊拉克一度拥有16万大军，但伊拉克的形势始终稳定不下来，这就是背后的原因。“伊斯兰国”在这个地方不断发展逐渐壮大就是源于这个背景。现在，西方国家都在反思伊拉克战争。2016年7月6日，英国政府公布了耗时达7年之久的《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报告延续的仍是过去的战争逻辑，就是错误的情报导致了这场战争。也就是说，错误主要在情报界，而不是英美决策层为了发动战争而“制造”了情报，反思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报告也有亮点，首次称英美联军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为“入侵”。伊拉克战争主要涉事国当时的领导人纷纷出来表态。托尼·布莱尔表态愿承担全部错误责任，但仍认为这场战争使世界“更加安全”，也符合当时英国的最大利益。乔治·沃克·布什也通过发言人表态，坚持认为没有萨达姆的伊拉克比有萨达姆的伊拉克更美好。而约翰·霍华德则声称对于澳大利亚参战，他无怨无悔，不会道歉。实际上，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都没有触及到根本。伊拉克战争之所以发生，是与“9·11”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有关。“9·11”之后，小布什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恐战争。怎样才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呢？小布什给出的答案就是民主，也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被盲目推崇的“民主和平论”，实现了美式民主，就能一劳永逸地消除恐怖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小布什在2002年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计划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伊拉克，要在伊拉克给中东国家树立一个民主样板。当时小布什甚至不顾美国在中东地区两个极其重要的盟友——埃及的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国王的情绪，声称他们也必须拥抱民主。攻陷巴格达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如此。美国先大规模清洗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解散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过渡时期结束后，又在美国主导下，修改宪法、举行选举、建立民选政府。但事与愿违，伊拉克并没有按照小布什的构想走向民主和平之路，而是社会持续动荡，恐爆频发。在2003年到2008年之间，伊拉克每年死于恐怖袭击的平民高达5000-8000人。各色抵抗组织兴起，“伊斯兰国”的前身就是在伊拉克战争后出现的一个逊尼派的极端抵抗组织。

实际上，伊拉克战争是赤裸裸的入侵，后果就是一场灾难，不仅对伊拉克、对中东地区是一场灾难，一定程度上对国际社会也是一场灾难。无论是欧洲今天正在承受的难民危机，还是现在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都跟伊拉克战争有不解之缘。可以说，伊拉克战争是今天国际社会的祸害之源。

2.“阿拉伯之春”及其产生的消极后果

“阿拉伯之春”，首先爆发于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国家突尼斯。2010年10月17日，突尼斯中西部小城镇发生了一起偶发事件。一个26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无奈摆摊卖水果蔬菜，摊子被突尼斯城管没收，他愤而点火自焚。他自焚的情形通过Facebook、Twitter等途径迅速在互联网传播，引起突尼斯全国性骚动。由于突尼斯政府处置不当，矛盾迅速激化并蔓延全国。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倒台并仓皇出逃。从年轻人点火自焚到政府垮台和总统出逃，前后只有29天时间。欧洲媒体把突尼斯这场运动命名为“茉莉花”革命，因为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迅速传导。1月15日，阿尔巴尼亚、也门、约旦也发生了类似的群众示威游行。1月25日，埃及开罗解放广场发生了穆巴拉克统治30年来从没有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形势发展迅猛，埃及局面失控。2月11日，穆巴拉克政府倒台。这场为时18天的迅猛风暴，就是埃及“1·25”革命。至此，西方媒体把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更名为“阿拉伯之春”。埃及“1·25”革命后，“阿拉伯之春”的冲击波继续快速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蔓延。2月15日，利比亚和巴林也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3月15日，叙利亚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在短短两个多月里，示威游行和冲突几乎席卷了阿拉伯世界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出现了或大或小的状况。怎样认识这场“阿拉伯之春”？我认为，这是一场阿拉伯国家历史性的大变局，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两方面来看。

（1）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

阿拉伯世界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制上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独裁者专制，子承父业。一种是君主制王国，阿拉伯世界有9个这样的国家：摩洛哥王国、约旦哈希姆王国、沙特阿拉伯王国、科威特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王国、卡塔尔国、阿曼苏丹国。后面的6个国家集中在波斯湾，也称为海湾六国。这些国家是怎么进行君主世袭的？简单地说，就是王位继承除了父子相传的规则，同时还有兄终弟及、从大排小的规则。如沙特阿拉伯王国现任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是在2015年1月23日他的93岁的哥哥、前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后才接任的。他们的父亲在1953年去世时，有38个儿子拥有王位继承权，萨勒曼排行第五。在这38位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中，为争夺王权形成了两股势力，斗争非常激烈。

（2）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体系

阿拉伯世界22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体系上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比如卡塔尔天然气的总储量为全世界第三名，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准。在阿拉伯国家历史性的大变局中，为了消除危机，政府大把地向老百姓发钱，像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但是这些国家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经济结构非常单一，在国际原油市场行情低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就出现问题了，连沙特阿拉伯也感到财政拮据；二是严重依赖外国劳工，例如，截止2013年，卡塔尔本国人口约有30.9万，但常住人口有206万，外籍人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阿联酋、科威特也是这种情况，外籍常住人口远远超过本国公民。一种是没有油气资源。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没有油气资源，也没有实现工业化。比如，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在上世纪50年代纳赛尔时期曾经发展过民族工业，但以后工业化步伐就基本停顿了。同时，阿拉伯国家人口出生率很高。高人口出生率导致要求就业的年轻人口非常集中。由于没有工业，容纳不了这么多年轻人就业，因此就业压力非常巨大。在这些阿拉伯国家，贪污腐败是公开的，令人触目惊心，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赤贫者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革命，自然是在情理当中的。

当然，2011年发生“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多国发生社会动荡，“争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反政府示威风起云涌，这是有外因的。一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中首先倒下的是突尼斯和埃及？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欧洲游客带来的旅游收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资本被大量抽逃，大量的欧洲游客也不来了，导致这两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枯竭。一是互联网的作用。在阿拉伯国家历史性的大变局中，互联网发挥了革命性、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埃及“1•25”革命18天就取得胜利，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如果没有互联网，这是不可想象的。

（3）“阿拉伯之春”产生的消极后果

有人说“阿拉伯之春”就是一场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就像蝴蝶扇动一下翅膀酿成一场风暴那样，我觉得有一定道理。由于“阿拉伯之春”，互联网的革命性作用得到全世界认识。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外因，包括西方人把它当成颜色革命来运作，大量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背后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客观上带来两个消极后果，直接给崩溃中的中东秩序雪上加霜。

第一，使阿拉伯各国政府陷入危机。各国对自己国内形势以及周边地区形势掌控能力大大下降，甚至缺失。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也门萨利赫政权，曾经都是强有力的政权，这些政权垮台给地区政治秩序带来了整体性影响，极端势力乘机涌动、发展。

第二，导致西方特别是美国强力干预。美国和欧洲势力对“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肆意干预，其实是有选择的。最典型的就是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对于利比亚，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推翻卡扎菲政权。对于叙利亚，美国不仅进行政治干预，比如，2012年8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明确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同时，奥巴马还宣布对叙利亚实施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下令立即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并禁止美国人同叙利亚政府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还大力从外部组织资金、武器装备和人员进入叙利亚，使出重手推动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本地区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积极参与其中，更改叙利亚政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被迅速推入内战深渊。

再来考察一下“伊斯兰国”的发展脉络。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斯兰国”诞生在伊拉克，并在伊拉克不断发展。2011年“伊斯兰国”的主力转战到叙利亚，利用叙利亚发生内战和政治秩序崩溃的有利条件，“伊斯兰国”得到了充足的外部资金、武器弹药以及人员补充。2014年9月1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称，“伊斯兰国”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召集2万至3.15万名圣战分子，这个数字超过此前估计的三倍。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消息人士称，“伊斯兰国”圣战分子有超过1.5万名外国人，这些人来自8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2000名从西方国家去往叙利亚的人。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以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都是始作俑者，难辞其咎。当前和未来五到十年的中东形势，可以说是一个“三期叠加”的大乱局。何谓“三期”？第一，地区政治秩序的重构期。也就是在崩溃之后，重新构建中东政治秩序的时期。第二，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在阿拉伯国家历史性大变局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开始政治经济社会转型。2011年之前那样的统治秩序难以再维持下去。第三，地缘政治力量均衡的恢复期。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必须逐渐恢复到均衡状态，才能走出当前大乱局。

 

三、因势利导促进我国与中东关系

中东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咽喉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通道。中东在地区政治秩序的重构期、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地缘政治力量均衡的恢复期“三期叠加”的大乱局下，中国怎么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应对？

（一）与伊朗和土耳其打造“一带一路”共同体

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两个非阿拉伯的主要国家，在这两个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值得我们积极开展合作。

1.与伊朗构建商贸平台

在我看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天然具有成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基本条件。因为它幅员辽阔，国土面积约164819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第十八。人口规模适中，人口素质高。据伊朗国家统计数据库2016年显示，伊朗人口为8028万。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经济实力较强。伊朗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为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地区，石油出口是经济命脉，石油生产能力和石油出口量分别位于世界第四位和第二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伊朗其他矿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可采量巨大，已探明矿山3800处，矿藏储量270亿吨；其中，铁矿储量47亿吨；铜矿储量30亿吨（矿石平均品位0.8%），约占世界总储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锌矿储量2.3亿吨（平均品位20%），居世界第一位；铬矿储量2000万吨；金矿储量150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锰、锑、铅、硼、重晶石、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已开采矿种56个，年矿产量1.5亿吨，占总储量的0.55%，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1.2%。有人评估说，如果把全世界的资源归纳换算成100%，伊朗一国就占有7%。伊朗是高原国家，地貌多种多样，有别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大沙漠，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海拔一般在900-1500米之间。西南部为厄尔布尔士山与科彼特山，东部为加恩-比尔兼德高地，北部有厄尔布兹山脉，德马万德峰海拔5670米，为伊朗最高峰。西部和西南部是宽阔的扎格罗斯山山系，约占国土面积一半。中部为干燥的盆地，形成许多沙漠，有卡维尔荒漠与卢特荒漠，平均海拔1000余米。仅西南部波斯湾沿岸与北部里海沿岸有小面积的冲击平原。西南部扎格罗斯山麓至波斯湾头的平原称胡齐斯坦。

尽管如此，伊朗这么多年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一直没有走出内政外交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个恶性循环就是由于霍梅尼革命后内政僵化，导致外交非常强硬，而强硬的外交给伊朗带来的是被国际社会孤立和制裁，一直到2012年，国家几乎崩溃。2013年伊朗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哈桑·鲁哈尼当选总统以后，大力推进与国际社会的谈判、和解，力图摆脱孤立。2015年6月-7月，伊朗与六国，即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加德国，在维也纳展开《伊朗核问题协议》最后一轮密集磋商，于7月中旬完成这场长达9年的长跑谈判。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问题协议》，长达10年的伊朗制裁被取消，伊朗的外部环境逐渐变得宽松。

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伊朗的经济实力位居亚洲第七位（次于中、日、印、韩、印尼、沙特），是国际社会瞩目的一块“大蛋糕”。伊朗盛产石油，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石油是伊经济命脉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石油收入占伊外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伊朗以石油开采业为主，另外还有炼油、钢铁、电力、纺织、汽车制造、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建材、地毯、家用电器、化工、冶金、造纸、水泥和制糖等，但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欧洲公司现在都趋之若鹜往德黑兰跑，中国公司也没有落后。但是迄今为止，在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公司摇头叹气的多，真正收获丰厚的少。这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客观条件不具备，比如，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2票反对和1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决议是自2006年12月以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4份含有制裁伊朗内容的决议。同时，美国仍然对伊朗进行经济金融制裁，企业资金周转极难，尤其是不能使用美元，只能靠设立人民币账户、卢布账户、欧元账户等办法解决。当然和伊朗做生意也不容易，因为波斯人经商非常精明。

对于中国和伊朗的关系，有人担忧：伊朗过去被美国制裁、打压、威胁，它只能与中国寻求合作，过去我们有优势，但现在这种情况会不会对我们依然有利呢？我认为，中伊关系具有战略性质，这是不会变的。为什么？因为中伊关系的变与不变，主要取决于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伊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具有共性，就是同时存在两个结构性矛盾。第一个结构性矛盾是意识形态矛盾。正像美国人不喜欢中国共产党执政一样，美国人也绝对不会接受什叶派政权，只要伊朗政权不变颜色，美国的倒伊之心是不会变的。第二个结构性矛盾是地缘政治矛盾。正像美国人不会容忍中国在中亚占据主导地位一样，美国人也绝对不会答应伊朗在波斯湾、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但事实又恰恰相反，伊朗是一个拥有大国野心的国家，伊朗普通民众的大国心态远远超过了中国，伊朗是想当波斯湾老大的，而且也确实有优势，并展现出非常好的前景。

因此，中伊之间在战略上是有共同点的，中伊关系前景是乐观的，中伊合作的潜力也是巨大的。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伊朗也是沿线国家中态度最积极的。

2.与土耳其共建经贸“繁荣之路”

我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土耳其是我们需要在战略上互相借重的国家。土耳其不乏大国野心，比如，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明确表示，争取在2023年让土耳其GDP进入世界前十，这也是土耳其的大国梦。现在土耳其国际处境很尴尬。一方面，土耳其孜孜以求地要加入欧洲，也就是西化，但是欧洲不接纳，西化没有获得成果。一方面，近十多年来，土耳其又转头东向，重返中东，包括看重中国。但是，由于应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政策连连失误，土耳其陷入现在的困境，在中东地区成为零外交，和所有邻国关系都搞僵了。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面临着下滑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急需同中国合作。随着土耳其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相信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会迎来更广泛合作。

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是东西方的重要桥梁，是我们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战略要地。土耳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充满了热情。但是，中土之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东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突破性解决，就会严重制约中土关系的发展，阻碍“一带一路”在土耳其的推进。如何在“东突”问题上取得突破呢？近年来，土耳其自身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为我们突破性解决“东突”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现在，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属性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国内有库尔德这个“心腹大患”，面临着恐怖主义严重威胁。我们可以推动它在“东突”问题上与我们合作，而且有利于我们的条件在不断增多。事实上，在土耳其陷入困境之后，它要求和中国合作的意愿也明显增强，这正是我们推动解决“东突”问题所需要的。

（二）与地区阿拉伯国家突出双边合作、注重区域合作

对于当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我认为不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合作的机会。在“伊斯兰国”横空出世、中东政治秩序崩溃的形势下，中阿合作怎么进行？答案就是突出双边合作，注重区域合作，具体国家具体对待。

2016年1月，应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萨勒曼、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塞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鲁哈尼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中东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去中东访问，就选择了沙特阿拉伯和埃及这两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

1.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沙特阿拉伯王国面向海湾，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海湾六国的领头羊，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2016年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利雅得，开始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不断发展。双方同意加强战略沟通，密切战略合作，巩固战略互信，相互理解和照顾对方重大关切，支持对方维护核心利益。双方同意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框架内深入合作，加强在铁路、港口、电站、通信、工业园区、住房、投资、金融、航天、和平利用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成互利共赢的融资平台，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双方高度评价并欢迎重启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对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感到高兴，同意尽早建成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双方同意加强能源政策协调，提高能源合作水平，构建长期稳定的中沙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同意推动文明对话，加强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包容互鉴，扩大两国文化、教育、卫生、新闻、智库、青年等领域交流，密切安全合作，加强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重要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和协调。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的访问，不仅着眼于沙特，同时又着眼于波斯湾和海合会六国，直接推动了中海自贸区谈判。由于在中阿合作上具体国家具体对待，且注重与海湾区域合作，所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与埃及全面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现在埃及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经过2011年“1•25”革命后的剧烈动荡，现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府已经强力掌控住了形势。虽然埃及经济仍然难以发展，但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政府已经有了思路，就是一方面要推动伊斯兰教向务实、温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上要进行工业化，没有工业，埃及就发展不起来。埃及要工业化，就能和我们在“一带一路”框架中进行产能对接，这是非常好的双赢。所以，2016年1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中埃双边关系及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举行了正式会谈，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强调，中国与埃及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双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成果显著。同时，为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全面落实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服务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应付出更多努力，加强协调，将这一伙伴关系转化为更多的具体行动举措。在此框架下，双方同意发表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

（三）本着“三不”原则，适度加大力度介入中东事务

2016年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并发表演讲，提出了中国在中东的“三不”原则，即：“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是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中国在中东发挥政治作用，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因为中东异常复杂，“是大国的坟墓”。我认为，在政治上参与当前的中东，中国能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条件还非常有限。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险恶，如果想要在这个地方发挥实质性作用，就必须要有代理人。而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在该地区没有代理人的大国，而代理人就是抓手。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甚至欧洲的一些小国，在中东都有代理人。再加上中东本地区各国像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在地区博弈中也都有代理人，都有抓手。中国没有代理人，没有抓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挥实质性作用并非易事。

中国要在中东发挥政治作用，我觉得应该借鉴我们在伊核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模式。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就是在有关各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各方面都能依赖的可靠力量，能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处理伊核问题时，中国和美国、伊朗等有关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当美伊相持不下的时候，我们常常能提出一个照顾双方利益的方案，迈过这个看似跨不过去的坎。中国在中东政治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我认为需要借鉴这个模式。

2016年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其间，习近平主席引中阿经典，深入浅出阐述了中东地区当前面临的问题，清晰给出富含“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同时，对进一步推进中阿关系发展提出多项务实建议。第一，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第二，推进结构调整，开展创新合作行动。第三，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第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开展增进友好行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最后，希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心手相连、并肩攀登，为深化中阿友好合作而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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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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