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特点及发展展望

 

中印关系问题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印之间迅速形成的新的干扰因素，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贸易失衡问题，尤其是2006年以来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几乎中国从印度进口1美元产品，印度就要从中国进口5-6美元产品，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的干扰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

一、中印贸易的主要特点

（一）中印贸易的平稳增长态势

实际上，中印大规模的改革几乎同时起步。中国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启动，印度也在1991年左右开始全方位改革开放。两国的城镇化建设及工业化推进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展。两国改革几乎同步推动了两国贸易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迅速发展态势。1992年是两国城市化、城镇化改革初始阶段，中印双边贸易只有3.39亿美元，10年之后，到2002年双边贸易额增加到49.46亿美元，到2012年，双边贸易额进一步增加到664亿美元，20年间双边贸易增加了将近300倍。其中，2001—2011年的11年间，两国贸易年均增速达36.28%，这样的发展速度，在中国和印度的对外双边关系中非常罕见。

2007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量，比排在中国之后的第2名、第3名、第4名三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双边贸易稳定增长，实际是由双方之间的改革决定的——双方的城镇化改革、工业化改革几乎同步进行，此前双方也在一系列领域进行了改革，比如农业领域、社会层面等，为后来的城镇化改革和工业化改革提供了巨大铺垫。就中国而言，至少有三波改革。第一波是1978年启动农业改革、农村改革，提高农业生产力，释放出大量农民工，人数达3-4亿。中国的乡镇企业迎来大发展，为后来的城镇化建设、工业化发展准备了市场经验、知识储备、技能储备，尤其是劳动力储备，也为1992年后的工业化革命、全方位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物质铺垫和人力铺垫。第二波改革始于1992年。城市改革通过“三来一补”使中国经济一路狂奔。“三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一补”指“补偿贸易”，即对“三来”产品加工后的出口实行补贴。“三来一补”使中国制造业迎来巨大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乡镇企业的积淀，加上城市改革政策优惠，中国经济迎来巨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迎来第三波改革，通过深度融入全球化、国际产业链，中国经济又迎来10年大发展，GDP由1万亿美元跨入到10万亿美元只用了14年时间。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大国，带动了中国对印度贸易大幅度增长。

1966年，印度开始推行农业改革和土地改革。印度实行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印度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保留了大量私有经济成分，大土地所有制是其重要部分。虽然尼赫鲁政府时期实行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推行计划经济，但是土地的私有属性很难改变，经过60年土地革命，大地主依然很多，广大农民都是佃农，印度的土地改革充其量是一个温和的土地改革。

印度的绿色革命及其他革命相对比较成功。绿色革命指农业革命，包括粮种的推广、灌溉设施面积扩大、机械化程度提高、化肥及农药使用等。经过绿色革命，印度由粮食短缺国发展成为粮食出口国，到1995年，经过30年努力，印度开始出口粮食。但是，农业革命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如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速、环境污染、土地板结、地下水位下降等。2005年印度又进行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常绿革命，实际是推进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使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土壤墒情保护、水资源保护相互协调，提升农产品的加工附加值，开发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的供应链、加工链等。除绿色革命外，20世纪70年代，印度还开展了白色革命——牛奶革命，现在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20世纪80年代，印度开始进行蓝色革命，发展海洋经济，90年代开展彩色革命，发展园艺业。总之，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的一系列改革，使印度在农业方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少是从粮食短缺国变成了粮食出口国，推进了牛奶业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牛奶生产国。但是，印度的农村改革不像中国的农村改革那样有成效。中国的农村改革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释放了3-4亿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印度的农村改革没有如此富有效力。

印度先后进行了三波工业改革。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中期，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号召推进电子革命，让印度一步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是，第一波改革只是一个有限度的、具体领域的改革。1991年，印度开始启动全方位改革，尤其是改革计划经济，放弃许可制。许可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非常严格，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厂址设在哪儿，工厂增加新的厂址、新的招工名额、产品价格确定，都要打报告，由官僚机构批准，严重束缚了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国有经济发展。1991年，印度遭遇外汇危机，外汇储备仅够其1-2周的进口量，国家不得不用大量的黄金典当、典押换来进口必需品。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终于迫使国大党政府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进行了1991年的经济改革。

 

2014年莫迪就任总理后，推行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改革——“莫迪新政”，主要目的是增加印度的经济出口能力、满足民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及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通过一系列改革，至少提高了印度的出口能力以及印度与全球经济的对接能力，也使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不断扩大。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国同时推进不同程度的关键性改革，鼓励进出口的相关政策，加速了两国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两国经济密切互动创造了重要条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两国进一步取消关税，取消了一系列进出口政策限制，双边贸易迎来了稳步增长。

（二）中印双边贸易的互补性强

两国贸易的互补性，简而化之是“一硬一软”。印度在软的方面比较强，IT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相关服务业，包括制药业、定制化服务、汽车零配件、设计、管理方面优势比较明显。中国的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通过多年改革开放，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几乎能生产世界上的任何产品。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低附加值产品越来越少，高附加值产品越来越多，机械、运输设备、电子产品、零部件等，中国都拥有较强的优势。中印贸易的互补性如果细分，有四个方面：

1.两国商品贸易品种比较集中。中印双边贸易中，排在前五类的产品占双方相互贸易的半壁江山，甚至60%-70%以上。中国的前五类对印出口产品，过去10年间占对印出口总量的61.9%-67.48%；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前五类产品占总体贸易的60%以上，2010、2011年间，前五类产品甚至占到对华出口贸易总量的77.87%。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对华铁矿砂出口，2008年印度对华出口中，70%是铁矿砂。当年印度对华出口总额222亿美元，其中143亿美元属于铁矿砂贸易。2015年印度对华出口，棉花将近20亿美元，占印度对华出口的1/5，铜制品占13.1%，有机化学品占10%，建筑材料占6.6%，矿物燃料占6%。前五类基本上以粗加工和原材料为主，占印度对华出口总量的50%，十几年来几乎没有根本性改变，现在铁矿砂对华出口才大大减少，不到5%，这是由于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下跌以及中国去产能、去库存，供给侧改革的结果。从2015年中国对印度出口商品结构看，排在前五类的占比也很高，机电产品133亿美元，占对印出口总额的23%，机械设备占17.5%，有机化学品占10%，肥料占6%，高等级钢材占4%，这五类产品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占中国对印出口总额的55.2%。总之，两国的商品结构都集中在前五大类，这是互补性的第一个特点。

2.高度的互补性中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性。一方面，印度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并不是印度的强项，前五类都是初级产品，并且其市场可以替代，中国可以从澳大利亚、巴西进口更高品质的铁矿砂，从其他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进口更高品质的长绒棉。反过来，印度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很难替代。因为，印度进口的中国产品是高附加值的机电设备、车床、电子设备、大型运输制造设备，在全球范围内，这些制成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印度从中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制成品，有助于降低普通百姓生活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增加其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印度对中国的产品需求一直旺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印贸易徘徊在600-700亿美元之间，每年印度对华出口都在递减，但是从中国的进口却在增加。在双边贸易越来越失衡的情况下，印度还在继续增加从中国进口，意味着印度对中国产品存在巨大需求，如此巨大需求使印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中印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形成了中印贸易互补中的严重非对称性。

3.互补性的单向性。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原材料都是低附加值的，或几乎没有附加值，然后利用这些进口原材料生产出高附加值制成品，如电子消费品、机械设备、运输设备、机床、车床、机电设备等，又出口到印度，形成了循环。印度对华贸易却未能形成这样的循环，它从中国进口大量高附加值产品，包括大型机械设备、运输设备、车床等，但是生产的更高附加值制成品，却不以中国为出口对象，而是以世界其他市场为对象，形成了中印贸易互补性中的单向性。

4.双边互补贸易比较脆弱。中印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性，加上互补性中的单向性，导致双边贸易关系比较脆弱，中国一旦由于经济改革，或者由于关键领域改革对印度的需求减少，双边贸易额就会立即出现较大波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形成了产能过剩，需要去产能、去库存，进行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和全方位经济改革，在调整过程中原材料需求下降，结果中印双边贸易立即呈现出徘徊不前的局面。另一方面，印度要大力振兴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路攀升，导致与中国的贸易严重失衡，这种状况又诱发了印度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体现贸易保护主义的各种政策出台，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出台，很自然地冲击到双边贸易关系。中印双边贸易关系由于本身的结构性原因，形成了恶性循环：双边贸易的互补性越强，双边贸易的失衡性也越强，双边贸易的失衡性越强，印度国内的贸易保守主义越强。在“莫迪新政”刺激下，随着印度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制造业振兴，或许未来印度对华出口的产品结构会更加多元。

 

（三）中印贸易失衡比较突出

中印贸易失衡从2005年开始。当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8亿多美元，2006年达43亿美元，2016年高达476亿，占中印贸易总额710亿美元的66.98%。中印贸易失衡迅速增强干扰了双边贸易关系，两国领导人聚会及双边对话、机制性对话等都谈贸易失衡问题。双方贸易失衡的原因，如上所述在于双方的贸易结构。印度对华出口产品，即便是前五类产品也基本上是原材料。以2015年为例，棉花占20.5%；铜及制品都是原材料，占13%，有机化学品——几乎是原材料，占10%左右，建筑材料——原材料或者初级加工品，占6.6%。矿物燃料——初级加工品占5.9%。铁矿砂也是原材料，2008年接近7成。原材料价格波动性非常大，出口取决于对方的产业结构，对方产业结构一旦转换，或者调整，对原材料的需求就会出现巨大变化。从2015年进口结构看，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都是高附加值产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有机化学品、化肥、钢材等，加起来接近6成，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振兴制造业，印度对中国这类产品进口还会增加。相比之下，中国对印度原材料的需求近几年一直在下降。

印度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例非常低，直到2010年制造业的比重才超过农业。制造业不发达，必然导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同时，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印度与很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都是逆差。当前，印度正准备与15个左右的国家商谈FTA（自由贸易）安排，但在15个国家中，印度仅仅与5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阿联酋、新加坡、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越南，市场规模都不大，与其他10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20世纪80年代以前，印度的经济政策比较封闭，强调计划经济、国有化水平、进口替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才有限度的打开国门，实行进口替代与有限度进口并举。自那时开始，印度对外贸易基本上也是逆差占了绝大部分时间。1980-2010年的30年间，只有2002-2006年的4年间印度对外贸易有微弱顺差。

印度制造业不发达，出口能力较弱，主要原因是“四流不畅”。四流即物资流、劳动力流、土地流、资本流。

其一，物流不畅。主要在于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的铁路长达5.4万公里，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排在前几位。但是，60年过后，到2012年印度的铁路才6万多公里，60年仅增加1万多公里，而且大部分铁路还是过去英国人制造的系统，非常落后，信息化程度非常低，电气化只有1/3。物流不畅，每年将印度的GDP增长拉低1%-2%。有人会问印度的物流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为什么政府不投资修建？答案是印度政府没有资金。从1947年摆脱殖民统治以来，印度财政就是赤字状态，很多年份高达5%-6%。

 

其二，劳动力流不畅。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非常严格的国家，种姓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职业世袭制，跨行就业在印度传统社会具有高风险，很可能遭到所跨领域、行业人员的反对，甚至是暴力反对，种姓制度在印度深入骨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印度不同种姓的劳动力流通。同时，印度的《劳工法》对资本家非常苛刻，联邦政府有55部以上的各种保护劳工法律，邦政府有多达150多部《劳工法》。印度实行混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想方设法保护平民利益，鼓励工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劳工法》越修改越苛刻，1982年修改的《劳工法》规定工厂招工超过100人，即使出现生产、商品不对路，盈利不理想，甚至整个工厂破产的状况，要解雇一个雇员，也需要得到地方政府批准。但是，地方政府都是民选的，担心失去选民，绝不会轻易批准解雇一个工人。相当一段时间内，印度制造业中，87%的生产规模不到10个人，都是小作坊。《劳工法》对劳工过度溺爱，导致工厂主、企业家不愿意扩大规模，同样严重影响劳动力流动。

其三，土地流不畅。印度实行的是大土地私有制，在印度搞基础建设非常不容易。英地拉·甘地机场建成几乎花了10年时间，将机场到市内的高速公路修通又花了10年时间。土地的私有属性使政府很难有所作为。政府当然有自己的土地，但大部分是偏僻的、贫瘠的、连不成片的，印度政府要建设一个100亿美元的综合园区，结果园区长度高达100公里，因为土地都是一块、一块的，连成片代价太大，客观上阻碍了印度的大规模生产。

其四，资本流通不畅。物资流通、劳动力流通、土地流通不畅，必然导致资本流通不畅。资本家不愿意投资。印度有很多大财团，有的是世界级大财团，但是由于前三个不畅，大财团更愿意在国际市场投资，而不是在印度本地投资。

总之，印度的制造业不发达与“四流不畅”密切相关。现在莫迪政府已经成功改革了税法，2017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商品服务税（GST），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建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至少从法的实施生效看，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税法统一的市场。莫迪政府的改革愿望很强，也有自己的政治基础，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一党独大，依靠政治强势地位，莫迪政府推动通过了GST，统一了印度市场。但是，莫迪政府未来的任务仍然艰巨，《劳工法》要改革，《土地法》要改革。同时，即使改革非常顺利，能够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印贸易失衡仍然会进一步拉大，因为大型机械设备、电子、机床、车床等，中国都能生产，而且比德国、日本、欧美的产品都便宜。印度不可能放弃价廉物美的中国制成品，转而进口其他国家价格高昂的制成品，因而只有当印度的制造业慢慢发展起来，出口能力不断增强的时候，中印贸易严重失衡的状况才可能逐渐改变，对此中印双方都要有足够的耐心。

（四）印度对华贸易中不断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随着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印度对华反倾销、反补贴案件逐年增加。2016年，印度对华发起贸易调查多达21起。2017年从1月9日-7月4日，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调查12起，仅次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调查。回溯历史，自1992年印度印度反倾销关税和联合关税总局专责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到2016年上半年，印度一共发起了320多起反倾销案，其中117起针对中国产品，占印度整个反倾销案件的54.6%，年均10起，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实际是一种非建设性举措。中印两国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宣布成立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对话机制陆续召开了四次会议，核心目的是解决两国贸易失衡问题，通过扩大合作领域来相对平衡双方贸易。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任何结构性改革以及结构性矛盾的化解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1984年到2014年，印度的政府都是联合政府，少则10几个政党、多则20多个政党联合执政，任何一个政党稍不满意，它在政府中任职的成员就会辞职，整个政府就会被拉垮。同时，由于多党联合执政，任何改革决议都需要反复商量、讨价还价，所有锋芒都磨得差不多了，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此，印度虽然1991年就开始改革，经过了一轮又一轮，效果就是不明显。2014年选举之后，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以超过绝对半数的优势组阁执政，至少在下院占到多数，保证了莫迪政府的改革方案通过。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发展至上、民生优先的理念，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推进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扩大双方合作领域，不断做大蛋糕，减少印度对华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干扰，平衡双方之间的贸易失衡。

二、中印经贸关系的未来前景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前景看好，也许随着两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未来的互补性会更强，尤其是随着印度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双边贸易趋于平衡的态势会比较明显，未来发展前景远大，但是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贸易严重失衡问题，近期内要完全解决不太现实，我们希望印度通过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出口能力，而不是反复给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开放。其实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开放的。为了平衡双边贸易，印度一再要求中国扩大对印度的粮食进口。问题是，中国本身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何谈进口？而且从印度进口粮食比从越南、缅甸进口距离远得多，还有运输费、储藏费、折损费，印度的农产品在中国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印度要求中国打开IT市场，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其实非常开放。印度的IT产业虽然非常发达，但是它的信息产品主要服务西方，印度人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更适合西方人的英语思维。中国的IT产业也很发达，IT软件主要出口东亚、东南亚的华人圈。印度的软件设计与中国的软件设计有文化差异，并不是中国对印度市场不开放，印度的塔塔咨询公司是印度IT业的航空母舰，在中国如鱼得水，在中国的产值占其全球产值的一半。如果印度IT的办公室服务软件适合中国的公司，价格又便宜，何乐而不为？这个问题的主动权不在中国，而在于印度。

印度应当开发自身的药品市场。印度有很多处方药，价廉物美，比如治癌药，价格非常便宜，效果也好，但是中国不能大规模进口。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与印度有一种特殊安排，治癌药只能在印度生产、印度消费，大规模出口中国，必然产生知识产权纠纷。印、美每年围绕药品的知识产权纠纷已经很多，中印之间如果形成这样一种贸易关系，未来可能产生很多的麻烦，只有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了，中印之间的药品合作才有远大前途。如前所述，中印贸易的互补性是单向的，但是制药领域例外。印度从中国进口药品原材料，生产制成品，再出口中国，效果非常不错。最近，上海复星医药入股印度格兰德制药公司，控股74%，投资接近10亿美元，这是中国民企对印度的最大一笔投资，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开始。

总的看，随着莫迪政府大胆改革，中印贸易未来前景广阔。莫迪上台之后，对大型基建、制造业振兴，两手抓，两手硬，推出了一系列非常具有雄心壮志的规划——印度制造、初创印度、清洁印度、数字印度、智慧城市、技术印度、大型基建规划。莫迪誓言用一代人的时间使印度成为发达国家，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未来如果实施，中印贸易的合作前景将非常广阔。

“印度制造”是莫迪政府2014年9月26日推出的，目的是把印度制造由当前占GDP的18%左右，提高到25%，幅度非常大，涉及制造业领域25个行业，汽车、化工、制药、纺织、信息技术、港口、航空、旅游、铁路、再生能源、采矿、电子等，还有国防、军工、汽车、零部件、软件、制药业等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这些行业、领域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中国就可以从印度进口很多产品，大大有利于解决中印贸易失衡问题。

“初创印度”，类似中国的“双创”。莫迪执政以来已经废除了1000多条多余的法律，大大缩短了专利注册时间，减少了注册的经费。莫迪计划建50万所创新培训学校，推动创新，印度不仅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还要成为世界创业中心、初创中心、创新中心。

“清洁印度”计划也雄心勃勃。莫迪计划在其执政的5年内修建7.5万座厕所，并且全部要求是清洁厕所，对这一基础设施建设，中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数字印度”，计划进一步发展印度的信息产业。印度的网络业实际相当于中国的互联网+。印度的很多改革带有很强的中国情结，中国干了什么，印度也跟着干，包括印度的转型委员会，过去叫计划委员会，与我国过去的计委功能一样。莫迪改革举措之一，是废除了计划委员会，成立了印度转型研究院，研究未来的创新。印度刚刚出台的三年发展规划，67次提到中国。1992年印度大规模的城镇化改革、产业化改革政策，包括经济特区的中国情结都非常浓。“数字印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中国本届政府互联网+的启发，要让数字网络遍布印度大街小巷，甚至每一个村庄。

 

“智能城市”是指2014年6月，莫迪总理宣布要在全国建设100座智能城市，动用资金1.2万亿美元，希望世界各国金融机构前往投资。我国在智能城市建设方面非常领先，有经验、有技术、有资本，与印度的合作空间很大。

印度的大型基建。仅铁路一项，两国就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印度铁路平均速度75公里/小时，实现现代化提速孕育巨大商机；印度有3万座老旧火车站，进入高速发展的物流时代，也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莫迪计划把所有的火车站改造成商务功能非常强的一体化多功能火车站，首先改造400座，每一座火车站的商务化、现代化改造，至少需要500万美元，全国3万座火车站改造同样蕴藏巨大的商机。印度目前100万以上人口城市有50多座，大城市要修地铁，中国竞争力非常明显。印度目前高速公路仅1000公里，需要大力发展。我国拥有高速公路12万公里，有经验、产能、技术和资金。还有，印度的电力短缺，我国有东方电气、哈尔滨电气，产品设备质量非常好。这些方面，中印都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莫迪还有一个更大的雄心计划，要逐步推进印度的城镇化。1984年时，中印两国的城镇化水平差不多，印度还略高一点，1987年印度的城镇化率是24.8%，我国的城镇化率是24.2%，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6.7%。印度33.1%，双方差距很明显。莫迪政府计划到2050年，要把7亿农民变成市民，城镇化率达到51%左右。这么大规模的城镇化牵动很多行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无所不包，需要巨额投资，但印度本身缺少资金，需要大量外国投资，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合作机会。

如此来看，未来中印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果加上相互投资，将双边贸易关系扩大为经贸关系、经济关系，前景十分广阔。如果双方之间形成更多的互补关系，不仅将双方贸易领域拓展到产业投资领域，而且共同建设第三方市场，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合作，双边的经贸关系、经济关系将会更广泛、更深入。此外，中印在现有软件、硬件合作互补基础上，还可以形成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互补；“莫迪新政”刺激起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经济竞争，形成了百舸争流、万帆竞发的相互竞争态势，这也有利于中印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

总之，未来中印经贸关系会发展得更加顺畅，但是双方的贸易失衡问题在中期、近期解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矛盾会依然存在。希望印度的精英阶层，尤其是政府领导层对这一问题，能够抱一个更加包容的建设性态度，更加长远的眼光，将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作为两国不断开展、深化经贸合作的巨大动力，以此不断拓展、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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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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