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韩立群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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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8年以来，我们相继召开了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在这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中推进了一系列重大事项，给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奠定了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各条战线也是展现了一派新的气象。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和全国两会的精神，我谈一谈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发挥的大国担当，分别用五个词来概括：新起点、新思想、新发展、新开放和新挑战。

一、新起点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是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三中全会是2月26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是3月召开的。在这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的事项，包括修宪、机构改革和组成新一届政府。那么，这些任务的共同核心是加强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些任务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今天，我们主要是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到我们对外战略的筹划和推进。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最近这一系列重大事项透露出一些新的安排、新的信号。

从2018年全国两会来看，我认为主要聚焦还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发展，第二个是开放。全国两会公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国家移民管理局，这是从理念到实践层面的一个飞跃，使中国的大国特色更加彰显。

从开放来说，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部分就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用了四个词：范围、层次、布局、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外开放从开放的范围、开放的层次、对外开放整体战略布局、管理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方面都要有所提高。在内容上，主要有：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国内市场的更加开放，如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加速提升国内需求，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等。

上述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角色和责任担当，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总体来看，过去三个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这是一个新起点。

 

二、新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持久和平，主要是国际关系；安全格局，主要是国际安全；共同繁荣，主要是国际发展；开放包容，主要是相互交流、促进交融；清洁美丽，主要是生态、气候方面的内容。这五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支柱，其中发展和开放是核心任务。

关于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曾经讲过，“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他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到,“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是对“发展”新的定位。

关于开放，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在总结过去这些年来的社会建设、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也讲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他在2018年新年贺辞中也讲过，“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发展和开放的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三、新发展

从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对外战略的筹划和推进来看，中国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上又有新发展。

我们拟组建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事业的一个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委员王勇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他指出，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是“为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等……”。这就说明了把国家援外工作集中统一到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个机构下面的原因。

我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辉煌悠久，组建新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使对外援助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总结为“三个升级”和“三个延续”。“三个升级”，主要体现在对外发展合作的理念、机制和能力上的升级；“三个延续”，主要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推进对外国际战略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思路的延续。

 

“三个升级”，第一个就是理念升级。国务委员王勇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的时候使用的“对外援助”的表述，但拟组建机构的名称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从“对外援助”到“国际发展合作”的改变，实际上体现的是理念的升级。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对外援助呢？原先理念比较朴素，就是要帮助落后贫穷的国家发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在对外援助时发现，有的国家遭遇地震、海啸、台风等灾害，需要应急管理，需要资金；有的国家爆发疾病，需要派出医疗队；有的国家在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当然，对外援助面不只包括这些，只是这些都是比较直接的援助。现在，我们的对外援助或者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就更加综合，不仅是要帮助别的国家脱贫，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还要帮助对方实现综合发展，就像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修路搭桥、创建产能、提升能力等，主要目的是要帮助对方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有句老话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给他一条鱼不如帮助他学会捕鱼的本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援助的过程中，不仅要直接给予、直接帮助，还要讲究生态友好，讲究市场原则，讲究工作效率，还要着眼未来，整体来讲是更加综合。

从推进国际发展合作的思路来看，我们不仅要帮助对方发展，还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因为我们本身也需要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合作就是一个互惠的过程。

另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我们还能深刻体会到，我们不仅在跟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发展合作，还在跟发达国家、西方国家进行国际发展合作。比方说，欧亚铁路已经到达欧洲，中欧班列一直开到伦敦。那么，“一带一路”的延伸，实际上就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思想的延伸，整体来讲是更加均衡。

现在的国际发展合作不是单纯的“外援”，我的理解是一种复合性的对外合作，只要是着眼发展的，只要是促进开放的，只要是能够帮助国际共同事业发展的，我们都愿意去做。

第二个升级是机制升级。原来我国对外援助工作主要在商务部，外交部以及其他部委、机构也有一部分，很多单位都在进行对外援助，这就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人、财、物，不同的单位来统筹不同的人、财、物，就有一定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把它统一起来。我们之所以把对外援助设在商务部是有历史渊源的，与我国自身发展阶段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理念升级了，原来的体制机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所以要在机制上升级，组建了新的机构，相信在集中统一领导下，各方面的人、财、物效率也会更高，工作更容易谋划和落实。

第三个升级是能力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合作的谋划和落实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包含在中国战略能力提升之中。这五年来，我国举行了一系列重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念、倡议、思想、战略以及落实举措，这些都是我们战略能力提升的表现。这些重大事件包括，成功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参加巴黎气侯变化大会等重要会议，以及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日内瓦的主旨演讲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另外，我们还提出一系列机制建设方案，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丝路基金等。在理念层面，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亲诚惠容的理念、真实亲诚的理念，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战略谋划能力提升的一个表现。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成果远远超过预期，充分显示出我们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战略谋划能力、战略落实能力的提升。过去这几年在纵向的机制建设、人才培养，在横向的理念建设等方面，我们形成了一张网，这张网的规模效应会越来越显现，将来也会表现在国际发展合作的方面。

接下来是“三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集中统一领导思路的延续。过去五年多来，我们在国内建设、对外竞争与合作中取得重大成就与集中统一领导高度相关。比如说，我们对外在国际安全方面，建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管理国家安全方面的统筹安排。现在我们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也是这一思想的贯彻落实和延续。

第二个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思路的延续。过去这些年来，我国对外工作之所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有重大关系。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地区出现乱局，关键还是发展不到位；有些国家治理失败，关键还是发展没有协同起来。发展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钥匙。我们周边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只要解决了发展问题，或者说只要在发展问题上下功夫，这些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发展也是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如果我们在发展方面提出新的倡议，大家就会跟随。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年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数量大幅度增加、“一带一路”建设的范围大幅扩展的原因。另外，发展合作也有广阔的空间。所以，我们延续了加强发展合作的思路。

第三个延续是大国担当思路的延续。过去这几年来，我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体现了大国担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既要自己发展，也要帮助别人发展。我们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大国担当的一个体现。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反响，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体现了担当。未来，我们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也会继续延续这样的思路。

综上所述，我国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新发展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个是能力、机制、理念的升级，一个是对集中统一领导思路、国际发展合作思路和大国担当思路的延续。

 

同时，我国的新发展与世界国际发展合作的大趋势不仅不谋而合而且还有新的贡献。现在的国际发展合作大概有三个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从托底到均衡。我国在推进对外援助之初，认识是比较朴素的，就是帮助落后的国家发展。现在的国际发展合作重点从原来的“减贫”到现在的“发展”，从托底到实现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联合国2000年确立千年发展目标时，虽然用了发展这个词，但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减贫。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到期后，又明确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目标不仅仅是减除贫困，更是要实现综合的可持续发展。从减贫到发展，这是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覆盖范围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全体人类。我在前面提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不仅跟发展中国家合作，还跟发达国家合作，体现了我国国际发展合作覆盖范围的均衡性。现在，国际发展合作也是这样。原来，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非洲、亚洲、拉美一些落后国家；现在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按照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讲的“一个都不能落下”。所以，一个是从减贫到发展的改变，一个是从聚焦发展中国家到聚焦全人类的改变，我为此下一个定义叫作复合国际发展理念。

第二个趋势是从道德规范到行为准则。原来是先富的群体要帮助后富的群体致富、脱离贫困，是一种认识，并没有上升到行为准则，也没有上升到规则，它是一个道德规范。现在的国际发展合作上升到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先进的国家要帮助后进的国家，先进的群体要帮助后进的群体发展，这是一个行为标准。我国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体系。所以，国际合作发展理念，从外部来看是从道德约束到规则约束，从我们自身来看是从朴素的认识、松散的机制上升到一套完整的强有力的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和体系。

第三个趋势是更加现实。原来的国际援助或者说国际发展合作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帮助某个社会发展，是帮助其先实现社会管理层面的发展，先实现人的教育，等等。但是，发展这个词一定是和经济联系在一块的，如果不把经济活力释放出来，架构再好，理念再好，也落实不到实际层面中去。所以，现在的国际发展合作从原来的注重社会、政治方面到更加注重社会、政治、经济综合的平衡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重要支柱作用。比如说，原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八个领域基本都集中在社会发展方面。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涉及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例如，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等等。这些趋势在我国国际发展合作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新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关键就是发展——共同发展，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许多新的理念、认识和许多新的工作推进与落实。

四、新开放

上文说到的“五个世界”建设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发展，一个是开放。从现在我国各方面的布局里也能看到有新开放的现象，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开放。

四十年前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内还有人担心改革开放会不会让“苍蝇蚊子”一起飞进来，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在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前夕，也有很多担心，担心会不会是“狼来了”，担心国内产业可能经受不住冲击，等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改革开放，更多关注的不是开放之后会不会对我们自身带来冲击或危害，而是更关心中国和世界如何相互开放，如何通过中国的开放来完善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造福更多的国家、民族、社区、实体乃至个人。我们开放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文化交流，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伟大愿景，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新开放在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也有所体现，那就是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务委员王勇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有这样一段话：“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来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不断增加,对做好移民管理服务提出新要求。”他还专门提到外国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难民管理、国籍管理, “三非”外国人治理、非法移民遣返、中国公民因私出入国(境)服务管理等职责。这里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更多外国人“走进来”，另外一个是更多中国人“走出去”。

——更多外国人“走进来”。如果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会不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中国移民呢？我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至于在国际上有一个评价：中国的绿卡非常难拿。我想，这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设了多少限制，而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发展还没到那个阶段，来中国的移民少。现在，来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包括出现“三非”外国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发展了，市场广阔，机会众多，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这样就必然会有移民问题产生。所以，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部门。我想，设立这样的新部门不仅仅是要治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更好的是要为外国朋友来我国开展各项活动提供便利。这是扩大开放的一种体现。

——更多中国人“走出去”。我国每年有上亿人次赴境外进行旅游、商务活动、留学教育等。中国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主要客源，中国学生正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生源。那么，这么多中国人“走出去”必然也会有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在对象国可能有生活、安全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在我国出境出关的时候也有一些问题，如办理护照也存在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四十年前，我们主要是对外开放，现在是双向开放，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就是我们加强双向开放的一个重要体现。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而且已经多到我们必须专门组建一个机构来管理的程度呢。就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的那样，“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另外，我们在经济上也是更加开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时用了四个词：范围、层次、布局、体制机制，并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加大西部、内陆和沿边开放力度，拓展经济合作新空间。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各个方面扩大开放，这就是新开放的一个体现。

那么，这种开放对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确定性、互惠性、互动性。

——确定性。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种开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确定性。当今很多国家的内部性越来越明显，提出很多贸易保护、投资保护的措施。国际社会担心冷战结束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会不会退潮，世界经济发展的机会会不会减少。中国扩大开放，对国际社会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世界第二，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的开放，何来的不确定呢？有这样一个巨大市场的开放引领，就会有更多其他市场的开放，可以确保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而不会由于某些个别国家的退潮而出现逆转。二是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在世界大国里面仍然属于较高速度的增长。国际社会有一种担心，担心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模式、深化改革之后经济增长会不会加速放缓。我国现在逐渐恢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与现在我国经济规模相匹配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速依然稳固。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具体的开放举措，这种高度的确定性对国际社会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互惠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体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家要互惠，你的发展对我有好处，我的发展对你也有好处。加大开放，不仅对中国有益，对全球的好处也是看得见的，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2018年我们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前我们都是办出口博览会，一年两次在广东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主要是给中国的商品提供机会。现在，我们在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同时，还要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转变。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超过8万亿美元的产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7500亿美元。我们还将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推动贸易便利化，这些都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利好。这是开放性的、互惠性的。

——互动性。中国与世界互相开放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对称了。中国向世界开放与世界向中国开放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一方面，我们在加大开放的同时，强调了互惠性，扩大世界的开放。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上演讲时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开放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过去几年来，我国新签和升级8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在举办APEC峰会期间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创造性地提出路线图。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中国促进世界开放，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中国在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有可能是某种机制的建设，有可能是资金，有可能是硬件，也可能是政治上的号召力、影响力，这些公共产品推进了世界的开放。世界的开放反过来又使我们不断调整自身的开放。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的开放和世界的开放是对称发展。

新开放、新发展，是中国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大国担当的一个重要体现，把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倡议落到实处，让别的国家切实看到这个倡议值得推进，值得整个国际社会为之而奋斗。

五、新挑战

展望未来，我们要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更好地体现中国的作用，同时发展自己，还要面对一些新挑战，大致是五个方面，即：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对内与对外的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东方与西方的关系、大国与周边的关系。

1.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大国在身份认同上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利益和义务上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甚至悄悄地发展也可以，不会有更多的外来干预，除非它处在一个特别关键的地缘位置上。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可以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国家的发展处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别人帮助你来发展，可以享受发展中国家能够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优惠条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合作中，发展中国家享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但是，作为大国，你得帮助别人发展，成为国际发展的标杆，然后别人可以明确地跟随你。虽然在过去经济还没有如此繁荣的时候，中国也帮助别的国家，帮助第三世界国际共同发展，那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胸怀。但是，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则会被要求得更多。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大国的合理性主要源于大国对别的国家的溢出，往往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大国的地位才能稳固。所以，作为大国，中国必须习惯在聚光灯下生活，必须习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世界一流大国这样一个身份的转换，必须习惯权利、责任、义务的转换。过去几年，这些信号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比方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比方说，美国或一些西方国家提出中国是不是不再享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提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认定中国国家身份，等等。这些都释放着一个信号，未来针对中国的色彩还会更加浓重。以上是一些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还有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原来我们讲有硬实力、软实力，美国人提出巧实力，现在突然有人提出“锐实力”，对我国自然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合理的体现给予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给予不同的解读？四十年以前的中国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炒作。但是，崛起中的国家就会有一些崛起中的国家的特点，所以有一些矛头就会对准我们。对此，我们可能要习惯。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前几年大家常常在说要学会挨骂，现在还要学会忍受被人曲解。比方说，最近，美国阻止了两通的收购（博通收购高通），原因就是“中国威胁论”，但是据某些分析，主要是因为美国想维持自己在未来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只要摆出“中国威胁论”的由头，美国国内反对的声音就被压制了，因为这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再比如，前段时间，美国的几大情报机构共同参加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集体建议民众抵制购买中国的电子信息产品。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些新表现。这些也是中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一个崛起中大国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适应的新情况。

我们现在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些国家可能领会了我们要为全人类共同事业奋斗的情怀，有些国家可能认为中国在修正现行的国际秩序，这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关于中国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认识呢？因为某些国家或者说某些思想是建立在以前的线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认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必然要挑战秩序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崛起。这跟中国的道路其实并不相同。但是，化解误解、增信释疑，是我们实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一个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崛起中的大国的转变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发展与崛起的关系。

 

2.处理好对内与对外的关系

首先是平衡对内和对外用力的问题。现在，我国国内面临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这些都需要用力。同时，我国国内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当然，每个国家也都面临国内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有些国家有内顾倾向，产生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排外主义倾向，导致全球化的退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其次是平衡好内外联动的问题。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守成国家或者说现有国家可能会有阻碍你崛起的态度和立场。如何阻碍崛起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有些手段是在外交上的，有些是在国际政治上的，有些是在安全上的，有些就深入到国内政治的方方面面。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政治安全风险依然非常明显，外部各种敌对势力仍然非常猖狂，抓住我们一些重大节点反复炒作，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就有内外联动的问题。我们回顾世界上一些国家发展经验，就会发现：对有些国家来说，从政治安全上进行突破往往是比从外交上、比从安全上突破显得更加容易。比如，美苏竞争。美苏都有能够相互确保摧毁对方数十次、上百次的核武器储备，美苏在世界上都有巨大的政治、安全、经济影响力，正面对垒不相上下，但是美国或西方社会在政治安全方面对苏联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干预。我们现在面临的内外联动的政治安全方面的风险依然非常严峻。所以，处理好对内和对外的关系，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需要着力的方面。

3.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主要是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说的。世界政治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有一些阶段搞军事竞赛，有一些阶段发生战争，有一些阶段聚焦和平发展。那么，在和平发展的时候，大家聚焦经济、聚焦市场、聚焦机会，更通俗一点讲大家聚焦收入。冷战结束之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为了应对因为增长出现的危机，为了调整因为增长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国际协调是整个世界政治的主题。我们党近二十年来对整个世界政治发展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主题。现在我们的判断仍然认为和平发展是主题。但是，随着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国际格局难免也发生调整。

国际格局发生调整是有阶段性的，往往先从经济上有所松动，然后扩展到政治和安全等方面。与世界政治的主题结合起来就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的主题出现了从经济增长向政治竞争方面转移的倾向。这是第一点。

回顾历史，我们来看看美欧、美日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是二战之后的十年时间里，世界格局是美国引领整个西方阵营。但是，作为传统上的主导者，一些老欧洲人的心目中并不认可，所以欧洲总是想扳回来。那么，面对二战之后美国形成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欧洲怎么办？首先，欧洲在经济上发力。在二战结束后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欧洲经济实现了迅速重建。日本也实现了快速恢复。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中，西方阵营出现了经济上的松动，美国的经济优势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然后，欧洲人和日本人就想在政治上实现松动，这个时候美国压制了欧洲和日本。所以，回顾世界政治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国际格局的演变往往先在经济上松动，然后是政治上、军事上。

现在，经过冷战结束之后这几十年的发展，国际格局也是先从经济上发生了变化，南北关系发生了变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一半，超过发达国家，软实力的松动必然引起硬实力的松动，必然会引起政治格局上的松动。所以，世界政治竞争就会更加激烈。

第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虽然目前几个机构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还不错，但也都在报告中提到，深层发展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仍然存在泡沫危机的可能，仍然可能振荡。那么，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上低迷不振的时候，政治上的矛盾往往就开始发酵。就像我刚才讲的“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会出现乱局。对于整个世界政治来讲，也是这样的，经济长期低迷，就会凸显政治的作用，大家的目光可能就会往政治的方向聚焦。所以，当今的世界的主题可能会有新的调整，其中有一些信号值得注意。比如，美国2018年的军费预算超过6000亿美元，已经恢复到“911”那个时候的水平；我们周边的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在大幅增加军费支出，印度也在增加军备建设，加速试验各种导弹武器。当然，加大军事斗争准备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它是世界政治主题演变的一个体现，就像美苏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最后也没有爆发核战争一样。

第三，从主观上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增长必然要求这个国家从经济实力到政治实力的发展，因为大国的实力最终还是要看政治实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在曾经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依然是一个大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影响。现在，我们逐渐实现了国家的富强，经济实力也要逐渐转化为政治实力。怎么转化？从历史上来看，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有些国家靠战争，有些国家靠结盟建立新秩序，但是现在这样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中国也不会走这样的道路。我们要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或者说我们要适应现在主题的调整，要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金砖国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金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家投资公司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投资热点。但是，这四个金砖国家最后形成了会议机制，然后扩展到五个国家。过去这几年的金砖峰会公布的宣言，关注领域逐渐从经济、贸易开放发展到五个国家对世界政治、国际安全等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共同立场的表态，金砖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大幅增加。这就是经济实力到政治实力转化的一个体现，也是处理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个体现。

4.处理好东方与西方的关系

处理好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或者说处理好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总之就是处理好世界上不同阵营之间的关系，这些阵营并不是实体的，是虚化的阵营。现在，中国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桥梁，我们与各方都有共同的话语、共同的利益，有利益交汇点，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总龙头，既牵起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合作关系，也牵起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新型发展合作关系。我们既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也加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流的力度，与西方国家实现竞争合作。

南北一般是发展层次的划分，而东西是政治形态的划分。从东西关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我们同其他国家各种发展模式之间存在交流互鉴的问题。所以，如何处理好与东西南北各方之间的关系，也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着重投入的方面。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包括东西南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从冷战结束到金融危机之前的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客观来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低潮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形成和蓬勃发展，就预示着这一低潮期的结束，或者说是一个新高潮的开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经常讲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世界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当前这个时代，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可能会迎来一个新的高潮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好做大，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结合起来，同东西南北相互交流融通、相互借鉴结合起来，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重大命题。

在西方许多国家看来，有模式之争，有中国模式，有华盛顿共识的模式。但是，这也是一种线性思维。模式之争，这种想法在原来的那个时代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美苏时代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双方都把消灭对方的制度作为目标。但是，在新的时代，我们要超越那种零和博弈的思维。习近平同志讲，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所以，在新的时代可能会有模式上的区别，但并不意味着要在模式上相互消灭；可能会有模式上的竞争，但不会有模式上的战争。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可能会实现一种新的交融，相互借鉴。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是西方国家自己能认识到的。我国也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这就是一种相互改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实际上是互动的，最后很有可能会趋向一些共同认识，实现一种融通。

5.处理好大国与周边的关系

发展与崛起、对内与对外、政治与经济、东方与西方，这些关系是比较抽象的。最后，我们在比较具体的对外关系方面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关系是，统筹大国与周边的关系。

大国与周边的问题，在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发展复兴过程曾经中断于周边，曾经受大国的影响，所以未来如何统筹好大国与周边的关系事关重大。

现在，我们的周边有许多难题，在朝鲜半岛、南海、东海、南亚、中亚都面临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与我们有关系，有一些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过程中，这些问题会和其他问题相互交织叠加，特别是会和大国竞争相叠加，这也就牵扯出第二个问题来，也就是大国竞争。

刚才讲现在世界政治的主题更加突出。政治的主题主要就是国际格局，国际格局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大国关系和大国力量对比。现在，大国竞争又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如何运筹好大国竞争与周边关系之间的相互交叉叠加的关系，这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重点。

第一，要运筹好大国的权力竞争。很大程度上，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构成的，国际格局演变到最后往往也聚焦在大国关系的调整上。此前国际秩序的几轮转变，最后都具体到几个大国形成某种共识或者形成某种秩序，比如说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等。

当前，西方抛出了一个“权力转移”的论调，认为中美之间存在权力转移。有美国学者还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说在历史上有十几次权力转移，其中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确定转移还是不转移，只有几次是没有爆发战争的和平转移，然后就猜测中美之间是否会有一战。

我们来看看现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危机之后一直没有得到恢复，现在还呈现不断恶化的倾向，特别是美国国内始终咬着不放。美俄关系对于整个国际格局也是至关重要。俄欧关系比较微妙，欧洲可能想和俄罗斯恢复关系，俄罗斯可能也想和欧洲恢复关系，但他们之间特别是从欧洲看来，乌克兰、克里米亚像一个槛儿迈不过去，其中也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欧关系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也比较微妙。以前的美国总统没有像特朗普这样直白地指出美欧关系存在的问题，欧洲人有点不适应。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不断深化。

这是几个大国之间的格局，但在这个格局中还隐隐存在一个关系，那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抛出的所谓“锐实力”，实际上就是西方对中国发展焦虑的一个体现。美国接连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对手。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对华态度发生转变，澳大利亚甚至有充当美国在亚太地区先锋的可能。周边国家持续加大军事投入，有些国家的投入是配合着大国竞争来的。这些都可能为竞争作实力储备。有了实力储备，在竞争的时候就会有底气。

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面临着大国关系调整这个现实的问题。因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有主体的，主体就是各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大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协调好大国关系，特别是像美俄、俄欧、美欧等中国不在其中的关系，对我们运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这是大国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周边的难题。当前周边形成这样一种环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可能与中国自身发展的周边反应有关系，可能与其他国家在周边运筹有关系，特别是和大国竞争有关系。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新问题，都是老问题，顶多有新表现。为什么不断有新的表现？就是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同时大国在我国周边的布局也越来越明显。比方说，美、澳、日、印四边安全对话，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对话，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曾被提出来过，只不过开展起来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意义，奥巴马时期也没有把这个对话拾起来，但特朗普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继续向西拓展，拓展到印度，形成一个所谓的对话机制。这个对话机制不仅有安全的合作，还有经济上的合作。当然，不管怎么说，现在周边形势的变化、心态的变化、关系的变化交织在一起，推动我们与周边的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推动中美邻互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推动周边的秩序进入调整重塑的关键阶段。

未来的中国应该是在稳妥管控热点的基础上，一方面大力拓展周边的合作范围，为周边各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发展促合作，以开放促合作，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新发展、新开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在周边可能也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过去这些年来，我国周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展比较慢，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局势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关系。未来中国可能要提供很多公共产品。中国在同日本、韩国推进双边关系，同东盟进一步加深伙伴关系的这种基础上，加速同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这种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东亚地区的一种落实。

中国对外开放最直接最优先的受益方就是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从实现共同发展，从扩大利益交汇的角度来讲，周边国家也应该加强联合，而不是扩大分歧，而不是让域外国家有可乘之机。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扩大周边的合作范围，第二个是要加强实力建设。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一个理念上的大前提，就是竞争并不一定导致战争，但竞争还要加强实力准备，加强实力准备是避免纠纷冲突扩大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和手段。因为只有大家看到扩大冲突的严重后果，才会去避免冲突，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讲。从积极方面来讲，大家看到合作的有利之处，就会扩大合作。我们尤其要做好避免在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可能会出现冲突的可能，要防范一些热点的联动，要防范恐怖主义的危害，要加强机制建设，维护我们的国土安全。

要处理好大国与周边的关系。处理大国关系，在当前很大程度上落实在了周边；处理周边关系，离不开协调大国关系。因为从更广阔一点的意义上来讲，亚太地区是未来全球发展的重点，即便没有中国市场的扩大作为牵引，整个世界发展的重心也在向这个地方发展。这就像开垦土地一样，有些土地被反复开垦之后肥力就下降了，人们必然就会转向别的地方。那么，从全球来看，整个亚太地区市场潜力巨大，特别是人口众多，而人是重要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种客观现实，在具体工作上处理好大国与周边的关系。

以上就是，未来我们在推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可能需要应对的一些新挑战。

今天，从新起点、新思想、新发展、新开放、新挑战五个方面谈了我对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的一些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未来中国需要同各个国家各国政府各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要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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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凌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322/99193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