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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老人陆琦口述:我为周总理治病

2018年04月11日 17:01

周恩来总理与陆琦教授

我原来是一名开业的专科医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后经过历次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旧人生观发生了改变,逐渐认识到医务工作者应为工农开门的真理。于是,我向当时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了报告,是关于公开我的祖传秘方“内痔插药疗法”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开刀不吃药,不影响生活。

1954年间,华东卫生部批复交省卫生厅办理,当时省卫生厅李蓝炎厅长亲自批示,要我在二院进行插药实验工作。这个实验做了一年多,经过临床实验,总结了110几例的病例。最后这个报告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给我奖状,还发给我3000块钱的奖金,那时候3000块是很高的了。1955年左右,由省卫生厅按排在解放路太平洋电影院召开学习祖国医学表彰大会,参加的是全省各地桥卫人员,大概到会五、六百人,会上省卫生厅代表卫生部颁发奖状和奖金,对我进行表彰,鼓励我,掀起全省学习祖国医学的热潮。后来,接到省人事厅通知,发一个委任状给我,委任我为肛门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门外科。1957年院系调整,我随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的时候,陈礼节,当时的杭州市副市长来动员我,找我谈了几次,要我参加民进。后来,由余文光——浙二医院的院长,石华玉——(浙二)胸外科主任两个人作为我的入会介绍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什么事情他们也不讲,而且要马上准备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走了。有卫生厅、公安厅三处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飞机场,飞机场有一架专门飞北京的飞机,飞机上就我和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总理啊,叫我看病,才晓得这个事情。本来我一直担心,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从杭州离开到北京,一直在担心,我也是担心,家里也担心。到了北京知道是为周总理治病的时候,才放心一点,我胆子也很小的,毕竟这是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第二天,把我领到总理办公室,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当时总理这个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把这个炎症赶快消失,同时提出来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要我采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炎症很快地消失了。总理也很高兴,因为他整天在忙国事啊,国家的事情当时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上午都是十点多才起来,我们都准备好,等他起来,给他处理了。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厅吃饭,有总理的保健医生,叫卞知强,一个保健局局长,有时候部长也来,多数是保健局局长负责的。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拢来,随身好带的,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十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以前呢,总理给我一张有他亲自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总理签名的照片也不容易的,这个很珍贵。这是第一次为总理看病。

第二次呢,是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大概早半个多月,总理到杭州来了,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总理同我讲,这次毛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总算空下来了,过年以前咯,到杭州来休养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痔疮医好的。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方法,进一步地把这个药再改进,筛选过以后,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国事太忙了,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坐,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总理的病基本上是痊愈了。当时总理考虑到正是接近过年了,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宴请的时候邓大姐就讲了,我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同学关系,她和总理是同学;第二个关系是战友关系;第三个关系呢是同事关系,他们一起工作;第四个关系是夫妻关系。这四种关系,邓大姐是在吃饭的时候站起来讲的。后来总理提出来要吃点酒,他说这么多的人为我个人服务,我要敬陆大夫。那时邓大姐问我了,陆大夫,你看总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总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总理听我讲了,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总理为人,很尊重人民。

在这次吃饭以前,总理又请邓大姐到我家里来。总理同我讲了,他说我们就要回北京了,叫邓大姐到你家来看看你的老母亲。我说这怎么担当得起呀,我只是个小医生。但是总理交付下来了,邓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里来了,看看我的老母亲,看看我的老伴,还有四个孩子,我当时很感动。邓大姐还征求我老母亲的意见,说请陆大夫同总理到北京过年。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总理很尊重我老母亲的意见,所以我们全家非常感动,觉得我们家里做喜事一样的,喜事临门,非常激动,又高兴,又感谢总理的为人。

于是年前我就跟了总理一起去了北京。总理有专列,路上还安排我一个人一个房间,一路过去,经过上海、苏州、无锡各停留一天后,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旧早上为总理换药与痔合处理,吃饭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到了年关接近的时候,要过春节了,总理交代秘书,打电话到杭州,把我爱人接过来,一起在北京过春节。我爱人到了北京以后,总理也接待了我两个人,夜里亲自点菜,招待我们两夫妻。当时他点的菜,有些我们从没吃过啊,比如那个黑米粥,我不晓得米还有黑的,可烧成粥的,我毕生还是第一次吃到黑米粥,当时冬天北京很冷啊,里面当然有暖气,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别惊奇。这个黑米粥哪里来的呢,是四川那边出产的黑米。还有新疆带过来的哈密瓜,我也没吃过,我只晓得有哈密瓜,也没尝到这个味道,也没有看到过。当时是冬天,都是使我非常新奇的,一个小医生能吃到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容易,而且还是总理亲自点菜。

在北京的时候,一般晚上总理会都叫秘书——那个秘书姓成,成功的成,成元功,又是秘书,又是卫队长,他是保卫总理的——叫他每天晚上安排送我到人民大会堂小剧场,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小剧场,总理喜欢看京戏,也送我去看看。他一般工作好了来,要迟一点。有时候小剧场会演爱国主义的话剧,内容都很好的,叫我去看。而且第二天早上换药换好了以后,总理还会问我,你看了这个剧本有什么感想。我说我看了以后,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太好了,很生动,演的非常生动。当时这些剧本选出来首先要在小礼堂演,领导人看过以后才好经过审查批准,才对外面演,所以演的都是很精彩的。这样我每次看过表演后,上午为总理治疗,都要向总理汇报我个人的感受。另外一次呢,总理又安排我夫妻两个人,安排车子送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去看看,看看这个雄伟建筑。当时邓大姐说,这样吧,把我的车子让陆大夫夫妇两个人去,我同总理拼拼(车)好了,去上班我同总理拼拼,免得再麻烦车队里又安排。在十三陵的时候,那个司机特地给我们拍了照片。总理对我这样信任,这样爱护,真是感受深切的。又有一次,总理晓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邓大姐一起,跟我们夫妇俩专门拍了照片。总理有个专门的摄影师。在杭州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同总理拍过,总理对我非常爱护。

平时我同总理接触比较多,每一天早上九点多就去,等总理起来。总理夜里总要工作到两点多钟,早上十点多才起来,起来洗澡。等他洗好了,我们再去为他治疗。跟他接触的时候,看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衣服,作为总理,我想总是应该穿新的,但是他不是这样,他的衬衫,好补的总要补一补,这个也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能看见,平时谁看见呀。比如他要去接见外宾了,才带好的手表,一个金表,平时在家里都是戴普通的表。这些都说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节约的,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的。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是我们接触,我看在眼里的,外面是想不到这种事情的,说明总理真是鞠躬尽瘁啊,为国家、治理国家,一心一意的,所以我们想我们国家有老一辈的,这样的领导人把国家创建好,我们国家强大了,中华民族复兴了,以后我们才能享福。

我还想起来,北京回来以前,总理请我们吃了饭以后,邓大姐提出来,这段时间的粮票要我们收回去的,当时我们国家吃粮食都要定量的,我们当时带去一些全国粮票,吃多少天就交给他们多少的粮票。走的时候,邓大姐还拿出了工分券,当时买东西都要工分券的,是国家发的,每个人定量发多少,比如说每个人买几尺布啊,当时我们国家建国不久,物资还比较缺乏。她拿出工分券,拿给我爱人,说你要回杭州了,买点礼物,买点实用的东西带回去。所以邓大姐想到了,我们没有带工分券,粮票是随身带的,吃一顿是要粮票的。走之前还送我的礼物啊,邓大姐把她参加国际妇女节的时候,会上发的一条围巾,作为礼物送给我爱人。总理东欧访问带回来的一个工艺盆子,也送我做纪念。这些都是小的事情,说明细微之处显他的为人啊,关怀爱护真是感人心扉的,总理、邓大姐的情谊使我永远怀念。

(口述者陆琦,1956年11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陆琦教授今年已98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痔科(肛肠外科前身)创始人,也是我国痔科事业的开拓者,对我国痔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整理:朱敬平 陈淑莹)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8/0411/995651.shtml